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4日，日本大相撲的京都舞鶴市地方巡迴賽中，舞鶴市長在土俵上致詞時突然倒下。周圍的工作人員見狀後立刻上台察看狀況，不過這些工作人員真的就只是「察看狀況」而已，完全沒有實施救護。結果台下有醫療專業的女性觀眾衝上了土俵，支開了這些只看不動的圍觀者，立刻幫舞鶴市長急救。日本相撲協會則在女性實施急救時，在會場內廣播「女性請下土俵」、「女性請下土俵」。

相撲協會用廣播要求急救中的女性離開土俵，是因為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這件事在日本社會受到相當的關注。

其實日本相撲協會基於維護「傳統」，不讓女人踏上土俵的問題很早以前就發生過，而且不只一次。

1978年，東京的小學生相撲比賽的荒川區預賽中，有個五年級的小女生獲得晉級東京大賽的資格。東京大賽是在國技館舉行，不過由於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所以就不讓這名小女生踏上國技館的土俵。當時日本的勞働省的女性官僚森山真弓認為日本相撲協會歧視女性，於是就向相撲協會抗議，但是相撲協會無視抗議。

森山真弓是日本中央機關任用的第一個女性高等文官。她在1980年辭掉了公務員，轉戰政界，參選國會議員。之後在1989年成為日本第一個女性的內閣官房長官。內閣官房長官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日本首相指揮內閣，分擔首相的工作。森山真弓成為內閣官房長官後，想在1990年的大相撲初場所代表日本內閣上台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

2000年，類似的情形又發生在大阪。每年三月，大相撲會在大阪舉行春場所比賽。因為是在大阪舉行，所以優勝力士會獲頒大阪府知事賞。2000年的大阪府知事是全日本第一個女性知事太田房江。當時太田房江想親自頒發大阪府知事賞給三月場所的優勝力士，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了。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由於太田房江當了八年知事，所以被拒絕過多次。

由於相撲協會拒絕女性官房長官和女性知事上台的事情相當有名，所以一般稍微有常識的日本人都知道大相撲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一般日本男性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覺得這種觀念有什麼問題。反而是一些喜歡相撲的人覺得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在做秀，甚至一些喜歡「傳統」的日本女性也不支持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結果現代日本女性不只會受傳統的男性壓抑，也會受到傳統的女性壓抑。其實日本很多女性的社會權益問題，例如結婚時的姓氏問題、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問題等，壓抑女性最露骨、最兇狠的還是女性（有些日本人把這種打壓女權的女性稱作「名譽男性」）。

日本的大相撲從2017年11月開始接連傳出了暴力傷害、性騷擾、無照駕駛等醜聞，形象嚴重受損。2018年4月的舞鶴市的「女性請下土俵」事件，更讓相撲協會的形象雪上加霜，也讓不少日本人對大相撲的「傳統」產生反感。

日本的大相撲在比賽時，不當裁判的行司要輪流擔任會場的廣播員。舞鶴市長的土俵急救事件中，廣播「女性請下土俵」的人就是相撲協會的行司。在這個事件中，其實不論行司怎麼做，可能都不會有好結果。行司廣播「女性請下土俵」，會傷到相撲協會的社會形象。事後相撲協會雖然在媒體面前指出行司還年輕、經驗不足，算是保護了行司，但是實質上行司還是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如果當時行司不這麼廣播，事後還是可能受到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當事人的行司可能非常懼怕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所以廣播了「女性請下土俵」來保護自己。

所以問題根源是在日本相撲協會的「傳統」。如果沒有這個「傳統」，行司就沒有該不該廣播的問題，相撲協也不會遭受「輕視人命」的社會批判。

其實，相撲本來並沒禁止女人上土俵的規矩。在江戶時代，有女人對盲人的相撲比賽。女性對盲人的相撲當然是在土俵上對戰。到了明治時代，日本還有人籌備「女相撲」的比賽。女相撲當然也是在土俵上對戰。

現在的大相撲禁止女性上土俵，是早期相撲協會為了提升相撲的價值，於是恣意地把神道信仰的要素帶入相撲，把相撲的土俵塑造成神聖的場所。在日本的民俗信仰中，經血是不乾淨的東西，結果就有人把這種觀念推廣成女人不乾淨、女人會污染神聖的領域。最後就變成「女人不能踏上土俵」。

相撲界想自抬身價，是因為近代之前的相撲沒什麼身價。就只是一般人比力氣的餘興節目而已。由於相撲是比力氣的膊鬥，會吸引暴力分子參加，所以江戶幕府曾經因此禁止過相撲比賽。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時代之前的主流信仰是佛教，神道只是附屬在佛教之下的民間信仰。到了明治時代，新政府為了和舊時代切割，塑造新時代的形象，於是就排斥佛教，提升神道的地位。日本的相撲界借用神道要素來自抬身價，是明治時代神道地位提升後的事情。

其實不只是相撲，日本的很多近代才出現的武術為了自抬身價，也會借用神道的要素。只要有神道要素，不知情人就會把這些武術誤認成「日本的傳統文化」。

另外，相撲的「國技」形象其實也是近代相撲界為了自抬身價而自封的稱號。時間久了以後，很多人就會誤以為相撲從以前就是「國技」。

我自己在中二時期非常迷武士道，也對日本的武道感興趣。我非常憧憬這些日本的「傳統文化」。不過實際到了日本，見識到現實中日本的武道文化後，心裡頭多少有點毛毛的，因為日本很多打著「傳統」旗號的武道多少都帶了一些怪怪的宗教體質。

相撲協會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恣意解釋神道來自抬身價的結果。不過這種自抬身價的行為，卻因為舞鶴市長的急救事件中傷害了相撲協會的形象。日本的網路上也出現了「『人命』與『傳統』孰者為重？」的批判。其實在「人命」與「傳統」相比較之前，「傳統」是不是真傳統，本身就是個大疑問。

現在的日本社會仍然充斥著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日本人不論是在學校、公司，或是自己住的社區，都逃不出這些不合理的壓抑。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沒有修正，是因為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傳統」非常重要，不能破壞「傳統」。而且日本社會一直有「忍耐是一種美德」的觀念，所以很多受到壓抑的日本人不敢聲張。這次日本民眾批判相撲協會，實質上算是日本人在長期壓抑下終於找到機會向「傳統」洩憤。

不過在洩憤過後，日本的民眾可能幾天後又不在乎了。如果相撲協會沒有爆發後續的問題，日本人可能一個月後就會忘記這件事。

由於這次出狀況的是年輕的行司，相撲協會的高層只要形式上在媒體前面道個歉，然後要大家包容年輕的行司，就可以全身而退。相撲協會可能依然會走自己的「傳統」路線。由於一般日本民眾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今後大部分的日本人可能還是不會在乎「女人不能上土俵」的「傳統」，因為這是相撲協會這個民間組織的信仰自由，而且事不關己。

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運作方式是由背負民意的議會（＝政治家）生成國家制度（＝法律），然後把法律交給公務機關（＝官僚）執行。

日本的國家運作方式就是由議會生成法律，然後讓公務員執行。這個過程表面上符合民主主義的精神，不過骨子裡卻不單純。

日本的議會雖然獨佔了立法權，不過現在每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法律中，只有2～3成是議員直接立法，其餘7～8成的法律是由內閣設計法案，然後向國會提出，再由國會通過後成立。這種由內閣提出的法律叫「閣法」。

日本的內閣閣僚大多是由國會議員擔任。不過內閣向國會提出的法律不是由這些閣僚議員設計，而是由各中央機關本部的專業文官設計。

這些設計法律的文官是通過了競爭非常激列的國家公務員綜合職（高等文官）考試後，被中央機關採用的人。日本的各中央機關在招收新進人員時，會把公務員考試名列前茅的人留在東京霞が関的本部，其他人則派到地方的分部任職。能考過國家公務員綜合職考試的人已經是相當優秀的人，能留在本部的人當然更是菁英中的菁英。這些留在本部的人大半是東大或京大法學部畢業，而且很多人在學生時代就考過了國家公務員考試，是全日本頭腦最好的菁英集團。這些文官設計的法律當然比議員立法的品質好。

日本的首相及其他閣僚都是民選政治家，如果這些人在選舉時得不到選票，就會失業。沒有選舉的時候，閣僚也可能因為政局的關係下台。不過這對日本的國家影響有限，因為日本的國家政策和主要法律是由官僚設計。這些官僚是身分受到保障的公務員，只要沒有出狀況，基本上都可以做20年以上。所以日本的首相換人、內閣改組，各個領域的政策還是由同一批文官控制。

從政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爬到政界高層的政治家都有一定的政治智慧。這樣的人如果進入了內閣，甚至當上首相，當然會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過這並不容易。因為日本的國家制度非常複雜，各種制度環環相扣，而且有些規則是明治時代留下來的。更改制度或設計新制度，都會牽動很多舊有的規則。如果處理不慎，規則會出現大漏洞。資深的國會議員雖然有很多審查法案的經驗，而且會花時間研究政策，但是政治家也要花時間服務選民。由於政治家的時間有限，無法全力研究政策，所以不可能通曉所有的事物。結果在日本真正精通政策和法律的就只有專業的高等文官而已。所以政治家要推動新政策、設計新法案時，都要徵詢官僚的意見。

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是官僚的上司。由這些資深政治家指揮文官，讓文官設計出內容嚴謹而且符合民意期待的法案，似乎很理想。不過由於日本的官僚太聰明，而且太專業，所以首相和大臣在徵詢官僚意見時，實質上的政策主導者會變成官僚。

