每次台灣發生重大事故，政府或相關組織就會提到「究責」。台灣的媒體也非常高興地跟著大喊「究責」。

在台灣的傳統組織工作的人多少都會害怕「究責」。記得以前當兵的時候，部隊的長官在文件上簽名時，都會提心吊膽。長官提心吊膽不是因為做錯了事，而是擔心簽了名的文件之後有可能變成「檢討會」中遭受鬥爭的把柄。我有一位朋友在台灣某傳統大企業工作。有一次友人的部門的一名年輕員工工作時發生疏失。友人沒有隱瞞問題，主動誠實向上呈報，但是友人卻反而在公司的會議中遭到批鬥。所以在台灣的傳統組織中，就算沒有犯錯、就算做事踏實誠懇，還是要面對究責的恐怖。

傳統組織究責的結果，就是有人辭職、有人受到處分、有人遭到惡性鬥爭。究責到最後，剷掉的是人，而不是根源的問題。結果究責實質上淪為鬥爭懲罰某個人的手段，而不是確實解決問題的方法。反而是很多害怕究責的人，會採取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態度，如果出了狀況，就隱瞞問題，這樣可以過得平安。惡質的人則可能把問題推給弱者。這就是究責的文化。

日本也有很多用恐怖手法管理的傳統組織，例如公務機關及一些傳統的大企業等。公務機關是只有扣分，幾乎沒有加分機會的組織。公務員如果工作發生疏失，有可能會影響到整個職業生涯。有些公務員擔心發生疏失會影響到人生，所以會隱瞞問題。以前日本媒體在報導日本警察的內部醜聞時，發現警察隱瞞問題的一大原因是懲罰型的制度讓他們不敢誠實呈報自己的疏失。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日本的學校。以前日本的教育行政的觀念是「校園發生欺凌事件是異常現象，是校長營運能力不足及老師怠墮的結果」。當學校發生欺凌事件時，校長或老師會因為恐懼懲罰型的制度而隱瞞問題，結果這反而造成了很多校園悲劇。後來日本的教育行政改變做法，承認校園欺凌問題是每個學校都可能發生的問題，並鼓勵學校呈報問題。這才稍微改變了日本學校處理欺凌事件的態度。

2005年4月25日，JR西日本的福知山線發生了列車出軌撞上大樓造成多人死傷的悲慘事故。列車在事故之前，因為靠站停車不順利而發生延遲。當時JR西日本在處理列車工作人員晚點缺失時，並不是強化員工的職場技能訓練，而是羞辱員工、罰員工抄寫公司規則、罰員工做雜務等，讓員工心生恐懼。以前曾經有人因為這種恐怖懲罰而被逼到自殺。福知山線事故的一大原因就是列車駕駛害怕遭到公司的恐怖制度的懲罰，所以就加快車速來趕時間，最後釀成大禍。

嚴厲的懲罰制度可以抑制故意型的惡質取巧行為。因為惡質取巧的人會計算利益，如果要付出的代價太大，就不會亂來。但是很多人犯錯並不是故意，而是不小心的疏失。人會發生疏失，是因為人本來就不完美。沒有犯錯意圖的人做事時都可能發生疏失。如果在疲勞狀態下工作，發生疏失的可能性會更高。嚴厲的懲罰制度對這種非故意型的人為錯誤不但沒抑制效果，甚至反而會讓做事的人感到恐懼和不安。特別是越認真的人越容易受到影響。恐懼和不安會降低人的集中力，提高犯錯的機率。由於犯錯後誠實的人反而會受到嚴厲的制裁，所以懲罰制度本身會誘使人隱瞞疏失。

如果JR西日本沒有恐怖的管理制度，福知山線的事故可能根本不會發生。由於很多日本人受夠了日本社會中種種不合理的恐怖管理制度，所以JR西日本的懲罰型的恐怖管理制度遭到社會批判，日本國會也相當關注這種問題。

在日本，很多大事件的處理方式就像台灣一樣，用究責的名義鬥爭。只要剷掉一些人，事情就算平息。不過福知山線事故的例子中，受害者和JR西日本協議，同意不追究JR西日本的責任。受害者想追究的是事件真相，想知道事故的根源到底是哪些環節有問題，然後和JR西日本共同討論出解決問題的方法，來避免將來悲劇重演。

受害者不追究責任，並不是原諒JR西日本，而是受害者知道「究責」可能會讓JR西日本採取自保的防衛措施，隱瞞問題。本來福知山線事故的原因是企業組織的問題，而非個人的問題。如果過度執著「究責」的話，組織可能會繼續把責任推給個人來平息問題。這樣事情只會原地踏步，受害者可能永遠也無法得知真相。

由於受害者同意不追究責任，所以JR西日本敢公布資料，讓大家一起討論運輸安全和企業制度的問題。在受害者和JR西日本多次討論下，JR西日本有機會發現自己企業內部的種種問題，也和被害者討論出了很多防止事故再度發生的方案。JR西日本不再把問題推給員工個人，而是把問題視為企業組織失調的結果。然後不再用恐怖的懲罰方式處理非故意的個人疏失，而是從改善職場團隊作業的溝通環境來避免疏失。

日本的究責文化是源自日本刑法。日本的刑法在設計上只能追究個人責任。如果事件的根源是組織造成，刑法無法制裁組織，只能制裁組織中的個人。組織為了自保，就會把責任推給個人。

福知山線事故之後，日本開始思考如何整備制度避免組織的責任問題落到個人身上，也開始思考怎麼設計「不會妨礙解開問題真相」的究責制度。

雖然目前還沒有明確的結果，但是從改善舊有的「究責」文化的角度來看，日本算是邁出了一步。

去年和前年，我寫了幾篇關於日本公共場所華文標示用字問題的文章。文章發表後，網路上有人認為，日本很多地方的華文標示或資訊只有簡體字，是因為到日本玩的中國觀光客非常多，這是無可奈何的必然結果。

到日本旅遊的中國觀光客多到什麼程度，可以從最近十幾年間日本政府觀光局的統計看出端倪。

日本政府觀光局從2004年開始實施比較精確的入境觀光客人數統計。從統計開始到2017年為止，日本的主要外國觀光客族群變化如下：

訪日主要外國觀光客人數（2004年～2017年）

訪日主要外國觀光客比率（2004年～2017年）

上面兩張圖列出了2004年～2017年到日本觀光的台灣、香港、韓國、中國的遊客人數及比率變化。到日本觀光的外國遊客當然不只是來自這些個地方，不過目前台、港、韓、中是日本入境觀光的主要四個族群。

日本政府當初開始統計入境觀光客人數時，最大的兩個觀光客族群是台灣人和韓國人。一直到2013年為止，台灣人和韓國人佔了日本入境觀光客的半數以上。中國觀光客在2004年當時，不能說少，但是無法和台灣、香港、韓國的人數相比。中國觀光客是在2009年才明顯超越香港。但是從總人口來看，在2009年之前, 大部分中國民眾很少有到日本觀光的機會。到日本玩的中國遊客是到2015年才超越了台灣和韓國，但是在2017年又被韓國超過了。從圖中也可以得知，中國觀光客雖然有增加，但是台灣、香港、韓國的遊客也一樣在增加。

到日本玩的中國觀光客的確很多，但是沒有多到特別突出的程度。如果日本是依照觀光客多寡來整備外語資訊，那麼以前日本公共場所的華文觀光資訊應該是用台灣和香港的傳統漢字。因為以前赴日觀光的最大華文族群是來自傳統漢字圈。不過現實並不是這樣。我在2000年代前半在日本看到的公共場所的華文標示或觀光資訊，大多只有簡體字。當時比較讓我印象深刻的是札幌車站一帶的華文標示，因為那裡用的不是簡體字，而是當時比較少見的傳統漢字。顯然當時北海道已經有研究入境觀光客的族群與需求。

現在到日本玩的中國觀光客雖然比台灣人多，不過從文字圈的觀光客人數來看，簡體字的實質需求未必大於傳統漢字。

訪日主要外國觀光客人數（文字圈別）（2004年～2017年）

訪日主要外國觀光客比率（文字圈別）（2004年～2017年）

從上面的圖可以得知，即使是最近的2017年，赴日觀光的外國遊客中，傳統漢字圈的遊客還是多於簡體字圈的遊客。

訪日主要外國觀光客人數（2017/1～2018/5）

從最近十幾個月間的詳細的數據變化可以得知簡體字圈的中國遊客並沒有明顯多於傳統漢字圈的台港遊客。到日本玩的中國遊客的確很多，但是沒有多到要讓日本獨厚簡體字，忽略傳統漢字。如果簡體字圈的遊客人數多到不該輕忽，那麼傳統漢字圈的遊客也不該輕忽。因為到2017年為止，到日本觀光的傳統漢字圈遊客一直比簡體字圈遊客多。網路上的「因為中國觀光客特別多，所以日本的簡體字資訊比較多」的說法顯然並非事實。

今後到日本玩的中國遊客當然還是可能增加，但是台灣、香港的遊客也可能增加，其他國家的遊客也都可能增加。雖然到日本觀光的外國人變多了，不過目前日本的住宿設施已經接近飽和。所以今後就算外國觀光客增加，比率上發生劇變的可能性不高。