「官僚主導」的問題是官僚沒有民意基礎。官僚的理念就算和民意脫節，官僚還是可以繼續當官僚，繼續主導政策。這樣政策就可能不符民意期待。日本的官僚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經常要加班到凌晨，而且業務內容非常複雜。國家推動新政策，實質上就是在增加他們的負擔，所以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會傾向設計利己的制度來幫自己省麻煩、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另外，官僚為了升官，在主導政策時會鞏固自己機關的門戶利益來討好上司。結果官僚主導國家政策的時間越長，狀況就會變質成「官僚無視國家利益，只顧自己所屬的省廳利益」、「官僚辦事方便，民眾辦事非常不方便」。結果官僚的裁量權限會越來越大，大家辦事時全部要看官僚的臉色。

舉例來說，日本的財務省的門戶利益是增稅。如果稅收增加，財務省的權力籌碼就會增加，其他省廳為了預算會來巴結財務省。財務省希望稅收增加，不過政治家不敢隨便增稅，因為增稅會引發民眾反感，也可能讓經濟發展萎縮。如果有年輕財務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有辦法誘導政治家實施增稅，這個官僚以後就會平步青雲，因為他有能力讓財務省受益。

日本的菁英官僚到40多歲至少都可以當上課長，不過當上課長後，就沒有那麼順利了，因為課長以上的職位不多了。超過40歲後半如果無法順利升遷，照慣例要辭職。官僚辭職可以確保組織的金字塔型權威構造。所屬的機關會幫這些辭職的官僚介紹工作。例如財務省官僚會到銀行當高階主管，厚生勞働省的官僚則是到藥廠當高階主管，文部科學省的官僚則是到大學當高階行政人員或教授。銀行平時要看財務省臉色，所以如果有資深的財務省官僚來當主管，銀行和財務省往來時就會比較方便。藥廠開發新藥或讓新藥上市要通過厚生勞働省這一關，如果公司裡的主管是退休的資深官僚，行事就會比較方便。同樣地，大學申請補助金時也要討好文部科學省。所以這些民間機構為了將來行事方便，必須騰出高階職位給離職的官僚。退休的官僚不但有退休金可拿，還可以在新職場領高階主管的薪水。退休官僚雖然不會因此致富，但是這種利益交換會造成社會不公，也會佔掉本來應該是由民間人升遷時擔任的職位。

由於「官僚主導」違反民主主義精神，而且對日本社會有不良影響，所以日本政界在1993年開始摸索「政治主導」的方法。不過推動「政治主導」非常不容易，因為這會侵蝕官僚的利益，會得罪官僚。政治家如果得不到官僚協助，就無法設計適切的法律，當然也無法推動新政策。

日本雖然有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專家，但是他們只知道怎麼解讀法律，他們沒有立法的知識。設計法律要有很多政策知識。在日本，只有中央機關的菁英官僚才有專業的立法知識。因為這些人從22歲任職開始，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學設計政策的方法，然後花很多時間熟悉法律制度的構造。這些全日本頭腦頂尖的人歷練到了30多歲時，就有能力設計嚴謹的法案。

由於菁英官僚實在太優秀，而且獨佔了立法技術，所以日本的官僚會看不起政治家。日本的首相和大臣表面上是官僚的最高長官，但是在官僚眼中，首相和大臣只是暫時來中央機關做客的「名譽主管」而已。官僚真正的長官是自己省廳內的官僚前輩。內閣的政治家和中央機關的官僚表面上看起來在一起工作，其實兩者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好。如果政治家要改革官僚制度，官僚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會設法讓政權垮台。

對有心改革制度的政治家而言，官界最大的改革障礙是財務省。財務省是菁英當中的最高菁英組織，他們掌握了非常多的金錢資訊。如果政權得罪了財務省，財務省只要設法把閣僚的資金處理缺失透露給在野黨或媒體，就可以讓政權垮台。舉例來說，2006、2007年的第一次安倍內閣就曾經想杜絕財務省官員辭職後到民間當高階主管的惡習，結果之後安倍政權就接連發生閣僚的資金醜聞。一次安倍內閣實質上就因此垮台。

2009年，民主黨取得政權時，也很想改革國家制度，讓背負民意的政治家來主導政策。當時的首相鳩山由紀夫以為當上首相可以掌握很多國家資訊。不過現實中，首相一到首相官邸上班就會被大群官僚包圍，因為各中央機關的官僚要對首相做會議前的預習報告。由於官僚可以自由發揮，而且首相完全沒有自己的思考時間，所以首相會在不知不覺中會被官僚巧妙的論述洗腦，實質上最後會聽命於官僚。鳩山由紀夫事後回憶當首相的經驗時，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孤獨」。民主黨在剛取得政權時，非常露骨地敵視官僚。不過民主黨和官僚打交道的經驗不足，結果之後的野田佳彥首相實質上也被官僚洗腦，照著官僚的意見施政。

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上任時，就記取自己以及前人的失敗教訓，不敢貿然直接挑戰官僚體系。安倍聘用了多名各領域的外部人才擔任內閣官房參與，來防止官僚的洗腦攻勢。安倍政權一方面要削減官僚利益，另一方面不能得罪官僚，而且還要借重官僚的力量改革，這需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操作技術。

日本各中央機關的人事權本來是由該機關的大臣掌握，不過由於政權不敢得罪官僚，所以官僚的人事實質上是由官僚自己決定，大臣只是形式上承認人事案而已。不過2014年日本成立了內閣人事局後，高階官僚的人事由內閣人事局掌管。內閣人事局也負責調查退休官僚的就業狀況，避免官界和民間交換利益。這個措施多少削弱了官僚的既得利益。不過這並不代表日本的官僚受到政界壓制，官僚還是一樣相當有力量，依然有能力讓政權垮台。現在的日本內閣還是不敢得罪官僚，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完全受制於官僚而已。日本的政界和官界實質上是在緊張關係下共事。

2017年，日本發生了森友學園的國有地交易醜聞事件。這個事件的本質是財務省的職員要處理背景相當複雜的國有地，而且非常不巧，遇到的交易對象是個喜歡利用政要關係狐假虎威的難纏人物。職員為了省麻煩，結果處理過程中發生了瑕疵。之後，事件被媒體炒作得越來越大，甚至引發了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問題。

有些媒體影射這個問題是安倍利用首相權力圖利特定人士，甚至施壓讓財務省篡改公文中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其實這種影射只是反映了某些媒體的「願望」而已。現實中，安倍曾經吃過財務省的虧，多少對財務省抱有恐懼感。如果安倍為了私人利益指使財務省篡改公文，反而會給財務省拉下安倍政權的最佳材料。結果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原因可能就只是財務省的某些主管自己想向政權示好而已。

很多媒體想在這個事件中看熱鬧，甚至想看安倍政權的醜態。安倍政權雖然確實受到了打擊，不過政權方面應該早就預見財務省的問題遲早會爆。篡改公文的問題大家也早就看在眼裡。在媒體炒作之前，政界和官界可能早在幾個月前就各自擬好危機管理的方法，只有財務省的低階職員成了犧牲者。媒體報導的內容其實是政界和官界照著各自危機管理劇本演的戲而已。

最近幾個月，SNS上的「#MeToo」運動受到世界關注。「#MeToo」運動反映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的女性長期遭受壓抑，甚至受到性迫害的問題。

日本當然也有類似的問題。

日本社會是從1989年開始關注性騷擾的問題。事情起因是1986年的一件鐵路死亡事件。

1986年，有一名女性在車站月台被醉漢騷擾。醉漢抓著女性的衣服不放，在場的其他人不敢介入。女性為了逃避醉漢的糾纏，推了一下醉漢，結果醉漢跌落月台，之後被進站的電車夾死在月台間隙。事件後，日本法院認定這名女性是基於正當防衛而推了醉漢，宣告無罪。

女性遭受騷擾，在當時的日本社會並不稀奇。因為當時的日本社會很多男性有「可以這樣對待女性」、「這麼做沒關係」的觀念。只是事件中的醉漢因為酒醉的關係，做得「稍微」嚴重了一點而已。就連當時日本媒體的報導態度也相當輕浮，還去挖受害女性的隱私。結果這種社會風氣觸怒了日本女性。有些女性成立了支援團體來聲援受害女性，擔任受害女性的辯護團的團長也是女性。

由於這個事件，日語多了一個外來語新詞「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性騷擾）。這個新詞還獲得了1989年的流行語大賞新語部門的金賞，得獎人就是辯護團的團長律師。

在1980年代及更早之前，很多日本女性是高中或短大畢業後出社會。工作了幾年，就和同事結婚，也可能是透過相親結婚。結婚後，就辭掉工作，在家當家庭主婦。這個文化叫作「壽退社」。這裡的「壽」的意思是喜事。「退社」就是離開公司。「壽退社」就是因為喜事而辭職。

由於有「壽退社」這種文化，所以以前日本的公司的女性員工大多都是年輕的未婚女性。相較之下，大部分的男性因為一直留在公司，而且會一直升遷，所以男性在公司的地位多半高於女同事，人生及社會經驗也會優於女同事。由於地位和年齡不平等，所以女性的立場處於弱勢，容易受到男性支配。這種環境就很容易發生性騷擾。不過當時的日本社會並不覺得這是什麼大問題。男性當然也無法理解女性的感受，就算發生了性騷擾，男性也沒有自覺。

不過在性騷擾的正當防衛官司定讞、「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成為流行新詞後，日本社會多少有了反省，日本男性也開始留意自己的言行。之後，「壽退社」文化在1990年代就開始式微，很多女性結婚後還是繼續工作。到了1990年代後半，日本的已婚職業婦女的人數超越全職家庭主婦，日本公司的女性員工不再是絕對弱勢了。