◆◆◆

我的工作之一是在東京的某個門戶地區的觀光服務檯提供遊客觀光資訊。就實際的現場經驗來看，目前來觀光服務檯問問題的台灣人和香港人大約是中國人的三到四倍。如果把範圍縮小到「索取觀光資料的人」的話，台灣人和香港人大約是中國人的十倍。中國人到觀光服務台大多不是索取觀光資料，而是問去機場要到哪裡搭車。

到日本玩的中國觀光客並不少，但是實際上利用日本當地的觀光服務檯的中國人並不多。這是因為目前中國遊客大多還是參加旅行團，一出機場就被遊覽車接走了。自由行的中國遊客則有「專業的同胞」到機場個別接應。旅行團的遊客的行動是由旅行團控制，自由行的遊客則是由當地「專業的同胞」專人照料，甚至還有專車接送、專人導覽。雖然他們是到日本旅遊，但是不論是跟團或自由行，大多還是在自己的同胞圈子內。只有少數不依賴同胞的人，才會來觀光服務檯要資料。結果日本公共場所整備的簡體字資訊對大部分的中國遊客並沒有發揮功能。

相較之下，台灣和香港的自由行遊客真的是自由行。很多人已經到日本旅遊多次，想要深入探索日本，所以會在日本當地蒐集資訊。所以我在職場遇到的索取觀光資料的台灣人和香港人遠多於中國人。

不過遺憾的是，我的職場的主要外語觀光地圖中，華文地圖只有簡體字版的而已。每次有台灣或香港遊客向我索取華文觀光地圖時，我心裡頭都會帶著歉意。

我自己曾經寫過意見書給我的觀光服務檯的營運主管單位，到目前為止一共寫過三次，每次都是開會時面對面提出，而且還特別花時間解說。我的意見書寫得相當小心嚴謹，引用的數據也很明確，所以上面的觀光行政主管也沒有能力反駁。幾個月之前，有職員告訴我，傳統漢字版的觀光資料有在著手製作。不過到我寫這篇文章的現在，還沒有接到任何後續的消息。

主管單位當初沒有製作傳統漢字版的觀光地圖，原因就是知識不足。上面的主管人員是在我提出意見書之後，才驚覺世界上的漢字除了日本漢字和中國漢字以外，還有傳統漢字。在我提出意見書之前，他們真的以為台灣和香港的遊客看到日本準備的簡體字資訊會覺得非常溫馨。這就是現實中的日本觀光行政人員的文化知識。他們只製作簡體字版觀光地圖，並不是因為中國觀光客多，而是沒有研究實際的現狀，就只是「憑直覺」做事。如此而已。

我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也看過多次東京都的觀光調查人員來找遊客填寫問卷，蒐集遊客的意見感想。東京都在做觀光問卷調查時，有確實準備兩種華文版本的問卷，這一點讓我有點欣慰。不過調查人員都是打工的人，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兩種文字版本的問卷要怎麼區別使用。我也看過很混的調查人員，明明有很多機會找遊客填問卷，但是就是不主動上前招呼，只是發呆看著遊客一個一個走過去，結果一整天的業績掛零（同一天，來觀光服務檯問問題的遊客超過百人）。

其實，我在日本遇到的多數日本人都沒有關於鄰近國家的文化知識。這種事並不是現在才有，而是很早以前就是這樣。日本的時事解說專家池上彰就曾經在著書中感歎，1996年台海飛彈危機時，很多日本人不知道為什麼台灣和中國的關係不好，就連很多日本媒體記者也不知道怎麼一回事。

我自己遇過一名日本某大報紙的退休記者，這位記者曾經在報紙上連載過漢字專題報導，走訪過中國、台灣，而且報導的篇幅還相當大。不過實際一談，我發現對方沒有國際關係以及文化的基本知識。真正的現實就只是去國外照幾張照片，然後用一知半解的知識寫專題而已。那位退休記者本來想向我表達日本人對漢字的熱情，不過談到最後，他發現自己講的很多事情都充滿矛盾。那位退休記者顯然是誤把自己的願望當成了事實。

日本很多地方的公共設施沒有整備台灣和香港使用的傳統漢字，就只是因為日本人的知識不足，不了解自己的鄰近國家的現狀，而且以為世界上的漢字只有日本漢字和簡體字兩種而已。即使是學過中文的日本人也可能不知道世界上的漢字種類和國際關係的問題。因為他們在學中文時，他們的中文老師不會告訴他們華文的文字不只一種。這些中文老師可能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也可能是有知識但是卻不想講。

我在日本也曾經遇過旅行社的人員在服務台灣遊客時，用「早上好」打招呼。他們的中文老師可能也沒有告訴他們：「早上好」只適用於中國。

在過去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在日本教中文的人可能也不知道漢字圈觀光客最大的文字需求不是簡體字，而是傳統漢字。日本的翻譯、廣告業者恐怕也不知道這些事實。結果公家單位和民間業者在知識不足下，忽略了真正的需求，糊裡糊塗地隨便製作了簡體字公共標示或觀光資訊，造就了現在日本公共場所的華文標示及旅遊資訊的問題現狀。這種文字文化問題，如果當事者自己不努力發聲，日本人可能會「憑直覺」把台灣和香港直接歸類為簡體字文化圈的一方。

日本的一些寵物相關的保險業者每年會公布日本的寵物狗貓的名字排行。每年排行都會變動，每家業者統計的排行也都不太一樣，不過還是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幫寵物取名字的習慣。

最近10年間，日本的比較流行的寵物名字如下：

＜中性型＞
ココ（KOKO）：日本人聽到這個名字會聯想到椰子（coconut）或可可亞。
チョコ（CHOKO）：巧克力的簡稱。
マロン（MARON）：栗子（marron）。
モカ（MOKA）：摩卡咖啡。
モコ（MOKO）：取自日語的「モコモコ」（外表看起來軟綿綿、有彈性的樣子）。

＜男生型＞
ソラ（SORA）：天空。
レオ（REO）：獅子（LEO）。
コタロウ（KOTAROU）：小太郎／虎太郎。

＜女生型＞
モモ（MOMO）：桃子。
ハナ（HANA）：花。
サクラ（SAKURA）：櫻花。

＜女生型（貓）＞
リン（RIN）：普通的女性名字。
メイ（MEI）：普通的女性名字（《龍貓》電影中的小妹妹的名字）。

這些名字的共通特徵就是發音簡單。男生型的名字比較陽剛，其他的名字聽起來比較可愛。除了「リン」和「メイ」以外，其他名字在貓狗都很常見。

中性型的名字在最近10年間一直是排行榜前段的常客，而且都和外來語、食物有關。從中性型的名字可以隱約看出日本人感性中的食物和可愛的關係。外來語則可以營造時髦的氣氛。女生型的常見寵物名字主要都是日本固有的和語詞彙，其實不少日本女性的名字當中也帶有這些要素。至於「リン」和「メイ」是相對比較新一代的日本女性的名字。這可能和貓的主人的命名感性有關。

日本的人名大多會用到漢字，日本的寵物名字當然也可能用到漢字。例如有些主人幫寵物取名「ソラ」時，可能會配上「空」的漢字。「レオ」則可能配成「獅王」。「コタロウ」（小太郎／虎太郎）在取名時，本身就有意識到漢字表現。不過寵物的名字主要是用來叫的，不是用來寫的，所以多數寵物的名字還是沒有漢字。

寵物的名字和人的名字一樣，會隨時代文化改變。貓在很早以前就融入了日本庶民生活。江戶時代比較流行的貓的名字包括「タマ」（TAMA）、「ミケ」（MIKE）等。「タマ」是指圓圓的東西，「ミケ」則是指黑白黃三色的毛色的貓，可以寫成「三毛」。之後，歐美人把寵物狗引進日本。有些假說指出，明治時代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在談自己的寵物狗時，有用到petit（可愛）、spotty（斑點）這些詞。當時不懂外語的日本人誤以為這是狗的名字，於是就模仿這些詞的音，造出了「ポチ」（POCHI）這個名字。結果之後日本人開始養狗時就流行把自己家的狗取名叫「ポチ」。由於以前日本人覺得養狗是西洋化的時髦休閒，所以以前也有不少日本人在幫狗取名字時，會用普通的英文名字。例如「ジョン」（＝John）或「テリー」（＝Terry）。

當養寵物變成大眾文化時，寵物狗的名字就出現了日本風格的名字，例如「タロウ」（TAROU，太郎）、「シロ」（SHIRO，意思相當於「小白」）等。貓狗共通的常見名字則有「チビ」（CHIBI，意思相當於「小小」、「小可愛」）。外來語深入大眾生活時，有些日本人會把狗取名叫「ラッキー」（LUCKY）。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覺得貓的叫聲很可愛，所以有些人會把貓取名叫「ミー」（MI～，咪）或「ミミ」（MIMI，咪咪）。不過江戶明治時代的傳統寵物命名文化依然影響現在的日本人。

現在很多日本人印象中最有代表性的貓的名字是「タマ」（TAMA），最有代表性的狗的名字是「ポチ」（POCHI）。現在日本人幫自己的貓取名叫「タマ」、幫自己的狗取名叫「ポチ」，一點也不奇怪。上述的「タロウ」、「シロ」、「チビ」、「ラッキー」、「ミー」、「ミミ」到現在也依然健在。只是新時代名字比較時髦，壓過了傳統的舊名字。