「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這個日語新詞問世後，日本又陸續出現不少類似的新詞。例如：
アカデミック・ハラスメント（academic harassment）：利用學術地位或職權來威壓其他教師或學生（特別是壓迫女教師或女學生）。
エイジング・ハラスメント（aging harassment）：年齡嘰諷。例如用「你真年輕」來嘰諷他人社會經驗淺薄，或是帶著惡意用「歐巴桑」稱呼女性。
アルコール・ハラスメント（alcohol harassment）：強逼他人喝酒。
シルバー・ハラスメント（silver harassment）：虐待老人。
ドクター・ハラスメント（doctor harassment）：利用醫療專業或職權來威壓患者。
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power harassment）：利用地位或職權來攻擊他人（多半發生在職場）。
モラル・ハラスメント（moral harassment）：巧妙地把問題推向受害者，讓受害者恐懼、自責的精神暴力。
マタニティ・ハラスメント（maternity harassment）：用各種手段封殺或逼退懷孕女性（多半發生在職場）。

這些詞彙很多是日本人參考「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sexual harassment）造出來的新詞。由於這些新詞都很長、音節多，所以日本人平常在用這些詞彙時，會把詞彙縮短，前半後半各取兩個音。例如：「セクシャル・ハラスメント」⇒「セクハラ」、「パワー・ハラスメント」⇒「パワハラ」、「モラル・ハラスメント」⇒「モラハラ」等。

這種「～～ハラ」新詞，現在在日本已經出現了超過40種。這代表日本社會非常關心騷擾、壓抑、冷暴力等的問題。性騷擾問題只是社會種種騷擾、壓抑、冷暴力等問題當中的一種而已。因為日本社會發現了這些問題，而且是大家日常生活中會面對的問題，而且是大家覺得應該要解決的問題，所以才會出現這些標定問題的詞彙。

這些詞彙的出現只是改善問題的開端，問題到現在當然還沒解決。

這些騷擾、壓抑、冷暴力的問題很難控訴。因為這些行為有很多灰色地帶，有時候可能發生在第三者看不到的地方，所以很難舉證。而且很多加害者根本不覺得自己的「一句話」或「小動作」是加害。如果問題發生在職場，被害者向公司申訴時，可能會給周遭的人一種「只是為了一句話或一個小動作，讓公司的人事部門忙翻天，而且還沒有證據」的形象。如果被害者拼了命控訴，反而可能會被當成無理取鬧。這樣會降低控訴的說服力，也可能會傷害自己的社會信用。所以被害者不只是受到人的騷擾、壓抑、冷暴力，也被一種無形的力量壓得有苦難言。

以性騷擾為例，這幾個月世界上的SNS流行用「#MeToo」控訴問題。很多日本人知道網路上有這種活動，不過跟著響應的人並不多。「#MeToo」在日本只能算是媒體報導下的國外社會現象而已。日本當然有性騷擾的問題。日本人沒有熱烈響應「#MeToo」，就只是被害者早就看出這個運動無法改變自己的狀況，甚至可能引發負面的結果。因為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公開發言要負責任。如果拿不出明確的證據，事情不但不會解決，還可能傷害自己的社會信用，甚至可能丟了工作。當然，這並不是性騷擾受害者獨有的問題，其他的騷擾、壓抑、冷暴力問題的被害者也一樣有這種問題。

日本人雖然沒有積極參加「#MeToo」，但是日本的受害者也沒有沉默，日本的一些匿名問答網站上常常可以看到有受害者發問和討論。受害者透過匿名的問答網站找到相同經驗的人抒解壓力、交換心得，是現階段相當務實的做法。日本的網路上很容易發現這方面的討論，代表這些問題在日本社會的能見度變高了。

2017年5月，日本的女性文字工作者伊藤詩織召開記者會，控訴遭到某男性資深記者性侵。這也是打破沉默的行動。不過可惜的是日本媒體沒有針對性侵的社會及司法問題報導，而是去挖男性資深記者和安倍首相的關係，造成議題失焦。伊藤詩織的控訴雖然不順利，但是她的行動可以給其他遭受性侵、性騷擾的被害者勇氣，所以並不是完全沒有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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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些日本動漫畫創作中，會把重量級政治家描寫成態度蠻橫、愛錢、喜歡玩女人。這種角色設定似乎和日本社會的壓抑與騷擾的加害者形象相符。在1980年代以及更早之前，日本的確有這種政治家。但是政治家並不是無敵。如果態度太傲慢，得罪了選民，下次選舉就會失業。如果金錢或異性問題處理不善，日子也不會過得好。

1989年，日本首相竹下登就因為金錢醜聞而辭掉了首相。接任的宇野宗佑則因為同年參議院選舉大敗，才上任69天就辭掉了首相。宇野宗佑雖然是因為選舉失敗而辭職，不過選舉失敗的原因之一是女性醜聞，算是日本戰後唯一一個因為女性醜聞而下台的首相。宇野宗佑的女性醜聞並不是性騷擾，也不是性侵，而是他的情婦接受爆料雜誌專訪時透露了他的私人性格（例如吝嗇等）。

日本在1990年代整備了相當嚴苛的政治資金制度，實質上是消滅了金錢政治。所以現在日本的政治家如果本來不是有錢人，基本上手頭都不寬裕。日本社會時有爆料雜誌用美人計設局公眾人物的傳聞，所以資深政治家也會小心行事。2017年，日本的一名女性國會議員因為經常辱罵祕書，結果被祕書錄音告發，這名女性議員在同年的總選舉就落選了。所以現在日本的政界其實沒什麼壓抑與騷擾的加害本錢。反而是政治家受到公眾監督的壓力相當大。所以動漫畫創作中玩弄金錢和女人的強勢政治家已經變成非寫實設定。不過在日本，還是有不少人認為政治家享受特權，壓迫百姓生活。不過這多半是不關心政治的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受到其他的壓抑與騷擾，就把氣出在政治家身上。實質上，一般日本人面對的壓抑與騷擾大多是出在自己的學校、職場，或家庭。

有些台灣人到日本旅遊時，會覺得日本的服務非常親切。其實服務親切的背後，也是壓抑與騷擾的問題。業者如果服務出了差錯，可能會遭到惡質的消費者的攻擊撻伐。業者甚至可能會有接不完的騷擾電話。有些企業為了拼業績，會把壓力一層一層往下推，業績不佳的員工可能被上司辱罵。日本式的服務做得貼心，就某種意義而言是以前有不少人活在壓抑與騷擾恐懼下的結果。

以前大家只能隱忍。不過社會觀念一直在變，日本也不例外。當大家開始關注這些問題時，狀況就有改善的機會。

今年跑完京都馬拉松後，隔了一週我又跑了東京馬拉松。

三年前我也做過相同的事，而且當時東京跑得比京都好。

這次京都賽後三天左右，我的雙腿肌肉就不再酸痛，但是左腳背還是有疼痛的症狀。由於左腳背的疼痛，所以兩場馬拉松之間我沒有練跑。我的主要運動就是上下班時走五十分鐘的路。

東京馬拉松在這幾年的入場安檢變得嚴苛。狀況如下：
2013年，只要有號碼布就能進場。
2014年，受前一年波士頓馬拉松爆炸案影響，大會開始檢查跑者的攜帶物品。
2015年，禁止跑者攜帶雨傘及瓶罐類飲料入場。非瓶罐類飲料只能帶小包裝，總量不能超過400cc。入場時要過金屬安檢門。由於這一年比賽當天的早上有下雨，很多跑者不得不撐著傘到會場。結果這些跑者在安檢門外被迫丟棄自己的雨傘。
2016年，由於2015年不准帶傘的措施罔顧人性、安全理念本末倒置，可能會害成千上萬名參賽者感冒，所以這一年大會容許跑者帶折疊傘入場（長傘不可）。非瓶罐類小包裝飲料的總量開放到500cc。大會也容許跑者攜帶小容量的鎮痛或冷卻噴劑。
2017年，除了延續2016年的安檢措施外，這一年跑者報到時會被裝上印有安全條碼的手環。比賽當天入場時要掃描手環上的條碼。而且規定要戴到完賽（如果是星期四報到，手環就要連戴三天）。
2018年，延續2017年的安檢措施。

這次2018年的大會有新的寄物方案。不向大會寄放行李的跑者在完賽後可以領到一件簡易的防寒塑膠風衣。發放防寒塑膠風衣本身不是新創意。我的友人在10年前跑完東京馬拉松時，就領過類似的東西，而且當時是人人都有。這次大會是讓完賽風衣有條件重新復活，只發給不寄物的完賽者。

對我來說，從東京馬拉松的終點回家的感覺就像平常到皇居練跑完畢回家一樣，是我熟悉的路線，所以我選了不寄放行李的方案。我自己也在京都馬拉松確立了精簡比賽裝備的方法。

◆◆◆

比賽當天，我起床後給了自己半小時用餐及一小時整裝的時間，然後就出發前往會場。

京王廣場飯店附近。已經有一堆人聚在會場入口外。

起初我很擔心要花很多時間排隊過安檢門。不過我到無寄物組跑者的安檢門行列時，才發現無寄物組是最順暢的一組。擠在這裡的人大多是搞不清楚狀況走錯路的人。過了安檢門後，就是零食和廁所時間。然後到指定區域等起跑。

這次東京馬拉松的路線是2017年開始實施的新路線。這個新路線刪掉了皇居北面和東面，以及佃大橋到台場的區間。然後加了神保町、神田、日本橋、藏前、兩國、清澄通、丸之內等。新路線的景點比舊路線多，更能凸顯東京的特色。另外，新路線的起伏比舊路線少，少了佃大橋到台場的孤獨區間會讓大會更熱鬧。

我自己當然很期待跑這個新路線。不過我有留意到隅田川東岸的清澄通一帶除了江戶東京博物館和富岡八幡宮以外，也就只是普通的現代都市幹線道路而已。日本的現代都市幹線道路的特色就是「單調」。這段路要怎麼跑得快樂，是我這次馬拉松的一大課題。

起跑後，從新宿到飯田橋一路都是下坡，跑得還算輕鬆。神保町、神田、日本橋、淺草橋、淺草、藏前、兩國都是我熟悉的地方，所以跑得很快樂。到了兩國以南的清澄通，路線真的就變單調了。一直到門前仲町的富岡八幡宮一帶，氣氛才變得有趣一點。

富岡八幡宮。富岡八幡宮是東京下町的著名神社，也是東京馬拉松新路線的重要景點。去年12月這裡發生神官姐弟爭奪利權的家族殺人血案醜聞。雖說是醜聞，但是這赤裸裸地反映出大眾生活中大家都見識過但卻不敢講出來的寫實面。這反而增添了富岡八幡宮的庶民性格。

過了中間點後，我的兩個小腿的腓腸肌開始出現抽筋徵兆。然後我就覺得路面越來越硬，跑起來越來越不舒服。這可能是小腿的肌肉出問題，影響到跑步姿勢的結果。接下來，我的右腳的腳底也出現了抽筋徵兆。雖然我的呼吸、心跳完全沒有問題，關節也沒有疲勞的感覺，但是肌肉卻出狀況了。

我每次比賽都會隨身攜帶補充能量炮兒膠。這次為了保險，我還特別多帶了好幾顆補充鹽分的口含錠。而且這些補給品全部都在中間點之前確實攝取。另外，我在每個供水站也都有喝運動飲料補充電解質。但是這些措施還是防不了抽筋。而且這是我跑馬拉松以來最早出狀況的一次。這可能是京都馬拉松的疲勞沒有完全消除，外加天氣太冷，我的跑速無法讓自己的雙腿變暖所致。

這次賽前，我當然希望能跑得比一週前的京都馬拉松好，但是我也有告戒自己，自己的左腳背發炎，萬一有狀況，絕對不能勉強自己。結果狀況不是出在左腳背，而是兩個小腿和右腳底。

跑到23k左右，由於狀況實在不妙，我就捨棄了「全程一定要用跑的」的自尊，走了一下。這一走，讓我體驗到了馬拉松賽中在不得已的狀況下走路前進的跑者的心境。我走不到一分鐘，又重新跑了起來。因為我發現用走的完全不會讓自己變舒服，痛苦幾乎沒有任何變化。我感受不到任何休息的效果，反而是重新起跑時非常辛苦。

走路不但沒有改善我的狀況，走下去反而會讓我怯懦、讓我想放棄比賽。這樣的感覺非常恐怖。恐怕很多不得已而走路前進的跑者的內心都有這種矛盾與掙扎。這就是我以前不知道的「走路背後的真相」。

橫網町公園前。大會的收容車已經到達對面的賽道。對後段的跑者來說，收容車就像恐怖的外星人飛碟，會把跑者吸走。跑在賽道最後的人非常零星，這些跑者都在努力和自己的極限交戰，不讓自己被吸走。我附近的跑者當中有人大聲鼓勵對面賽道的跑者。我雖然也想出聲鼓勵，但是我自己的狀況相當糟，所有的力氣都要用來控制自己的步伐，所以只能在心裡頭期待對面的跑者能逃過收容車的追捕。

回到隅田川西岸地區後，我繼續和雙腿的狀況交戰。真的受不了時，就走幾步路。走路的目的是為了防止雙腿完全爆掉、抽筋到無法動彈。但是走路會拉長我的比賽時間，而且只能讓我的雙腿「暫時不會完全爆掉」。並不會改變雙腿處於危險邊緣的事實。而且一但用走的，我就要面對重新起跑時的痛苦。

撐過了30k，到了日比谷通和晴海通的路口，我的心情才稍微開朗。因為這個地方是我常常練跑的地方，而且之後都是我熟悉的路線。不過我的雙腿依然還是在危險邊緣。在日比谷通，我曾經試著停下來拉筋，不過拉筋的效果幾乎等於零。結果我還是只能儘量放鬆慢慢跑，設法和疼痛共存。真的受不了時，才走幾步路，來避免雙腿完全爆掉。

在20k到30k之間，我心裡頭多少有點難過。因為我的雙腿太早出狀況，我確定這場馬拉松無法跑得好了。不過在30k之後的品川折返賽道上，我漸漸想開了。雖然這次跑得並不好，但是這個不順利的過程讓我有機會想像其他苦戰中的跑者的心境，也可以讓我重新思考這個路跑的意義。我會羨慕那些跑進sub5、sub4、sub3的跑者，但是我自己也可能是被別人羨慕的對象。因為我比一般日本人容易參加東京馬拉松。另外，那些拼命想擺脫收容車追捕的跑者也會很羨慕像我這種有能力在時間內完賽的人。如果這次我跑得太順利，我可能就沒有沒有機會思考這些狀況，我甚至可能會迷失在虛幻的自我滿足中。

回程通過增上寺後，我就一直望著遠方的日比谷公園，一步一步慢跑前進。到了最後的丸之內仲通，道路兩旁站滿了熱情的加油群眾，這是東京馬拉松舊路線終點附近不可能出現的景象。在熱情的加油聲中，我的雙腿變得比較不痛了。這些加油聲顯然比走路、休息、拉筋的止痛效果好多了。

最後我在大會時間5:28:17通過終點。

這一天的天氣非常冷。我的身體雖然沒有失溫，但是雙腿一直熱不起來。無寄物組的人完賽後雖然可以領防寒風衣，但是我還是會擔心風衣的防寒效果不足。不過實際開始領完賽物品時，我才發現自己多慮了。這次大會對無寄物組的跑者相當貼心。無寄物組在領風衣之前，會先領一件刷毛的防寒外套。這個刷毛外套真的是全身濕透的無寄物跑者的救星。脖子上圍著紀念浴巾，再穿上刷毛外套，外面再加一件防寒塑膠風衣。保暖效果相當好。

東京馬拉松的刷毛外套和防寒塑膠風衣。這兩樣東西雖然不算精美，但是對我而言有特別的意義。

這一天，我從終點會場搭地鐵回家的感覺，真的就像是皇居練跑完後回家一樣，有一種說不出的安心感。42.195k的艱苦過程完全被完賽的快樂掩蓋掉了。

回家途中，我到我家附近的越南三明治店買了兩客三明治，當作這一天慰勞自己的特別獎品。

◆◆◆

我在跑京都馬拉松的時候，GPS錶（GARMIN fenix 5）的計測出了問題。所以跑完京都後我就把手錶重設成出廠時的狀態。這次跑東京時，GPS錶的計測誤差比京都還大。讓我相當失望。由於日本網站的GPS錶的資訊幾乎全部是垃圾，所以我只能去找英語圈的討論網站。看了一些英語圈的討論，發現有不少使用fenix 5的跑者懷疑手錶可能有先天的瑕疵。例如跑步經過橋下時，手錶測到的數值會發生異常。這種問題我也遇到過。

這幾個月，我在東京散步時，也發現fenix 5在高樓群中的測位能力並不好。這兩次馬拉松，我的GPS錶測到的距離都超過44公里。其實國外也有人在比賽時，發現fenix 5測到的距離遠超過比賽里程。

fenix 5的功能很多，是不錯的訓練輔助工具。但是在馬拉松實戰中，測位能力不佳是非常致命的弱點。因為里程、配速全部沒有參考價值。由於兩次馬拉松的樣本太少，所以無法看出問題在哪裡。或許是我設的「每秒記錄」太敏感，稍微一動就列入計算，造成誤差過大，也可能真的是產品先天的問題。下次跑馬拉松時，或許要試一下「聰明記錄」，甚至該試一下GPS+GLONASS。

◆◆◆

馬拉松大會有快樂的部分，當然也有讓人失望的部分。這次東京馬拉松讓人失望的部分是跑者禮節和一直沒有改善的外語標示問題。

跑者禮節問題：

我這次的起跑區在J區，是馬路上列隊的最後一區（後面還有兩區要在公園裡面等前面的列隊騰出空間後才能到馬路上）。等待起跑的感覺非常高興，不過起跑槍聲響起後，得到的卻是失望。因為列隊前進的速度非常慢。

從我排隊的地方到起跑線大約500公尺。起跑時，就算大家用超慢的跑步速度前進，也花不了10分鐘。我用平常的走路速度走1公里也不過13分而已。但是我到起跑線時已經過了17分39秒。列隊龜速前進，是因為有一堆人在起跑線之前不前進，慢慢拍照，擋住了後面的人。

我跑2012年的東京馬拉松時，大家在槍響後都是用小跑步前進，列隊前進得非常順。當時我只損失了10分37秒。而且這還包含我去排隊上廁所的時間。不過從2013年開始，列隊起跑時的速度就變得異常地慢。原因是很多人不想跑。當時我並不知道這些人為什麼不想跑。

我這次留意到這個問題，是因為今年我的京都馬拉松的起跑區也相當後段，但是花不到10分鐘就通過起跑線了。京都馬拉松的跑者只有東京的一半，但是起跑區的賽道寬度還不到東京的一半。如果東京馬拉松的跑者像京都馬拉松那麼守秩序的話，大概不到15分鐘所有的跑者都能通過起跑線。