日本的寵物名字的文化影響的不只是養寵物的人。在政治議題上也看得到這種文化的要素。現在日本的左派激進人士在謾罵親美主張或對美協調的人時，常常會用「アメリカのポチ」，意思就是美國的忠狗。從這種謾罵方式不是最近才有，而是從以前就有。因為日本的左派從以前就一直反美。從這種謾罵方式不但可以看到日本的寵物名字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左派激進人士的對寵物名字的認知，以及他們的動物權的意識。

最近，日本社會接連爆發了傳統組織的醜聞。

2018年3月，女子自由式摔跤選手伊調馨告發摔跤協會的高層人員濫權、施加精神暴力。
2018年4月，相撲協會的人員試圖把實施急救中的女性救護人員趕下土俵。
2018年5月，日本大學的美式足球部的教練團逼迫學生在比賽中施暴弄傷對方選手，讓對方的選手無法比賽。之後又日本大學又用恐嚇手法對相關學生施壓封口。
2018年7月，東京地檢在調查東京醫科大學的賄賂事件時，發現東京醫大招生時偷改考生成績，壓低女性考生的成績，甚至幫校友的子女考生加分。同月，日本拳擊連盟遭人告發擅自挪用日本運動振興中心發放的補助金、操控比賽判定，而且事後也有內部施壓封口的情形。

這些醜聞發生在相撲界、體育界，以及醫界。這些發生醜聞的業界的特徵就是組織封閉，而且還保有傳統的師父徒弟或學長學弟關係的階級權力構造。這種傳統組織上層的裁量權力非常大，大到上層的人可能會迷失在全能感的錯覺中。

對日本民眾而言，這些業界發生這些事一點也不意外。因為大家早就知道這些業界是這樣。這些業界雖然不是日本社會的全部，但是日本社會還有很多部分留有這種舊時代的組織文化。不屬於這些業界的日本人，在學生時代如果有過參加運動社團，就會見識到類似的狀況。沒參加過運動社團的人在打工或畢業出社會後，也可能會見識到類似的狀況，只是可能沒有上述的傳統組織那麼嚴重。

今後日本的這些傳統組織依然可能出狀況。因為這些傳統組織的構造和一些掌握大權的高層人員的觀念已經和現代社會脫節。不過由於這些傳統組織非常封閉，大部分的組織成員從年輕時就接受了服從權威的訓練，而且思想也可能和權威階級組織的親合性相當高。所以這些傳統組織今後還是會繼續存在，這種封閉的組織構造會繼續保護這些和現代社會觀念格格不入的成員。

日本社會一直有「忍耐／服從＝美德」的觀念。受到不合理對待的人如果公開表達自己的主張，會遭受「沒有抗壓性＝無能」、「不服從＝反社會」的攻擊。有不少台灣人喜歡說日本人團結，甚至羨慕日本人團結。其實真正的現實是日本社會有某種力量讓日本人為了保身而依附權力、不敢表達自己的意見、不敢講真話。團結的背後其實是無形的壓抑與恐懼。這樣的文化背景也是讓傳統權力支配構造延命的幫凶。

在這些醜聞中，我個人比較關注的是東京醫科大學的醜聞。

東京醫科大學在招生時，幫文部科學省的官員的小孩開了入學後門。之後又被查出在招生時有其他放水行為。學校會暗中幫校友的子女考生加分，然後對女性考生一律扣分（不過校友或權貴的女兒可能不會被扣分）。

東京醫科大學對女性考生扣分的理由是女醫將來可能會懷孕生子，醫院無法毫無顧忌地運用女醫人力。所以就用操弄成績的手法來阻止女學生入學。簡單地說，就是日本的醫界覺得女醫不易壓搾，所以不希望女性進入醫界。

其實東京醫科大學不只是操弄女性考生的成績，就連重考生的成績也有被操弄。當媒體報出消息後，日本的網路上當然出現批判的聲音。除了批判的聲音以外，也有不少人指出，暗中排除女性考生和重考生是日本的大學醫學部的傳統潛規則，東京醫科大學只是冰山的一角。東京醫科大學只是運氣差，因為別的事件的關係才被查到。

我會關注這個新聞，是因為我當初到日本留學時就是想攻讀醫學。我的台灣的大學時代的一名同學和我志趣相同。那位友人到日本留學後，成功考上了某國立大學的醫學部，現在已經當上了醫師。我則是失敗了。

我和友人不同的地方是考試時的年齡差了三歲。因為我準備留學時並不順利，比友人晚了幾年才到日本。不過我得到友人的大力支援，得到了很多其他留學生得不到的相關資訊和寶貴經驗，我也對自己的日本留學試驗成績也相當有自信。但是最後的結果卻是全滅。

連續兩年面試了十幾間學校的醫學部，結果就是全滅。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友人也相當錯愕。我只能告訴自己：自己的成績沒有到「完美」的境界，考不上是自己的實力不足。

這次看到東京醫科大學的招生醜聞的相關報導。日本的醫學教育不但刻意排除女性，也刻意排除年齡較高的考生。有報導指出，日本的醫學教育刻意排除年齡較高的考生，是因為年齡較高的人的獨立志向比較強，留在大學醫院的機會比較少。簡單地說，就是不易壓搾。我比友人晚了幾年到日本留學，晚了幾年很有可能就是報考醫學部時的致命傷。

其實不只是醫界，日本的很多企業在招募員工時，也不希望年齡比較大的人應徵。原因之一是擔心年齡比較大的人進公司後，會打亂公司內部的支配構造。這些組織想要的是容易支配控制的人，而不是成熟的人。

回想以前醫學部的面試，其實也有不少怪怪的地方。當初我以為日本的大學醫學部教授會關心我在台灣的大學的主修領域，也會關心我在台灣的醫院做的研究工作內容。因為這是我和其他考生不同的地方。不過大部分的學校的面試教授其實根本沒有看考生的報名資料，面試內容大多沒有鑑別力的形式化問題。我和其他參加面試的中國的留學生交換情報時，有中國留學生非常不甘心地指出，某些大學的醫學部其實和中國的特定高中有協定，實質上只會收協定校的畢業生。雖然這只是中國留學生之間的傳聞，不過從中國留學生那裡得到的錄取情報來看，並不是不可能。不論傳聞是真是假，我的失敗是不變的事實。

連續兩年挑戰醫學部的結果全滅，我當然非常沮喪。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金錢、勞力。後來在幾名友人鼓勵下，我找到了自己感興趣的領域（＝人文），順利進入日本的大學就讀，學到了很多充實的知識，才從失敗的陰霾中走出。這已經是十多年前的事了。

醫學部招生時篩選性別、篩選年齡、篩選家世，一點也不特別。日本某些地方的醫院甚至不能擅自僱用醫師，必須接受當地醫學部教授指派的「弟子」。對地方醫院而言，當地的醫學部教授是得罪不起的人。這些地方的醫學部學生畢業後如果自己沒有能力開業，就要受教授的支配。這種權力支配構造就和摔跤協會、日大美式足球部、拳擊連盟差不多。這樣的業界拒絕了我，對我而言或許是一種幸運。

日本社會爆發這些傳統組織的醜聞，其實是一種進步。因為同樣的事情在十幾二十年前，日本民眾不會覺得這樣子不妥。就是因為日本社會的觀念已經和十幾二十年前不同了，所以這些傳統組織的事情才會變成醜聞。不過由於這些封閉的傳統組織的高層的思想及倫理觀是在二三十年，甚至三四十年前就已經定型，而且組織的權力集中、握有相當的既得權利。這些傳統組織在死守自己的利與權時，當然會用他們覺得理所當然的傳統方法。今後這種傳統的權力支配構造當然會繼續存在。

這個時代的觀念變化越來越快，其實不只是日本，很多想要接受新觀念的社會，都會面對舊觀念勢力的抵抗。而且舊觀念勢力往往支配力比較大、而且掌握了相當的既得利益。所以社會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阻力。在重視包容和多元化的時代，舊觀念世代的人不在乎包容，也不在乎用暴力鬥爭的手段來確保自己的利益。相較之下，新觀念世代如果用了鬥爭、排他性的手法來改變社會，會發生自我否定的矛盾問題，也會影響到推動新觀念的正當性。由於著力點不平等，所以改變社會相當不容易，必須要有長期努力的覺悟。而且在長期努力還沒成功時，時代的新觀念可能又變了。

台湾スイーツというといろいろある気がしないでもないけど、
個人的に好きで外せないのは、やっぱり伝統的なこのゼリーだと思うんだ。

これ「愛玉」とか「愛玉子」いうらしいけど、
日本語ではあいぎょく？あいぎょくし？という読み方でいいのかな。
台湾国語での読み方は「ai4yv4」になるかな。

「オーギョーチ」と言う人もいるけど、それは台湾語で、その言い方は台湾人があまねく知っている言い方でもない気がしてる。
「愛玉」「愛玉子」の漢字がその読み方をするわけじゃなくて、漢字としては「薁蕘子」らしい。

この前、「愛玉」のゼリーミックスのようなものを入手しつくってみたので紹介するね。
これにはシードとシードを入れる布という、ゼリーミックスというのとはおよそ相入れない材料が入ってる。