事實上，有問題的不只是後段的跑者。日本的跑步網站上有B區的跑者也在抱怨起跑時被一堆停下來照相的跑者擋住了。這反映了最近幾年東京馬拉松跑者禮節的問題。

起跑線風景的照片。在日本，只有非常幸運的人才有機會跑東京馬拉松，大家把握機會拍照留念是情有可原。但是起跑線風景可以邊跑邊照，根本不用停下來。特別是前段跑者的身手靈活，更不需要停下來拍照。

除了起跑線的跑者禮節問題以外，大會的前幾個照相點附近，也有一些跑者突然停下來擺姿勢霸佔鏡頭。由於前幾個照相點是位在還沒跑開的密集區，所以一有人突然停下來，會讓後方「連環撞」。這次我也有遇到這個問題。

外語標示問題：

從2013年到2018年，東京馬拉松的外籍參賽者中最大的族群一直都是傳統漢字圈出身的人。不過東京馬拉松在準備外語資訊時，並沒有顧慮外籍參賽者的需求，就只是照著以前日本的外語標示慣例，形式上地設了日文、英文、中國字、韓文四種標示而已。

傳統漢字圈的跑者是最大族群，但是大會就是無視這個族群。今年泰國和印尼的跑者比韓國跑者多，但是大會也無視泰國和印尼的跑者的需求。這次東京馬拉松的主辦單位在開賽前的致詞還提到「東京馬拉松不是日本的馬拉松，而是世界的馬拉松」。這句話和東京馬拉松的外語標示相對照，無疑是一大諷刺。這凸顯了東京馬拉松主辦單位的傲慢與怠惰。

2018年東京馬拉松主要外籍參賽者人數。今年的最大外籍參賽族群依然是來自台灣的跑者。而且連續六年都是最大的外籍族群。中國的跑者也不少，和台灣相差不多。但是就文字文化圈來看，台灣加香港的傳統漢字圈的跑者明顯多於使用「中國字」的跑者。如果要針對外籍參賽者製作外語標示的話，需求度的排行應該是：英文＞傳統漢字＞中國字＞泰文＞印尼文＞韓文。

　
2018年東京馬拉松外語版參賽者通知（左）、EXPO選手報到入口標示（右）。

從上面兩張照片可以看出東京馬拉松的主辦單位沒有顧慮外籍參賽者實際的外語需求，就只是比照「日本以前的慣例」，形式上地提供日文、英文、中國字、韓文四種資訊而已。這個自稱「世界的馬拉松」的大會主辦單位的視野顯然還停留在「日本以前的慣例」。

　
2018年京都馬拉松選手報到入口標示（左）、報到會場用的號碼布說明資訊（右）。

京都馬拉松也有不少外籍跑者。當然也有不少台灣和香港的跑者。從上面兩張照片可以看出京都馬拉松有研究過外籍參者的文字需求。他們知道台灣和香港的跑者非常多，所以從跑者報道的入口到會場內都有提供傳統漢字的標示。到京都觀光的韓國人並不少，但是京都馬拉松的韓文需求並不大，所以沒有使用韓文標示。這表示京都馬拉松是用務實的角度營運。

2018年東京馬拉松終點之後的動線標示。標示上用的外語當然沒有顧慮到最大的外籍跑者族群，也沒有照顧到比韓國跑者多的泰國和印尼的跑者。這就是自稱「世界的馬拉松」的主辦單位的世界觀。

台灣跑者不但是東京馬拉松的外籍參賽者中的最大族群，就連這次東京馬拉松的前日祭，台灣的交通部觀光局也有捧場參展。而且還是參展團體中唯一一個官方級的組織，就連台灣的駐日代表也有到場，算是相當捧東京馬拉松的場。不過非常可惜，東京馬拉松在製作外語標示時，並沒有顧慮外籍跑者的實際需求，對最大族群的台灣跑者並不友善。不知道在前日祭參展的交通部觀光局是否有看到這個問題。

2018年京都馬拉松是我第12場馬拉松。

以前我跑馬拉松，只是純粹想給自己具體的目標，讓自己比平常更努力地保持身體健康而已。現在我跑馬拉松，除了為了保持身體健康以外，也是努力不讓自己的精神狀態惡化的手段。

這一年間，我因為台灣的家務事問題（主要是精神暴力問題），受到相當大的傷害。現在一個人獨處時，常會出現不自覺地自言自語和狀況想像的症狀。這對我而言就像做不完的惡夢。我從岩手回到東京後，去看了精神科門診。醫師要我儘可能不要去想台灣的家務事問題，以免狀況惡化。當然這並不容易，因為不自覺的行為無法控制。跑馬拉松多少是讓我暫時轉移思考焦點的手段之一。醫師也對我自己的自助自救措施給了正面評價。

這一次，我是在極度自信不足下面對馬拉松賽事。因為我太久沒有跑馬拉松，而且我的上一場馬拉松跑得非常糟。

我這一年間為了改善善練跑的品質，開始練習漸速跑。去年夏天和秋天，由於東京的雨下得特別多，多到我無法安排時間練跑，所以9月我去報名健身房。天氣不好的時候就在健身房練3k～5k的間歇跑來強化跑步用的肌肉兼訓練心肺，另外也有做重量訓練強化體幹肌肉的肌耐力。我從這些新的練習得到了相當的成就感。但是在京都賽前四週，我得了感冒，訓練停擺了10天左右。接下來我一直苦於咳嗽的後遺症。這場感冒和後遺症讓我過去幾個月的努力打了折扣，所以我在賽前還是沒有自信。

◆◆◆

＜賽前兩天＞
中午從東京搭新幹線到京都。我在車上看了好幾次京都馬拉松的賽道影片。一到京都，我就直接到京都市勸業館報到，然後去飯店辦入住手續。

京都雖然是日本頂尖的觀光都市，但是一個人到京都跑馬拉松，必須顧慮身體狀況，無法盡情觀光。就連找個吃飯的地方都不太方便。到了京都，總是會想吃一些和平常不太一樣的東西，所以比較不會想去日本到處都看得到的連鎖店用餐。京都當地的日本料理店和居酒屋又不適合一個人入店消費，所以我只能到京都車站大樓的拉麵小路吃一些平常吃不到的拉麵。

這一天晚上，我選了九州的一幸舍。湯頭可以比美當年全盛期的赤阪拉麵的口味，非常合我的胃口。

＜賽前一天＞
上午我在飯店附近散步，去了本能寺、六角堂，以及本能寺古時候原來的地點，當作‌這次京都之行的小小的回憶。中午去拉麵小路吃拉麵。由於前一天的一幸舍豚骨拉麵太合我的胃口，所以吃別家拉麵時就覺得有點平凡。

吃完拉麵後，我拿著這兩天拉麵店發的摸彩券參加京都車站大樓的抽獎，中了1000日元禮券。算是這次京都之行的意外驚喜。

吃了兩次拉麵後，實在有點膩了，而且可能會有鹽分和脂質攝取過量的問題。所以這一天晚上改吃「一人燒肉」。

本來我對一人燒肉的印象是簡易廉價燒肉店，不過我去的這家店提供的牛肉肉質相當好，但是如果要吃得滿足，會相當傷荷包。

吃完燒肉後，我去京都車站後站買麵包當作比賽當天的早餐。晚上聽著喜歡的廣播錄音來放鬆心情入睡。

＜比賽當天＞
天氣雖然冷，但是偶有陽光，非常適合跑馬拉松。我的起跑區雖然在後段，不過京都馬拉松的參賽人數不多，所以我通過起跑線時損失的時間不到10分鐘。

我的上一場馬拉松跑得很糟，主要原因是配速不當，造成後半程的體力不繼。這一年間，我透過漸速跑練習找出了屬於自己的配速方法。這次我通過起跑點後，我就照著自己的配速方法確實管理體力。

太久沒有跑馬拉松的我在面對京都馬拉松賽道的感覺就是「怎麼這麼難跑～～」「怎麼又是上坡～～」。在起伏的賽道上，我不能讓自己的速度掉太多，也不能讓自己體力消耗太多。速度控制得相當辛苦。大腿的股四頭肌也跑到快抽筋，一直到17k之後的賀茂川才讓我鬆一口氣。

過了20k之後，又要跑一段又直又長的北山通。北山通雖然可以看到妙和法兩個大字，但是這只有在五山送火時才好看，這個時候當然沒有什麼絕景。而且越往東加油的民眾就越少，而且路線單調，跑起來很孤獨。一直到植物園區間才變得比較熱鬧。

出了植物園後，是4k的賀茂川河濱道路。有些跑者可能覺得賀茂川河濱道路的區間太長，而且又窄又不平坦，跑起來非常辛苦。不過我非常喜歡京都的河濱道路這一段，因為賽道沒有柏油路硬，跑起來非常舒服。途中還和代言京都馬拉松的搞笑藝人森脇健兒擊掌。

離開賀茂川河濱道路，通過京都御所的折返點後，我漸漸感到疲勞。馬拉松最艱苦的部分到來。我很久沒有體驗到這種「想用力但是力氣卻快用光了」的感覺。腰部以下的關節非常酸，好像要逼我休息一樣。我能做的就是咬緊牙關，儘可能保持我的雙腿擺幅、保持速度。然後心裡頭開始倒數里程來鼓勵自己。