つくり方は、布にシードのような材料を入れて、水の中でもみもみするだけ。

だんだんシードから何かエキスが出てるようなねばねばな感触もあり、
一定期間もみもみしているとだんだん何となく水の色が変化して、凝固してくる。
寒天とかゼラチンとは違う要因で固まるってことがわかった。
　
つくり方に書いてあるとおり、大体もみもみして１０分ぐらい。
多分それでゼリー完成になる。

材料となる水は、純水では固まりませんよとあったのが気になったので、
水道水を煮沸して冷ましたもので試してみようと思ったんだけど、
鍋で湯冷ましをつくったために、水面に若干の油が浮いてて……
水に油分が含まれると凝固に影響するらしいこともわかったから、
結局、何の芸もないんだけど、普通の浄水器を通していない水道水でやった。

このつくり方なら火も使わないし、凝固も早いから、
国際交流とか、児童の国際理解とか、活用場面がある気がする。
ただ、実はこれも写真的には成功しているんだけど、できばえはいまいちではある……

こういうの、台湾のお土産になるといいのにね。
植物検疫とか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ヌガーや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のようなカロリーが高いものだけじゃないのが欲しいと思い始めている。

日本的《民法》規定年滿20歲算成年。成年後，就可以獨自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不過也必須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這個成年規定是從1896年實施，用了超過100年。

日本在八世紀初制定的《大寶律令》有規定21歲（虛歲）是「正丁」。正丁要繳稅和服役，實質上就算是古代的成年人。不過古代日本朝廷在平安時代就漸漸失去支配力，律令制度變得有名無實，結果中世之後的日本的成年年齡是依各地的地方風俗而異。有些地方11歲就算成年，有些地方是17歲算成年。江戶時代的江戶男性大約是虛歲15歲算成年。

到了明治時代，明治政府在1876年公告日本人滿20歲算「丁年」，要繳稅和服役。這可能是參考古代日本朝廷律令的制度。之後，日本又引進了歐美的現代法制度，新整備的《民法》就規定了20歲算「成年」。

明治初期的「丁年」和之後日本《民法》的「成年」的年齡雖然都是20歲，不過兩者的概念不同。「丁年」是納稅和服役的年齡規定，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的法律規範。「成年」則是《民法》的規定。《民法》的本質是規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當初日本在整備現代法制度時，有參考歐美國家的法律制度。當時歐美國家的成年年齡大約是在21～25歲。對日本而言，這個年齡設定偏高，因為明治之前的江戶時代15歲就算大人。另一方面，當時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大約是42～44歲，歐美主要國家的平均壽命則是40後半～50前半，如果日本採用歐美的21～25歲成年的話，會影響到社會的生產力。結果設計日本《民法》的人考量了日本國情及現代的法制度和經濟制度，把日本的成年年齡設定成比歐美稍微低一點點的20歲。設定成20歲，也可以用古代的律令制度來說服日本大眾。

日本《民法》在1896年實施當初，成年年齡低於歐美國家。不過到了1970年代，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把成年年齡降到18歲。歐美國家降低成年年齡的原因很多，有些國家是為了讓成年年齡和徵兵年齡統一，有些國家則是社會制度成熟，國民會受社會制度保障，18歲的人可以不用依賴父母。由於當時日本沒有修改制度，所以1970年代之後，日本的成年年齡反而高於歐美的先進國家。這也影響到之後的日本社會發展。

1990年代，日本步入高齡社會，同時也面臨了少子化問題。老人增加和年輕人減少造成了日本的「老人民主主義」現象。「老人民主主義」是選民中的老人比例增加，造成老人的民意左右政治的現象。老人選民的比例增加，政治家在選舉時必須提出對老人有利的政策才有可能當選。政治家靠老人票當選後，國家政策就會過度偏重老人福利。由於社會的資源有限，當資源過度偏向老人，就意味著年輕世代的資源遭到擠壓。日本的20歲成年制度就是加速「老人民主主義」的推手之一。

日本在1945年把選舉權的年齡設定在20歲，是考量到和《民法》成年年齡的整合性。當初這個年齡設定沒有什麼問題，不過當日本的高中畢業生升大學的人數變多後，這個年齡設定實質上妨礙了日本的年輕世代關心政治。

本來，日本人在高中階段有機會學到日本的現代社會制度，多少還會對選舉和政治有好奇心。但是高中生不滿20歲，沒有選舉權，所以不能體驗制度。當這些學生上了大學後，學習重心轉向專業科目，結果就淡忘了高中時代養成的基礎公民意識。當這些學生滿20歲時，可能已經失去了對政治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日本很多大學生是遠離家鄉求學，回家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交通費不便宜。選舉的時候，這些在遠方大學求學的學生收不到投票通知，而且他們也感受不到特地花錢花時間回家鄉投票的直接利益。所以很多大學生會放棄投票的權利。這些學生從大學畢業時，實質上已經養成了放棄投票的習慣。本來日本已經有少子化的問題，漸漸成為少數派的年輕族群又放棄了自己的投票權利。結果最近20年間，日本國政選舉的20多歲的年輕世代的投票率大約只有60歲以上世代的一半左右。這就是日本的「老人民主主義」現象增幅的原因之一。

由於「老人民主主義」會扭曲社會發展，而且可能會影響日本修憲議論的健全性，所以日本國會在2007年整備修憲用的《國民投票法》時，把國民投票的年齡設定成18歲。由於一般日本人在高中畢業前一定會滿18歲，所以這個年齡設定可以讓日本的高中生有機會在高中時代就實踐投票權，讓日本的年輕世代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對日本而言，這個年齡設定不但可以擴大國民意見的母群體，也可以增加年輕世代的意見比重。由於日本的政治家都知道「老人民主主義」的問題，所以幾乎沒有政黨反對把國民投票的年齡設定成18歲。

《國民投票法》除了把投票年齡降到18歲以外，法條中還包含了在一定期限內必須處理《公職選舉法》和《民法》成年制度的年齡整合性的條項。結果2015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把選舉權年齡降到18歲，在翌年6月實施。201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民法》修正案，把成年年齡降到18歲，在2022年4月實施。

本來《國民投票法》、《公職選舉法》、《民法》彼此之間沒有直接的邏輯關係。不過日本整備了《國民投票法》後，實質上帶動了降低選舉權年齡和降低成年年齡的議論。讓日本社會開始關心年輕世代的需求與聲音。

成年年齡改成18歲，很多法律也要跟著調整。因為日本有很多法律是在「成年＝20歲」的前提下設定的。在這些法律當中，有些法律條文在設計時是針對成年人，但是法條卻是寫「20歲」。這些法律就必須在新的《民法》規定實施前修改。

例如日本的《國籍法》規定20歲之前有其他國家國籍的日本人在20歲後到22歲之前必須在日本籍和外國籍之間做選擇。這個法條本質上是用成年年齡當基準，當成年年齡變成18歲，《國籍法》的相關條文中的年齡就必須要修改。其他如《水先法》、《社會福祉法》等，都有類似的部分。

日本的法令規定未成年的人不能抽菸喝酒，也不能參加公營賭博（賽馬、賽艇、競輪、賽車）。在日本民眾的觀念中，抽菸、喝酒、參加公營賭博都是滿20歲之後才能做的事。不過成年年齡改變後，這些規定就會出現漏洞。日本國會議論的結果是，抽菸喝酒、公營賭博的年齡全部維持在20歲，這些相關法令規定不再用「未成年」的敘述。

除了修改相關法律以外，日本國會也花了很多時間議論消費契約問題。因為成年年齡降到18歲之後，可能會有惡質業者鎖定剛成年的年輕人簽不公平的消費契約。日本政府雖然開始把消費者教育納入高中教育內容，不過學校的上課時間有限，而且要教的東西太多，消費者教育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還是未知數。除了學校教育以外，實質上日本還沒有想到其他的對應措施。

本來日本人是在自己20歲生日的前一晚的12點成年，生日不同的人的成年時間會不一樣。不過新的成年規定是在2022年4月1日生效。新規定生效時，全日本所有18歲以上20歲以下的年輕人會在生效的一瞬間同時成年。由於這一年度的成年的人數會暴增，所以日本的各自治體在煩惱該怎麼舉辦2023年的成人式。

修改成年年齡，對社會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最近幾年，日本常常有關於今後10～20年間可能會消失的職業的話題。由於現在AI技術越來越進步，所以將來電腦有可能取代很多現存的職業。例如自動駕駛技術成熟後，電腦就可能取代鐵路和公路的車輛駕駛的工作。另外，電腦可以在一瞬間處理非常複雜的計算，而且幾乎不會出錯，所以銀行的業務員也可能被電腦取代。

這一類預測「可能會消失的職業」的報導非常多，每篇報導提到的職業都大同小異。這些「可能會消失的職業」的共通特徵就是「照著規則形式化作業」。

最近，有一部分報導把「翻譯」也列入「可能會消失的職業」。其實不只是媒體報導，有幾位我有在關注的日本社會評論家也認為今後「翻譯」這門工作可能會被電腦取代。他們的立論根據是AI技術越來越進步，IT企業可以透過網路蒐集龐大的文字資料，也可以透過聲控服務蒐集人類的語音資料。有了這些巨大資料，電腦在不久的將來就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哆啦A夢的翻譯蒟蒻不再是想像中的工具。