跑到了只剩5k的地點，我發現只要配度如果能保持7:30/km，我就跑得進sub5。這對我來說是有可能做得到的。儘管髖關節已經疲勞到很難出力，但是我還是努力擺動雙腿，要求自己不要慢下來。這時候，每一步都要花比平常多好幾倍力氣才能動得起來。當時我左手的GPS錶已經失靈，所以我是靠戴在右手的備用普通手錶來把握狀況。

到了最後2k的地點，我遇到大阪每日電視台的外景隊。他們在製作關西落語家藝人跑京都馬拉松的特別節目。製作單位可能是找學生時代是運動健將的員工來組外景隊，所以這個隊員們能一邊拍片一邊跑馬拉松。落語家藝人身上的號碼則是跑者名單上沒有的備用號碼。由於每日電視台的外景隊的人數多、卡在並不算寬的賽道上，而且集團速度比我慢一點點，多少影響了我的步調。

之後，在東大路通上，有一組美女軍團在路邊熱情地為跑者加油，而且還要和跑者擊掌。美女軍團看到我時就大喊我的綽號，然後還和我擊掌，這是我在京都馬拉松賽道上最感動的一刻。有了美女們的鼓勵加持，我找到空隙追過了電視台的外景隊，順利地抵達終點。

我的每5k的分段時間及配速分別是：
35:07（7:01/km）
34:01（6:48/km）
33:09（6:38/km）
33:07（6:37/km）
33:31（6:42/km）
33:54（6:47/km）
34:24（6:53/km）
35:40（7:08/km）
14:51（6:46/km）

我在大會時間4:56:33通過終點，跑進了sub5。

這幾個月雖然有花不少心力練習，不過感冒對我身體的影響太大（健身房的練習數值大退步外加咳不完的嗽）。能跑出這樣的結果，我自己相當意外。

這一天，雖然我有準備防寒用的衣服，不過我沒有設想到全身濕透的問題，所以我是冒著寒冷回到飯店。還好最後沒有感冒。

這次我的GPS錶在30k左右開始失靈，測到了我不可能跑到的配速，結果30k之後完全是「憑感覺」來跑步。到了40k左右，手錶才恢復正常。但是里程數已經完全沒有參考價值了。之後把資料上傳，發現GPS錶測到的位置都有問題。讓我相當失望。

跑完馬拉松，回到飯店整裝後，就到附近的牛排店大吃一頓。

◆◆◆

這次京都馬拉松在報名時，可以申請在號碼布上加印自己的綽號。讓加油的民眾能針對個人跑者加油。只要綽號的用字不要太難識別，在42.195km的路程當中，總有可能成為加油的對象。我自己跑到京都的植物園時，就有人喊我的綽號幫我加油。接近終點的東大路通上也有美女軍團喊我的綽號幫我加油。有人特地為自己加油，真的會讓人振奮。我打從心裡頭非常感激這些幫我加油的民眾。

這次京都之行，我的驚喜排行如下：
1.跑進sub5。
2.跑到終點後，和穿和服的京都市的門川大作市長擊掌。
3.東大路通的路旁美女軍團幫我加油、和我擊掌。
4.賀茂川河濱道路上和森脇健兒擊掌。
5.植物園中有人幫我加油。
6.參加京都車站大樓抽獎活動，中了1000日元禮券。

我來過京都好幾次，每次都有不錯的體驗，但是我的內心一直覺得自己和京都這個地方格格不入。這可能是我以前從日本人那裡聽說了太多關於京都人的態度問題。這次我在京都又遇到這麼多意外的驚喜。這些經驗或許會縮短我和京都之間的距離感吧。

今年二月日本的三連休，西和賀的友人邀我去當地擔任翻譯。因為有台灣的旅行團在這段期間到西和賀賞雪、看雪燈。

我在去年和前年的二月都有造訪西和賀，也有見識到當地的雪景。不過在當地人的感覺中，前兩個冬天的雪量其實並不多，算是例外狀態，不過還是讓我大開眼界。

這個冬天，日本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雪，西和賀的友人告訴我，這次西和賀的雪量比前兩年多，要我到當地時務必一看「正常狀態」的雪景。我自己當然也很期待這個岩手之行能見識到真正的雪國風貌。

我在台灣團抵達的前一天搭新幹線到岩手。西和賀觀光協會的一位新朋友到北上車站接我。這位朋友是岩手縣縣北出身，在西和賀任職不到一年。我們在路上聊得非常投機，我和他都一致認為西和賀的風景壯麗、觀光潛力十足。

西和賀位在岩手縣邊緣地帶的山區，這裡大部分的居民只覺得自己住在窮鄉僻壤，每天冬天還有令人頭痛的大雪，完全沒有魅力。他們不知道自己的家鄉在外部人的眼中是雄偉的奇景。由於我和這位新朋友都不是當地人，所以能發現當地人看不到的驚奇。新朋友還讓我看他上班時在路上用手機拍下的西和賀美景。

到了西和賀之後，我的任務是確認翌日的工作內容、簡單參觀町內的設施，然後和幕後工作人員交換意見。

清運積雪的特殊卡車。在西和賀町內不時可以看到清運積雪的特殊卡車往來。

上了雪鏈的大型除雪車。路旁的積雪已經達一層樓高，而且這裡不是荒郊野外，是有人居住的小鎮。

今年冬天，日本很多地方都發生雪災。有些豪雪地帶的城市要處理超過1公尺的積雪就已經手忙腳亂。相較之下，西和賀町非常強韌，因為他們每年理所當然要面對可能超過2公尺的積雪。

◆◆◆

第二天，一名澤內地區出身的朋友帶我參觀町內的設施和風景，並預習第三天的景點。

滑雪場。這裡的斜坡可以練普通的滑雪，平坦地帶可以練越野滑雪。

左草地區。道路兩旁的「雪牆」上已經挖了雪燈的洞。

我第一次造訪西和賀時，就覺得這裡的河川景色美不勝收，但是每次到這裡的工作行程都相當緊湊，所以經過橋梁時都只能從車窗中一瞥，無法盡情欣賞。由於這次時間比較充裕，所以我特別拜託友人在有橋的地方停留一下，讓我下車用相機記錄和賀川附近的美景。

山室橋雪景。

辯天橋下和賀川雪景之一。

辯天橋下和賀川雪景之二。

辯天橋旁的嚴島神社。由於這裡沒有除雪，所以積雪封住了整個辯天島，神社鳥居的下半部完全被雪埋住，當然也無法接近神社。

台灣的旅行團在這一天傍晚抵達西和賀。西和賀町特別在台灣團投宿的溫泉旅館辦了一場歡迎會。我的工作是口譯，把西和賀町的謝意傳達給台灣的客人。這個歡迎會還有安排當地的傳統表演「鬼劍舞」以及當地特產的點心實做表演。

最近兩年間，都有幾百名台灣觀光客造訪西和賀。這次西和賀町特別為台灣團舉行歡迎會，是因為這個旅行團指名要到西和賀看雪燈，而且接洽的旅行社主管正好也是西和賀出身，所以當地就傾全力招待台灣來的客人。

歡迎會結束後，台灣旅行團的成員繼續在旅館享用豐盛的晚餐，當地的友人則邀我到町內的飲食店吃飯。在飯局中，我學到了很多寶貴的知識。

◆◆◆

第三天，我的工作是台灣團的隨行翻譯。

台灣團上午到滑雪場旁的雪國文化研究所聽研究員講解多雪地帶的自然及人文故事。然後讓大家穿上傳統的雪上步行裝置「樏」，體驗雪地健行。大部分的團員從來沒看過這麼多雪，所以大家都玩得很高興。有人吃雪，也有人把積雪當成天然的柔軟床墊，整個人就躺在積雪中，享受完全放鬆的感覺。另外也有人堆雪人、滾雪球。雪球真的是越滾越大，大到要好幾個人合力才推得動。

我在日本住了十幾年，但是我住的東京看不到壯觀的雪景，當然也沒機會玩到這麼多的雪。我在冬天曾經去過北海道的札幌，也去過岩手的安比高原滑過雪。札幌這種大都市玩雪的空間不多。安比高原雖然空間大，但是人多，而且有很多事情要顧慮，所以比較無法做滑雪以外的事情。西和賀的雪量多、滑雪場的人少、地方大，而且有山林也有平地，所以可以盡情享受玩雪的樂趣。結果我自己也玩得很高興。

下午，台灣團回到旅館，在宴會廳體驗日本的摺紙。摺紙看似簡單，很多人小時候都玩過。但是很多大人太久沒玩，忘記了。現在的小朋友因為娛樂多樣化，而且要學的東西也比以前多，所以玩摺紙的機會變少了。所以體驗摺紙其實意外地有趣。

這個摺紙體驗是從紙鶴入門。紙鶴對太久沒玩摺紙的人而言並不簡單，所以這個活動對台灣團而言算是動腦遊戲。由於時間有限，而且後續教的內容越來越高階，所以大家沒有學完預定的內容。摺紙老師最後向大家展示本來預定教大家的壓軸作品時，台灣團的成員驚豔到直呼可惜。

這一天傍晚，台灣團到溫心湯田（ほっとゆだ）車站旁的會場體驗製作雪燈，然後預定一起看雪燈大會的點燈儀式。原先的預定就只是讓大家玩一下雪，然後看一下點燈的樣子而已。不過雪燈大會的營運委員會臨時突發奇想，想讓台灣團的團員當點燈儀式的主角。結果我就意外地成為營運委員會和台灣團之間的協調人。由於台灣團的配合能力相當高，所以這個意外的即興節目在大雪中順利完成。我非常欽佩這個台灣團的帶團老師的管理能力，也很羨慕這些團員彼此之間深厚的信賴關係。

台灣團的成員在大雪中製作雪燈的樣子。

雪燈點燈。西和賀這個遠在日本岩手縣山中的小鎮也非常擔心台灣花蓮的地震。這次雪燈大會的主會場特別製作了為台灣和花蓮加油的雪燈。這些雪燈就是由台灣團的團員們點燈。點燈時，還有居民表達了對台灣的謝意。因為台灣在311震災時有支援日本、支援岩手。

這一天最後的節目是讓台灣團在晚餐後搭遊覽車觀賞雪燈夜景。由於有不少觀光客湧進西和賀，所以這個平常不塞車的小鎮在這一天晚上發生了塞車。這天晚上有一輛當地巴士因為沒有裝雪鏈，在結冰的山路上動彈不得，造成左草地區堵車。台灣團的遊覽車也受到牽連，在車陣中卡了半個小時左右。雖然這個行程最後還是照原訂路線完成，不過時間已經相當晚，成員也相當疲累，多少影響到賞雪燈的興致。

◆◆◆

台灣團在翌日的一早就向岩手縣海岸地帶出發。我的西和賀任務結束。

這次台灣團在西和賀的活動相當濃密。大家有看到雪，而且是看到大部分的日本人也很難看得到的豪雪地帶風景。大家不但看到雪，而且還在遊覽車上見識到了刮風加上大雪的情景，而且白天和夜晚兩種動態雪景全都見識到了。左草地區的大塞車也是雪國生活最真實的體驗。

我在回東京之前，有和幾名當地人聊了一下，我發現所有的人都聽說了前一晚左草大塞車的事情。這就是日本鄉下的資訊傳播效率。闖禍的巴士業者恐怕非常難堪。

這次接待台灣團的活動對西和賀町來說算是觀光實驗。我的工作除了翻譯以外，也要以台灣人的角度告訴西和賀町台灣遊客的感受。

西和賀是日本的祕境，只有行家級的個人遊客才會到這裡「探險」。由於以前這裡的民眾不知道當地有觀光的潛力，所以小鎮的硬體設施並沒有考量到觀光客。硬體設施不足並不影響行家級的個人遊客，因為行家級的遊客可以用經驗和知識解決問題。但是團體遊客造訪小鎮，就會出狀況。這次台灣團遇到的一大問題就是廁所不足。遊客在投宿的旅館不會有如廁的煩惱，但是一出門觀光，就要面對廁所太少的問題，因為西和賀很多地方真的就只有「自然」而已。而且這不是幾個人的問題，而是一團人的問題。

我有向當地的友人反映廁所不足的問題。友人允諾向相關單位反映。我也相信他們會設法改善這個問題，因為他們真的非常重視台灣人的觀感和意見。對這個小鎮而言，台灣人是他們的恩人，也是最特別的客人。

橋梁的除雪作業。回程途中，看到了西和賀川尻橋的除雪作業。除雪並不是只除路上的雪，橋的上方的鋼梁積雪也要清除，以免雪塊掉落砸毀通行車輛。

有不少日本人喜歡「漢文」。日本人聽到「漢文」這個詞時，直覺上會聯想到漢詩和論語。漢詩是指李白、杜甫、蘇東坡等古代著名詩人的詩。論語就是論語，不用多解釋。由於日本學校的國語課都會教學生漢詩和論語，所以一般日本人多少對漢詩和論語有點概念。

漢詩和論語並不是日本的作品，不過日本人有把這些作品譯成日語。一般日本人在朗讀漢詩和論語時，並不是讀原文，而是讀翻譯的日文（課本還是會列出原文）。這些作品翻成日文後，當然就失去了原文的鏗鏘特性。不過日本人在朗讀這些古典詩詞名言時，還是會覺得很美、很有意境。而且他們覺得學唐詩和論語可以修身養性。特別是論語是思想著作，長期以來對日本人的道德觀、社會觀、政治觀的影響相當大。

日本有不少地方有紀念孔子的設施。例如東京的湯島聖堂、長崎的孔子廟等。十九世紀的日本首相山縣有朋的名字顯然有受到「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這段論語名言的影響。有些辦學的日本人受到論語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的影響，於是就把學校名稱叫作「學習院」、「學習館」、「時習館」等。另外，日本的大型書店三省堂的名稱，也是來自論語的「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從這裡都不難看出孔子和論語對日本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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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個月前，我住的地方的社區大學開了論語課，我心血來潮去報名參加。結果我是這門課唯一的外國人。

我去報名論語課，主要目的不是想從論語中學到什麼，而是想親眼見識一下日本人學論語的樣子。

論語課是開在週末，去聽課的大多是一些老先生老太太。從他們的言行舉止可以看出他們真的非常喜歡漢文，因為他們有自己去買參考書來讀。而且這些老先生老太太上課還會呼朋引伴、幫朋友佔位子。說實在，幫朋友佔位子的行為有點自私，不符論語的道德觀。不過換個角度來看，這些人年紀已經這麼大，還有這麼高的學習意願，而且還能結交一同學習知識的朋友，真的相當不容易。

論語課的教材是老師整理的講義。包括相關的理論知識和論語名言節錄。理論知識主要是一些介紹時代背景的資料，論語名言節錄則是原文和日譯的對照。

在日本，日常環境中看得到的中文資訊大多是簡體字。我上的論語課的兩名老師都是曾經留學中國，然後在日本的大學教課的學者。不過他們準備的講義中的漢文原文卻是不折不扣的傳統漢字。這一點讓我相當高興。

老師上課的方式，就是先用日語把論語的名言（日文的翻譯文）朗讀一次，然後要全班跟著一起複誦，再來就是解釋句子的意思。最後再讓全班跟著一起朗讀一次。氣氛就像是華人教小朋友背唐詩一樣。

由於老師曾經到中國留學過，所以在課堂上有表演「用中文朗讀論語原文」。雖然教室裡的老先生和老太太不懂中文，不過大家聽得非常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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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國中高中的國文古文教育非常教條死板，文章只能有一種解釋，而且不容懷疑，甚至還逼學生死背書。所以有不少學生對古文教育反感。由於我自己也對這種教育方式反感，所以我高中的時候把論語全部放棄了。

我上了大學之後，因為對「思想」領域感興趣，所以大一國文選了蔡振豐老師的「儒道思想概說」。這門課不用背書，只學觀念，讓我學會了初步的思考事理的方法，也改變了我對古文的印象。我到日本後，曾經偶然遇過喜歡漢學的日本人想和我聊儒家和道家思想，還好當年在大學有學到一點東西，所以我可以和日本人聊得很愉快。

這次我在日本上的論語課，也算是另一種有趣的文化體驗。老師讓大家從論語的名言內容想像孔子的時代背景可能的樣子，也有為詞句留下開放自由的解釋空間。當講到孔子生氣的論語內容時，老師也完全不避諱地把情緒失控的孔子和現在日本社會中的「暴走老人」相比擬。這門課並不是把論語當成不容懷疑的教條鐵律，而是透過論語讓大家學習思考歷史、思考人生。

來聽論語課的老先生老太太們雖然有豐富的人生經驗，而且他們年輕時也都學過論語，但是他們並沒有因此自滿。他們在上論語課時還是一樣積極學習、勤抄筆記。真的是活到老學到老。對我而言是相當大的刺激。

這門論語課的最後一堂，有上到鄉黨的「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我以前在高中時代讀到這段話時，只覺得好笑。不過這次的論語課讓我驚覺到我自己也是「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的人。因為我在日本吃回轉壽司時，就是這種態度。其實一般日本人在吃壽司時，也是「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日本的壽司以及其他餐飲業界恐怕都認為「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是理所當然的飲食文化。這也算是論語精神在日本的另類實踐。

台北を初め、台湾の市街地は、ポケストップが日本よりかなり多いと思う。
　　
これは台北駅周辺。開拓し放題、経験値250xpゲットしまくりで……
そして、ポケモンのジムめぐりしまくった結果、東京で年単位でやってたより台湾でトータル数週間やったものの方が多くなった。
――どこまでポケモンやってるのやら

台湾でポケストップを多くしている原因の一つに、
結構な量のポケストップが変電箱に置かれてたりしていることがある。

変電箱は、電線を地中化させるときには必要になる地上設備のこと。
性質上一定間隔で置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から、道路の至るところにあったりする。
　
台北での無電柱化率は２０１３年で既に９５％ある。
台湾における地中化は進んできている理由は、台風で電柱がなぎ倒されて停電するとかの背景もあるのかな。

台湾の変電箱はもともと緑色だったんだけど、
今は水色で、表面に何かアートなペイントが施されていることも多い。
それはそのエリアに合わせたものだったりもするし、そんなに汚いペイントじゃないとは思うんだけど、
ただ、市街地自身に色があり過ぎる上に変電箱に色がついていて町がごちゃごちゃするからと、白く塗ろうというキャンペーンをするとかもあったりしていて、賛否両論だったりもする。
ちなみに、変電箱は現地の物件の値段に影響して、電磁波を心配してその近くには住みたくないと考える人もいる。

さて、ポケモンGOの話に戻ると、台湾で日本人が観光するような場所（相当な郊外を除く）では変電箱由来のポケストップがたくさんあって、モンスターもじゃんじゃん出てくるから、
もし、台湾でポケモンやることだけに徹してたら、多分何時間でもポケモンやり続けられそうで怖い。
ただ、出てくるモンスターは日本と大差ない。台湾だからというレア感といえば、南の緯度にしかいないとか言われてるサニーゴぐらいな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