翻譯時不找專業的翻譯人員，直接用電腦自動翻譯。其實這不能算預測，因為是現實中早就存在的事實，而且是十年前就已經是事實了。至於「電腦在不久的將來可以理解人類的語言」，則只是一部分媒體和評論家的浪漫的想像而已。

我在2008年曾經寫過《自動翻譯機的浪漫》及《翻譯軟體的能力極限》兩篇文章，提到電腦的自動翻譯有很多缺陷。不過當時已經有很多人在用電腦的自動翻譯，儘管當時電腦翻出來的內容多半不像句子。

2018年的現在，電腦自動翻譯的品質明顯比10年前進步。10年前的自動翻譯翻出來的結果不像句子，現在的自動翻譯翻出來的結果比較像句子。不過電腦翻譯的基本原理還是和10年前一樣，就只是詞彙轉換和句子重組。只是以前的電腦是用文法規則來組句子，現在的電腦是參考大量語言範例來組句子。

由於目前這個世界上還沒有人想得出讓電腦理解人類語言的方法，所以開發翻譯系統的人做的不是讓電腦理解人類語言，而是用統計學的技術讓電腦參考大量例句，把轉換後的詞彙拼湊成比較自然的句子。所以現在電腦翻出來的句子比以前自然。不過詞彙轉換過程中必然會失真，如果原文夾帶了任何模糊語氣或暗示的話，翻譯的精度會更低。所以現在的電腦翻譯出來的句子的等級還是「僅供參考」。

今後20年，這個世界上恐怕還是造不出優質的自動翻譯系統。

2011年，日本的國立情報學研究所曾經推動了一個用AI技術讓電腦挑戰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的研究計畫。計畫的主題是「機器人進得了東大嗎」。具體而言就是動用目前最新的技術讓電腦去考大學入學考試的摸擬考。考試的方法是把模擬考題的資料輸入電腦，讓電腦回答，然後和其他參加模擬考的高中生比成績，推算出電腦大概可以考上什麼學校。

這個計畫動員了上百名專業人士。一半是大學的學者和研究生，一半是民間企業的研究員。這個計畫本來是10年計畫，不過做了5年就中止了。因為大家得到結論，確定目前最先進的技術無法讓電腦考上東大。再多做5年也不會變。

電腦參加大學入學考試的一大難關是電腦無法理解考題內容。技術人員要做的是教電腦從考題的文字種類及排列組合特徵來推論「考題可能在問什麼」，然後讓電腦湊答案。舉例來說，負責數學科的技術人員是研究數學考題的文字特徵，分類成幾何代數型、統計型、數列型考題，然後讓電腦從題目中的數字來湊出可能的答案。負責歷史科的技術人員則是讓電腦從考題的各選項的關鍵詞分析出題目可能的形態，然後再比對題目的特徵，把相關性最高的選項當作答案。只從關鍵詞來推論考題內容非常不容易，不過技術人員還是找到了高精度的推論方法，讓電腦在數學和歷史科得了高分。不過這種技術只適用於「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中的敘述比較形式化的考題」而已。國語和英語科的閱讀型考題的文章沒有固定的形式，無法從關鍵詞推論考題內容，而且閱讀測驗無法用計算或形式化的知識解題，所以電腦得不了高分。

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的國語科閱讀測驗的形式是讓考生看一篇文章。文章裡有幾段話的旁邊有畫線。考題就是問這幾段話的意義，然後讓考生四選一或五選一。由於電腦無法理解文章的意義，而且技術人員找不到有效的解題方法，所以最後負責國語科的技術人員是用計算文字量的方式讓電腦猜答案。具體而言就是計算文章中畫線句子中的文字種類及數量，以及該句子前一個段落中的文字種類及數量，當作參考基準。然後再計算各選項中的文字種類及數量，和參考基準比較。作答時就是讓電腦選和數值最接近參考基準的選項。這種解題方法實質上和占卜差不多。不過這一招讓電腦的猜答案的正確率達到五成。這個方法是技術團隊試過的所有方法中得分最高的方法。不過因為本質上是猜答案，所以不論怎麼改良，成績永遠停留在猜答案的水準。

英語科考試中，英語科的技術人員一開始是給電腦3300萬個英文例句資料。電腦在練習考古題時，英文句子重組問題的答題正確率達到八成。不過實際考摸擬考時，由於題目加了一點變化，電腦無法應付，結果三題中只答對一題。正確率掉到三成三。之後，技術人員把英文例句資料加到19億個，這時候電腦才能答對大部分的英文句子重組問題。也就是說，19億個英文句子的範例資料可以讓電腦造出比較正常的句子。不過遇到英文會話測驗時，電腦的答題正確率就落到四成。後來技術人員又把英文例句資料提升到150億個，還讓電腦深層學習，狀況還是沒有明顯改善。研究團隊證明了巨大資料和深層學習在處理語言資料時並非萬能，無法讓電腦理解語言的意義。

這個計畫在推動當初，曾經有某個單位想贊助超級電腦。不過這個計畫的技術團隊本身有很多頂尖的電腦專家，他們知道超級電腦不是萬能的工具。技術團隊用的伺服器如果遇到解不開的考題的話，就算改用超級電腦，還是一樣解不開。所以電腦在答題時沒有動用超級電腦。

「機器人進得了東大嗎」的研究團隊在計畫的第5年就確信現在的最新AI技術無法讓電腦考上東大。這不是失敗，而是成功。因為參加這個計畫的所有工作人員從一開始就不認為現在的最新AI技術能讓電腦考上東大。這個計畫的本質只是想確認目前最新的AI技術能讓電腦在日本的大學入學考試考到什麼水準。

雖然電腦考不上東大，而且目前的技術再發展二十年可能還是無法讓電腦考上東大，不過「機器人進得了東大嗎」的計畫中止時，電腦的成績有達到日本的中堅層大學的入學水準。

在計畫中止前，日本的媒體在報導相關消息時，幾乎全部都是在談AI技術非常先進，先進到準備要挑戰東大。研究團隊發表電腦的考試結果時，媒體則輕描淡寫提到電腦還不擅長閱讀測驗。這種報導讓不少日本大眾誤解了現實的AI技術。結果一些媒體和社會評論家誤以為過幾年AI技術可能會克服問題，電腦的翻譯會越來越精確。

其實真正的事實不是「電腦還不擅長閱讀測驗」，而是目前電腦根本無法理解人類的語言。

翻譯是把某種語言表達的內容轉換成另一種語言，而且在轉換過程中要努力不讓意義失真，要儘可能讓接收意義的人能理解發話者的原意。所以從事翻譯工作最基本的條件是理解語言、理解意義，而且要能妥善表達。

由於電腦無法理解人類的語言，所以電腦在翻譯時根本不知道原文的意義，當然也不知道翻譯出來的句子的意義，而且在兩種語言的詞彙轉換過程中一定會發生失真。不過現實中，很多從事翻譯的人其實對外語一知半解，自己的母語表達也一塌糊塗。舉例來說，台灣很多翻譯書中雖然印的是中文，不過句子根本不像句子，譯者本身可能也沒讀懂原文。而且這樣的書還不少，而且遍及娛樂、文學、學術領域。拿這些翻譯書和10年前的電腦翻譯的句子相比，水準其實不會差太多。由於現在的電腦翻出來的句子比較像句子，所以那些沒看懂原文，而且連自己的母語都無法適切表達的翻譯人員就有可能被電腦取代。因為電腦造出來的句子看起來比較正常。

如果想做翻譯工作，又不想輸給電腦，方法其實很單純。就是把自己的母語及外語學好，要能確實看懂或聽懂外語的資訊，然後要能清楚適切地表達意思。

今後幾十年，在語言理解領域，人類只要努力還是可以贏過電腦。不過翻譯業界還是會被電腦侵蝕。因為很多人不知道電腦無法理解人類的語言。很多人以為電腦翻譯是電腦萬能，能理解人類語言的結果。這種大眾觀念就可能讓電腦取代人類。

以日本為例，現在日本很多店家為了吸引外國人觀光客消費，有準備各種外語標示。不過大部分的外語標示是由電腦自動翻譯。因為店家覺得這種事情交給萬能的電腦就可以了，而且不用花錢。雖然現在電腦自動翻譯的結果比較像句子，不過大前題是原文必須清楚完整。很多店家設計標示時用的原文可能是過度省略的日語口語，由於結構不完整，電腦當然翻不出像樣的內容。就算標示內容是完整的文章，如果原文寫得太爛，或是用了一堆非常偏門的專業術語，電腦還是會翻得一塌糊塗。有不少到日本觀光的台灣人可能曾經在很多地方看過一堆莫名其妙的中文標示，這就是日本人把自己平常用的母語丟給電腦翻譯的結果。這反映了很多日本人連自己的母語都無法妥善表達。

無法妥善表達自己的語言，並不是日本獨有的問題。台灣的狀況恐怕更嚴重。在日本，網路上還可以找得到很多解析日語的資訊。例如把一些比較難懂的文章或法律條文地解析成易懂、明確的日常日語。這表示還有不少日本人關心自己的語言，也關心自己國家的法律制度。台灣的網路上很難找到這一類的資訊。台灣的網路上雖然找得到古文翻譯成白話文的資訊，但是沒有人知道這些翻譯文的根據，也沒有人知道這是誰翻的。台灣的網路上雖然有人討論法律，但是幾乎所有的討論都只是轉貼條文，然後直接下結論，沒有人去分析法律條文用詞設計的邏輯考量。這反映了台灣人不太關心自己使用的語言。不關心語言的人恐怕也不會去思考怎麼妥當表達自己的語言。這形同把人類還能勝過電腦的能力放棄了。

目前日本的總務省的情報通信研究機構正在開發多語言翻譯系統，想在東京奧運時發揮功能。「機器人進得了東大嗎」的計畫主持人新井紀子曾經有一段期間擔任過這個計畫的顧問。新井紀子指出，開發新的多語言翻譯系統的關鍵不是系統的演算法，而是翻譯例句的資料量。現在的演算法不論怎麼改良，都不會有大的突破。不過如果翻譯例句的資料量夠大，翻譯品質會明顯不同。如果只給電腦100萬組例句資料，翻譯的品質會很糟。如果翻譯例句超過1000萬組，電腦就有可能造出「比較正常」的句子。

一般人學外語時，如果要造出像樣的句子，其實學不到100個外語例句就可能達成。如果能確實吸收1000個外語例句，外語能力會相當好。不過電腦要學1000萬組以上的例句才能造出比較像樣的句子。從這裡可以看出人腦和電腦的學習能力的落差。

日本政府的多語言翻譯系統計畫最大的問題是沒有人知道要從哪裡生出1000萬組的多語言翻譯例句的學習資料。如果動員大量外語班學生和正在學外語的志工來製作資料，然後用網路回收，是有可能生出1000萬組例句資料。不過管理過程要花大錢。而且如果當中有人提供的資料有誤，或是有人故意惡作劇的話，電腦的學習資料就會被汙染。電腦一但吸收了被汙染的資料，錯誤內容就永遠變成電腦的知識的一部分。

日本的通產省在1982年曾經推動第五代電腦的開發計畫，想造出能思考、能正確翻譯的電腦。不過由於人類的數學無法重現人腦活動，所以這個自動翻譯機的浪漫計畫最後失敗。而且政府內沒有人敢提這件事，就連事後的失敗研究報告資料也找不到。現在總務省推動的多語言翻譯系統也是相當浪漫的計畫，不過巨大資料和深層學習並非萬能，而且製作深層學習用的巨大資料要花很多時間和勞力，所以想搶在東京奧運前實用化的多語言自動翻譯系統恐怕也只是一種浪漫的嘗試。

2018年4月4日，日本大相撲的京都舞鶴市地方巡迴賽中，舞鶴市長在土俵上致詞時突然倒下。周圍的工作人員見狀後立刻上台察看狀況，不過這些工作人員真的就只是「察看狀況」而已，完全沒有實施救護。結果台下有醫療專業的女性觀眾衝上了土俵，支開了這些只看不動的圍觀者，立刻幫舞鶴市長急救。日本相撲協會則在女性實施急救時，在會場內廣播「女性請下土俵」、「女性請下土俵」。

相撲協會用廣播要求急救中的女性離開土俵，是因為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這件事在日本社會受到相當的關注。

其實日本相撲協會基於維護「傳統」，不讓女人踏上土俵的問題很早以前就發生過，而且不只一次。

1978年，東京的小學生相撲比賽的荒川區預賽中，有個五年級的小女生獲得晉級東京大賽的資格。東京大賽是在國技館舉行，不過由於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所以就不讓這名小女生踏上國技館的土俵。當時日本的勞働省的女性官僚森山真弓認為日本相撲協會歧視女性，於是就向相撲協會抗議，但是相撲協會無視抗議。

森山真弓是日本中央機關任用的第一個女性高等文官。她在1980年辭掉了公務員，轉戰政界，參選國會議員。之後在1989年成為日本第一個女性的內閣官房長官。內閣官房長官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日本首相指揮內閣，分擔首相的工作。森山真弓成為內閣官房長官後，想在1990年的大相撲初場所代表日本內閣上台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

2000年，類似的情形又發生在大阪。每年三月，大相撲會在大阪舉行春場所比賽。因為是在大阪舉行，所以優勝力士會獲頒大阪府知事賞。2000年的大阪府知事是全日本第一個女性知事太田房江。當時太田房江想親自頒發大阪府知事賞給三月場所的優勝力士，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了。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由於太田房江當了八年知事，所以被拒絕過多次。

由於相撲協會拒絕女性官房長官和女性知事上台的事情相當有名，所以一般稍微有常識的日本人都知道大相撲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一般日本男性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覺得這種觀念有什麼問題。反而是一些喜歡相撲的人覺得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在做秀，甚至一些喜歡「傳統」的日本女性也不支持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結果現代日本女性不只會受傳統的男性壓抑，也會受到傳統的女性壓抑。其實日本很多女性的社會權益問題，例如結婚時的姓氏問題、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問題等，壓抑女性最露骨、最兇狠的還是女性（有些日本人把這種打壓女權的女性稱作「名譽男性」）。

日本的大相撲從2017年11月開始接連傳出了暴力傷害、性騷擾、無照駕駛等醜聞，形象嚴重受損。2018年4月的舞鶴市的「女性請下土俵」事件，更讓相撲協會的形象雪上加霜，也讓不少日本人對大相撲的「傳統」產生反感。

日本的大相撲在比賽時，不當裁判的行司要輪流擔任會場的廣播員。舞鶴市長的土俵急救事件中，廣播「女性請下土俵」的人就是相撲協會的行司。在這個事件中，其實不論行司怎麼做，可能都不會有好結果。行司廣播「女性請下土俵」，會傷到相撲協會的社會形象。事後相撲協會雖然在媒體面前指出行司還年輕、經驗不足，算是保護了行司，但是實質上行司還是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如果當時行司不這麼廣播，事後還是可能受到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當事人的行司可能非常懼怕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所以廣播了「女性請下土俵」來保護自己。

所以問題根源是在日本相撲協會的「傳統」。如果沒有這個「傳統」，行司就沒有該不該廣播的問題，相撲協也不會遭受「輕視人命」的社會批判。

其實，相撲本來並沒禁止女人上土俵的規矩。在江戶時代，有女人對盲人的相撲比賽。女性對盲人的相撲當然是在土俵上對戰。到了明治時代，日本還有人籌備「女相撲」的比賽。女相撲當然也是在土俵上對戰。

現在的大相撲禁止女性上土俵，是早期相撲協會為了提升相撲的價值，於是恣意地把神道信仰的要素帶入相撲，把相撲的土俵塑造成神聖的場所。在日本的民俗信仰中，經血是不乾淨的東西，結果就有人把這種觀念推廣成女人不乾淨、女人會污染神聖的領域。最後就變成「女人不能踏上土俵」。

相撲界想自抬身價，是因為近代之前的相撲沒什麼身價。就只是一般人比力氣的餘興節目而已。由於相撲是比力氣的膊鬥，會吸引暴力分子參加，所以江戶幕府曾經因此禁止過相撲比賽。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時代之前的主流信仰是佛教，神道只是附屬在佛教之下的民間信仰。到了明治時代，新政府為了和舊時代切割，塑造新時代的形象，於是就排斥佛教，提升神道的地位。日本的相撲界借用神道要素來自抬身價，是明治時代神道地位提升後的事情。

其實不只是相撲，日本的很多近代才出現的武術為了自抬身價，也會借用神道的要素。只要有神道要素，不知情人就會把這些武術誤認成「日本的傳統文化」。

另外，相撲的「國技」形象其實也是近代相撲界為了自抬身價而自封的稱號。時間久了以後，很多人就會誤以為相撲從以前就是「國技」。

我自己在中二時期非常迷武士道，也對日本的武道感興趣。我非常憧憬這些日本的「傳統文化」。不過實際到了日本，見識到現實中日本的武道文化後，心裡頭多少有點毛毛的，因為日本很多打著「傳統」旗號的武道多少都帶了一些怪怪的宗教體質。

相撲協會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恣意解釋神道來自抬身價的結果。不過這種自抬身價的行為，卻因為舞鶴市長的急救事件中傷害了相撲協會的形象。日本的網路上也出現了「『人命』與『傳統』孰者為重？」的批判。其實在「人命」與「傳統」相比較之前，「傳統」是不是真傳統，本身就是個大疑問。

現在的日本社會仍然充斥著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日本人不論是在學校、公司，或是自己住的社區，都逃不出這些不合理的壓抑。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沒有修正，是因為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傳統」非常重要，不能破壞「傳統」。而且日本社會一直有「忍耐是一種美德」的觀念，所以很多受到壓抑的日本人不敢聲張。這次日本民眾批判相撲協會，實質上算是日本人在長期壓抑下終於找到機會向「傳統」洩憤。

不過在洩憤過後，日本的民眾可能幾天後又不在乎了。如果相撲協會沒有爆發後續的問題，日本人可能一個月後就會忘記這件事。

由於這次出狀況的是年輕的行司，相撲協會的高層只要形式上在媒體前面道個歉，然後要大家包容年輕的行司，就可以全身而退。相撲協會可能依然會走自己的「傳統」路線。由於一般日本民眾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今後大部分的日本人可能還是不會在乎「女人不能上土俵」的「傳統」，因為這是相撲協會這個民間組織的信仰自由，而且事不關己。

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運作方式是由背負民意的議會（＝政治家）生成國家制度（＝法律），然後把法律交給公務機關（＝官僚）執行。

日本的國家運作方式就是由議會生成法律，然後讓公務員執行。這個過程表面上符合民主主義的精神，不過骨子裡卻不單純。

日本的議會雖然獨佔了立法權，不過現在每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法律中，只有2～3成是議員直接立法，其餘7～8成的法律是由內閣設計法案，然後向國會提出，再由國會通過後成立。這種由內閣提出的法律叫「閣法」。

日本的內閣閣僚大多是由國會議員擔任。不過內閣向國會提出的法律不是由這些閣僚議員設計，而是由各中央機關本部的專業文官設計。

這些設計法律的文官是通過了競爭非常激列的國家公務員綜合職（高等文官）考試後，被中央機關採用的人。日本的各中央機關在招收新進人員時，會把公務員考試名列前茅的人留在東京霞が関的本部，其他人則派到地方的分部任職。能考過國家公務員綜合職考試的人已經是相當優秀的人，能留在本部的人當然更是菁英中的菁英。這些留在本部的人大半是東大或京大法學部畢業，而且很多人在學生時代就考過了國家公務員考試，是全日本頭腦最好的菁英集團。這些文官設計的法律當然比議員立法的品質好。

日本的首相及其他閣僚都是民選政治家，如果這些人在選舉時得不到選票，就會失業。沒有選舉的時候，閣僚也可能因為政局的關係下台。不過這對日本的國家影響有限，因為日本的國家政策和主要法律是由官僚設計。這些官僚是身分受到保障的公務員，只要沒有出狀況，基本上都可以做20年以上。所以日本的首相換人、內閣改組，各個領域的政策還是由同一批文官控制。

從政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爬到政界高層的政治家都有一定的政治智慧。這樣的人如果進入了內閣，甚至當上首相，當然會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過這並不容易。因為日本的國家制度非常複雜，各種制度環環相扣，而且有些規則是明治時代留下來的。更改制度或設計新制度，都會牽動很多舊有的規則。如果處理不慎，規則會出現大漏洞。資深的國會議員雖然有很多審查法案的經驗，而且會花時間研究政策，但是政治家也要花時間服務選民。由於政治家的時間有限，無法全力研究政策，所以不可能通曉所有的事物。結果在日本真正精通政策和法律的就只有專業的高等文官而已。所以政治家要推動新政策、設計新法案時，都要徵詢官僚的意見。

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是官僚的上司。由這些資深政治家指揮文官，讓文官設計出內容嚴謹而且符合民意期待的法案，似乎很理想。不過由於日本的官僚太聰明，而且太專業，所以首相和大臣在徵詢官僚意見時，實質上的政策主導者會變成官僚。

「官僚主導」的問題是官僚沒有民意基礎。官僚的理念就算和民意脫節，官僚還是可以繼續當官僚，繼續主導政策。這樣政策就可能不符民意期待。日本的官僚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經常要加班到凌晨，而且業務內容非常複雜。國家推動新政策，實質上就是在增加他們的負擔，所以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會傾向設計利己的制度來幫自己省麻煩、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另外，官僚為了升官，在主導政策時會鞏固自己機關的門戶利益來討好上司。結果官僚主導國家政策的時間越長，狀況就會變質成「官僚無視國家利益，只顧自己所屬的省廳利益」、「官僚辦事方便，民眾辦事非常不方便」。結果官僚的裁量權限會越來越大，大家辦事時全部要看官僚的臉色。

舉例來說，日本的財務省的門戶利益是增稅。如果稅收增加，財務省的權力籌碼就會增加，其他省廳為了預算會來巴結財務省。財務省希望稅收增加，不過政治家不敢隨便增稅，因為增稅會引發民眾反感，也可能讓經濟發展萎縮。如果有年輕財務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有辦法誘導政治家實施增稅，這個官僚以後就會平步青雲，因為他有能力讓財務省受益。

日本的菁英官僚到40多歲至少都可以當上課長，不過當上課長後，就沒有那麼順利了，因為課長以上的職位不多了。超過40歲後半如果無法順利升遷，照慣例要辭職。官僚辭職可以確保組織的金字塔型權威構造。所屬的機關會幫這些辭職的官僚介紹工作。例如財務省官僚會到銀行當高階主管，厚生勞働省的官僚則是到藥廠當高階主管，文部科學省的官僚則是到大學當高階行政人員或教授。銀行平時要看財務省臉色，所以如果有資深的財務省官僚來當主管，銀行和財務省往來時就會比較方便。藥廠開發新藥或讓新藥上市要通過厚生勞働省這一關，如果公司裡的主管是退休的資深官僚，行事就會比較方便。同樣地，大學申請補助金時也要討好文部科學省。所以這些民間機構為了將來行事方便，必須騰出高階職位給離職的官僚。退休的官僚不但有退休金可拿，還可以在新職場領高階主管的薪水。退休官僚雖然不會因此致富，但是這種利益交換會造成社會不公，也會佔掉本來應該是由民間人升遷時擔任的職位。

由於「官僚主導」違反民主主義精神，而且對日本社會有不良影響，所以日本政界在1993年開始摸索「政治主導」的方法。不過推動「政治主導」非常不容易，因為這會侵蝕官僚的利益，會得罪官僚。政治家如果得不到官僚協助，就無法設計適切的法律，當然也無法推動新政策。

日本雖然有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專家，但是他們只知道怎麼解讀法律，他們沒有立法的知識。設計法律要有很多政策知識。在日本，只有中央機關的菁英官僚才有專業的立法知識。因為這些人從22歲任職開始，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學設計政策的方法，然後花很多時間熟悉法律制度的構造。這些全日本頭腦頂尖的人歷練到了30多歲時，就有能力設計嚴謹的法案。

由於菁英官僚實在太優秀，而且獨佔了立法技術，所以日本的官僚會看不起政治家。日本的首相和大臣表面上是官僚的最高長官，但是在官僚眼中，首相和大臣只是暫時來中央機關做客的「名譽主管」而已。官僚真正的長官是自己省廳內的官僚前輩。內閣的政治家和中央機關的官僚表面上看起來在一起工作，其實兩者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好。如果政治家要改革官僚制度，官僚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會設法讓政權垮台。

對有心改革制度的政治家而言，官界最大的改革障礙是財務省。財務省是菁英當中的最高菁英組織，他們掌握了非常多的金錢資訊。如果政權得罪了財務省，財務省只要設法把閣僚的資金處理缺失透露給在野黨或媒體，就可以讓政權垮台。舉例來說，2006、2007年的第一次安倍內閣就曾經想杜絕財務省官員辭職後到民間當高階主管的惡習，結果之後安倍政權就接連發生閣僚的資金醜聞。一次安倍內閣實質上就因此垮台。

2009年，民主黨取得政權時，也很想改革國家制度，讓背負民意的政治家來主導政策。當時的首相鳩山由紀夫以為當上首相可以掌握很多國家資訊。不過現實中，首相一到首相官邸上班就會被大群官僚包圍，因為各中央機關的官僚要對首相做會議前的預習報告。由於官僚可以自由發揮，而且首相完全沒有自己的思考時間，所以首相會在不知不覺中會被官僚巧妙的論述洗腦，實質上最後會聽命於官僚。鳩山由紀夫事後回憶當首相的經驗時，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孤獨」。民主黨在剛取得政權時，非常露骨地敵視官僚。不過民主黨和官僚打交道的經驗不足，結果之後的野田佳彥首相實質上也被官僚洗腦，照著官僚的意見施政。

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上任時，就記取自己以及前人的失敗教訓，不敢貿然直接挑戰官僚體系。安倍聘用了多名各領域的外部人才擔任內閣官房參與，來防止官僚的洗腦攻勢。安倍政權一方面要削減官僚利益，另一方面不能得罪官僚，而且還要借重官僚的力量改革，這需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操作技術。

日本各中央機關的人事權本來是由該機關的大臣掌握，不過由於政權不敢得罪官僚，所以官僚的人事實質上是由官僚自己決定，大臣只是形式上承認人事案而已。不過2014年日本成立了內閣人事局後，高階官僚的人事由內閣人事局掌管。內閣人事局也負責調查退休官僚的就業狀況，避免官界和民間交換利益。這個措施多少削弱了官僚的既得利益。不過這並不代表日本的官僚受到政界壓制，官僚還是一樣相當有力量，依然有能力讓政權垮台。現在的日本內閣還是不敢得罪官僚，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完全受制於官僚而已。日本的政界和官界實質上是在緊張關係下共事。

2017年，日本發生了森友學園的國有地交易醜聞事件。這個事件的本質是財務省的職員要處理背景相當複雜的國有地，而且非常不巧，遇到的交易對象是個喜歡利用政要關係狐假虎威的難纏人物。職員為了省麻煩，結果處理過程中發生了瑕疵。之後，事件被媒體炒作得越來越大，甚至引發了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問題。

有些媒體影射這個問題是安倍利用首相權力圖利特定人士，甚至施壓讓財務省篡改公文中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其實這種影射只是反映了某些媒體的「願望」而已。現實中，安倍曾經吃過財務省的虧，多少對財務省抱有恐懼感。如果安倍為了私人利益指使財務省篡改公文，反而會給財務省拉下安倍政權的最佳材料。結果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原因可能就只是財務省的某些主管自己想向政權示好而已。

很多媒體想在這個事件中看熱鬧，甚至想看安倍政權的醜態。安倍政權雖然確實受到了打擊，不過政權方面應該早就預見財務省的問題遲早會爆。篡改公文的問題大家也早就看在眼裡。在媒體炒作之前，政界和官界可能早在幾個月前就各自擬好危機管理的方法，只有財務省的低階職員成了犧牲者。媒體報導的內容其實是政界和官界照著各自危機管理劇本演的戲而已。

最近幾個月，SNS上的「#MeToo」運動受到世界關注。「#MeToo」運動反映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女性長期遭受壓抑，甚至受到性迫害的問題。

日本當然也有類似的問題。

日本社會是從1989年開始關注性騷擾的問題。事情起因是1986年的一件鐵路死亡事件。

1986年，有一名女性在車站月台被醉漢騷擾。醉漢抓著女性的衣服不放，在場的其他人不敢介入。女性為了逃避醉漢的糾纏，推了一下醉漢，結果醉漢跌落月台，之後被進站的電車夾死在月台間隙。事件後，日本法院認定這名女性是基於正當防衛而推了醉漢，宣告無罪。

女性遭受騷擾，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並不稀奇。因為當時的日本社會很多男性有「可以這樣對待女性」、「這麼做沒關係」的觀念。只是事件中的醉漢因為酒醉的關係，做得「稍微」嚴重了一點而已。就連當時日本媒體的報導態度也相當輕浮，還去挖受害女性的隱私。結果這種社會風氣觸怒了日本女性。有些女性成立了支援團體來聲援受害女性，擔任受害女性的辯護團的團長也是女性。

由於這個事件，日語多了一個外來語新詞「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這個新詞還獲得了1989年的流行語大賞新語部門的金賞，得獎人就是辯護團的團長律師。

在1980年代及更早之前，很多日本女性是高中或短大畢業後出社會。工作了幾年，就和同事結婚，也可能是透過相親結婚。結婚後，就辭掉工作，在家當家庭主婦。這個文化叫作「壽退社」。這裡的「壽」的意思是喜事。「退社」就是離開公司。「壽退社」就是因為喜事而辭職。

由於有「壽退社」這種文化，所以以前日本的公司的女性員工大多都是年輕的未婚女性。相較之下，大部分的男性因為一直留在公司，而且會一直升遷，所以男性在公司的地位多半高於女同事，人生及社會經驗也會優於女同事。由於地位和年齡不平等，所以女性的立場處於弱勢，容易受到男性支配。這種環境就很容易發生性騷擾。不過當時的日本社會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男性當然也無法理解女性的感受，就算發生了性騷擾，男性也沒有自覺。

不過在性騷擾的正當防衛官司定讞、「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成為流行新詞後，日本社會多少有了反省，日本男性也開始留意自己的言行。之後，「壽退社」文化在1990年代就開始式微，很多女性結婚後還是繼續工作。到了1990年代後半，日本的已婚職業婦女的人數超越全職家庭主婦，日本公司的女性員工不再是絕對弱勢了。

「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這個日語新詞問世後，日本又陸續出現不少類似的新詞。例如：
アカデミック・ハラスメント（academic harassment）：利用學術地位或職權來威壓其他教師或學生（特別是壓迫女教師或女學生）。
エイジング・ハラスメント（aging harassment）：年齡嘰諷。例如用「你真年輕」來嘰諷他人社會經驗淺薄，或是帶著惡意用「歐巴桑」稱呼女性。
アルコール・ハラスメント（alcohol harassment）：強逼他人喝酒。
シルバー・ハラスメント（silver harassment）：虐待老人。
ドクター・ハラスメント（doctor harassment）：利用醫療專業或職權來威壓患者。
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power harassment）：利用地位或職權來攻擊他人（多半發生在職場）。
モラル・ハラスメント（moral harassment）：巧妙地把問題推向受害者，讓受害者恐懼、自責的精神暴力。
マタニティ・ハラスメント（maternity harassment）：用各種手段封殺或逼退懷孕女性（多半發生在職場）。

這些詞彙很多是日本人參考「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造出來的新詞。由於這些新詞都很長、音節多，所以日本人平常在用這些詞彙時，會把詞彙縮短，前半後半各取兩個音。例如：「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セクハラ」、「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パワハラ」、「モラル・ハラスメント」⇒「モラハラ」等。

這種「～～ハラ」新詞，現在在日本已經出現了超過40種。這代表日本社會非常關心騷擾、壓抑、冷暴力等的問題。性騷擾問題只是社會種種騷擾、壓抑、冷暴力等問題當中的一種而已。因為日本社會發現了這些問題，而且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會面對的問題，而且是大家覺得應該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這些標定問題的詞彙。

這些詞彙的出現只是改善問題的開端，問題到現在當然還沒解決。

這些騷擾、壓抑、冷暴力的問題很難控訴。因為這些行為有很多灰色地帶，有時候可能發生在第三者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很難舉證。而且很多加害者根本不覺得自己的「一句話」或「小動作」是加害。如果問題發生在職場，被害者向公司申訴時，可能會給周遭的人一種「只是為了一句話或一個小動作，讓公司的人事部門忙翻天，而且還沒有證據」的形象。如果被害者拼了命控訴，反而可能會被當成無理取鬧。這樣會降低控訴的說服力，也可能會傷害自己的社會信用。所以被害者不只是受到人的騷擾、壓抑、冷暴力，也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壓得有苦難言。

以性騷擾為例，這幾個月世界上的SNS流行用「#MeToo」控訴問題。很多日本人知道網路上有這種活動，不過跟著響應的人並不多。「#MeToo」在日本只能算是媒體報導下的國外社會現象而已。日本當然有性騷擾的問題。日本人沒有熱烈響應「#MeToo」，就只是被害者早就看出這個運動無法改變自己的狀況，甚至可能引發負面的結果。因為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公開發言要負責任。如果拿不出明確的證據，事情不但不會解決，還可能傷害自己的社會信用，甚至可能丟了工作。當然，這並不是性騷擾受害者獨有的問題，其他的騷擾、壓抑、冷暴力問題的被害者也一樣有這種問題。

日本人雖然沒有積極參加「#MeToo」，但是日本的受害者也沒有沉默，日本的一些匿名問答網站上常常可以看到有受害者發問和討論。受害者透過匿名的問答網站找到相同經驗的人抒解壓力、交換心得，是現階段相當務實的做法。日本的網路上很容易發現這方面的討論，代表這些問題在日本社會的能見度變高了。

2017年5月，日本的女性文字工作者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控訴遭到某男性資深記者性侵。這也是打破沉默的行動。不過可惜的是日本媒體沒有針對性侵的社會及司法問題報導，而是去挖男性資深記者和安倍首相的關係，造成議題失焦。伊藤詩織的控訴雖然不順利，但是她的行動可以給其他遭受性侵、性騷擾的被害者勇氣，所以並不是完全沒有成果。

◆◆◆

在一些日本動漫畫創作中，會把重量級政治家描寫成態度蠻橫、愛錢、喜歡玩女人。這種角色設定似乎和日本社會的壓抑與騷擾的加害者形象相符。在1980年代以及更早之前，日本的確有這種政治家。但是政治家並不是無敵。如果態度太傲慢，得罪了選民，下次選舉就會失業。如果金錢或異性問題處理不善，日子也不會過得好。

1989年，日本首相竹下登就因為金錢醜聞而辭掉了首相。接任的宇野宗佑則因為同年參議院選舉大敗，才上任69天就辭掉了首相。宇野宗佑雖然是因為選舉失敗而辭職，不過選舉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女性醜聞，算是日本戰後唯一一個因為女性醜聞而下台的首相。宇野宗佑的女性醜聞並不是性騷擾，也不是性侵，而是他的情婦接受爆料雜誌專訪時透露了他的私人性格（例如吝嗇等）。

日本在1990年代整備了相當嚴苛的政治資金制度，實質上是消滅了金錢政治。所以現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本來不是有錢人，基本上手頭都不寬裕。日本社會時有爆料雜誌用美人計設局公眾人物的傳聞，所以資深政治家也會小心行事。2017年，日本的一名女性國會議員因為經常辱罵祕書，結果被祕書錄音告發，這名女性議員在同年的總選舉就落選了。所以現在日本的政界其實沒什麼壓抑與騷擾的加害本錢。反而是政治家受到公眾監督的壓力相當大。所以動漫畫創作中玩弄金錢和女人的強勢政治家已經變成非寫實設定。不過在日本，還是有不少人認為政治家享受特權，壓迫百姓生活。不過這多半是不關心政治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其他的壓抑與騷擾，就把氣出在政治家身上。實質上，一般日本人面對的壓抑與騷擾大多是出在自己的學校、職場，或家庭。

有些台灣人到日本旅遊時，會覺得日本的服務非常親切。其實服務親切的背後，也是壓抑與騷擾的問題。業者如果服務出了差錯，可能會遭到惡質的消費者的攻擊撻伐。業者甚至可能會有接不完的騷擾電話。有些企業為了拼業績，會把壓力一層一層往下推，業績不佳的員工可能被上司辱罵。日本式的服務做得貼心，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以前有不少人活在壓抑與騷擾恐懼下的結果。

以前大家只能隱忍。不過社會觀念一直在變，日本也不例外。當大家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時，狀況就有改善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