台湾でポケモンGOがリリースされたのが2016年の8月6日で、
そのときにはおもしろおかしくニュースで取り上げられた北投公園も行ってみたけど、レアキャラは、私が滞在している限りでは出なかった。
　
公園は北投駅をおりてすぐのところにある。ルアーモジュール使いまくってるということはわかった。

ポケモン自体は大部下火になってる気がするし、もうやってる人はいませんよ的なことを言う台湾人もいるんだけど、
公園の片隅で老若男女がみんなポケモンやってるのを見かけたり、レイドバトルがあるジムにオートバイが集結してプレイしていたり、どこのジムにもモンスターがたくさん常駐していたりするから、やってる人はたくさんいそうではあるんだよね。

2017年11月22日，舊金山市的華裔市長簽署了接收市內的慰安婦像的文件。和舊金山市締結姐妹都市關係的大阪市的市長非常憤怒，揚言終結姐妹都市交流關係。日本政府對這件事「非常遺憾」。

這幾年，每隔一陣子，日本的網路新聞都會出現關於中韓宣傳上個世紀的歷史問題的報導。例如中國在哪裡設立了日本軍惡行的展覽設施、韓國又在哪裡設了慰安婦像之類的。而且這一類新聞通常會出現在日本Yahoo!新聞的第一頁。這表示很多日本人喜歡點閱種新聞，所以日本Yahoo!很樂意把這種新聞放在頭條。

雖然很多日本人會點閱這一類新聞，不過點閱之後大概都會非常生氣和失望。因為日本人覺得中國和韓國一直在利用上個世紀前半的歷史議題攻擊日本，而且中國和韓國使用的史料有很大的問題。而日本政府遇到這種問題時，就只會表達「非常遺憾」，完全沒有能力處理中韓發動的歷史負面宣傳的問題。

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日本一直有在處理善後問題。日本花了時間和各國溝通，也有道歉，還花了不少錢。不過中國和韓國到21世紀的現在依然繼續利用上個世紀前半的歷史問題牽制日本。慰安婦問題就是典型的例子。

日本當然想解決這些問題。2015年12月，日本就和韓國針對慰安婦問題達成政府間共識。日本首相道歉，日本政府提供資金給韓國的財團來支援當時的慰安婦。日韓政府之間也同意不再用慰安婦的議題彼此攻訐。不過韓國換了政權之後，就否定了當初的政府間共識。結果問題又退回了原點。

韓國政府的態度會傷到國家誠信，不過實質上只會影響日韓之間的關係而已。日本則是道了歉，花了錢，最後還是一樣繼續背著負面形象。問題根本沒有解決。日本當然相當委屈。

日本會覺得委屈，是因為20世紀前半的時代及社會背景下出現慰安婦並不奇怪。但是很多人是用現代的價值觀去檢視當時的狀況，然後指責現代的日本。另外，慰安婦雖然是歷史事實，但是也有遭到渲染的部分。由於很多過去的事情無法詳細考證，歷史考證也解決不了當面的形象問題，結果日本一直處於挨打狀態。所以有不少日本民眾覺得日本政府無能。

這次舊金山市的慰安婦像的問題又觸碰了日本的敏感神經。在一些日本人眼中，這是韓僑和華僑聯手把上個世紀前半充滿不確定性的東亞歷史問題下了定論，向世界宣傳的反日活動。不過舊金山接收慰安婦像的目的恐怕只是純粹的女性人權宣揚活動的一環而已。只是偶然這個時期市內有慰安婦像，而且正好和人權活動的形象相符，所以就選用了慰安婦像而已。

大阪市長揚言終結和舊金山的姐妹都市關係，這個措施可能會讓日本的民粹分子叫好，但是實質上還是會傷害日本的國際形象。

舊金山雖然可能會失去大阪這個姐妹都市，但是卻會得到宣揚女性人權、不向外壓屈服的形象。大阪市的動作反而會被外國解讀成施壓妨礙女性人權宣揚活動、利用政治手段破壞都市的民間交流。大阪市終結和舊金山的姐妹都市關係，也會讓當地少了一個支援日僑的管道。結果真正高興的是那些討厭日本的人。從這裡可以看出日本處理負面形象問題的能力。

日本在處理敏感的歷史問題時，大多都是透過政府間的對話。但是這是治標不治本的做法，因為政府間的對話不會改變歷史形象。

其實處理這種歷史形象問題的治本方法很單純。只要日本能打造出領先世界的保障人權的社會環境，積極協助世界推廣人權理念，讓世界上大部分的國家相信日本是值得效法的人權先進國，讓各國樂意和日本做人權交流的話，中韓的歷史負面宣傳反而會變成日本脫胎換骨的最佳證明。這種歷史問題攻擊就自然失效了。完全不用辯解，也不用等歷史考證，而且對日本社會的好處多多。

舉例來說，如果日本能當人權先進國，就可以透過都市交流活動在舊金山設立顯眼的人權紀念碑，然後捐給舊金山市。慰安婦像對日本的形象影響就相當有限。

不過很可惜，日本的社會沒那麼先進。

日本雖然是民主法治國家，但是民主法治和人權觀念是兩回事。日本很多法令制度是從明治時代延續下來，這些制度的出發點是不信任民眾、壓抑民眾。在先進國當中，日本的人權觀念其實相當落後。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性別平等排行中，日本落在百名之外。日本社會普遍不允許女性一邊工作一邊育兒，甚至連不少日本女性也會批判一邊工作一邊育兒的女性。日本也不讓國民在結婚時有選擇使用姓氏的自由。最近日本的國技大相撲還發生了暴力傷害事件，很多人相信這種暴力問題在體育界或是階級觀念重的業界是家常便飯。這些全部都是人權的負面形象。

日本社會當然也有創新的部分，但是大環境中還是有很多觀念停滯不前。很多人會用「捍衛傳統」「規則至上」的理由來拒絕讓社會變好，或是用「不符規定」「沒有前例」的理由來壓抑新觀念，有些則是把意見當成怨言，然後用「大家都很努力、大家都很辛苦，而且以前大家都是這樣過來的，所以請不要有怨言」的邏輯來打壓新意見。

網路發達後，想表達權利意見的人在網路上還會直接遭到「不想守規則」、「不遵重法治社會」、「標新立異／出鋒頭／作秀」的謾罵。其實發表權利意見和是否守規則、是否遵重法治社會根本是兩回事，但是有不少日本人的邏輯會從「發表意見」直接跳針到「破壞規則」，而且用這一招逼退新意見相當有效。所以日本很多遭遇人權問題的人不敢出聲。實質上這就是嚴重的人權壓抑。

中韓的歷史問題攻擊會有效果，就是因為日本到現在還是有不少人權問題沒有解決，這些問題只會讓中韓發動的歷史宣傳多了一些真實感。

2017年11月22日，熊本市的女性市議員帶著自己七個月大的小孩到市議會開會。議會認為帶小孩進議場違反規定，要求議員把小孩帶出議場。結果議會晚了40分鐘才開始。這個消息上了日本的新聞後，這位女性議員被日本民眾罵翻了。

台灣也發生過女性議員帶小孩進議場的事情。2016年2月，台灣的女性立委帶著小孩進議場。狀況和日本差不多。有引起社會注目，女性立委也被民眾罵翻了。

兩位女性民意代表雖然都被民眾罵翻，但是兩個社會的結果完全不同。

台灣的女性立委有遭到批判，不過也有得到聲援。台灣的一些有影響力的社會人文評論家有為這位女性立委發聲。立法院也有其他立法委員支持這位女性立委，甚至還推出了立法院議場規則修正案，也讓立法院籌備托兒機構。

在日本，當然也有人聲援這位帶小孩進議場的女性議員。不過聲援的力量非常薄弱。有人在網路上做簡單的調查，大約七成多的民眾反對這種表達行為。網路媒體的聲援文章的下方多半是非常兇狠的謾罵。甚至還有議員揚言要懲罰這位女性議員。

這位日本女性議員被罵的理由包括：
延誤會議。
利用小孩。
沒有社會常識。
公私不分。
不敬業。
因為議場很神聖，所以不該帶小孩入場。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給小孩不良的影響。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干擾會議。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分心。
譁眾取寵、作秀。
不符規定。

其實這些批判理由包含了很多似是而非以及轉嫁責任的部分。

以「延誤會議」為例，女性議員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想延誤會議，女性議員要顧小孩又要完成工作，反而可能希望會議能順利進行。結果延誤會議其實是議會施壓逼迫女性議員就範的手段。至於「利用小孩」的批判的本質也是利用當事人愛小孩的心理，逼當事人自己犧牲就範的施壓方式。這些施壓轉嫁責任的手法在日本社會相當常見。

「沒有社會常識」、「公私不分」、「不敬業」的批判本質是非當事人用自己的世界觀套到別人身上。這些批判者可能認為自己在同樣的狀況會分不清公私，也無法做好事情，所以就批判別人。他們也不知道有常識的人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不得不把小孩帶入職場。現實中，有常識的人如果把小孩帶入職場，必然事前會事前設想安撫小孩並完成工作的方法。結果這些批判只曝露了批判者自己的做事能力及見識。

「因為議場很神聖，所以不該帶小孩入場」的批判者的觀念就是無法容忍小孩到神聖的地方。至於「給小孩不良的影響」、「干擾會議」、「分心」這些理由，的確有可能發生。但是也就只是可能而已，不是必然。批判者會在意種種可能發生的不良副作用，反映出批判者看事情都是從負面角度出發，也代表批判者缺乏處理突發狀況的能力。如果議會會給小孩不良的影響，真正該檢討的是多數的大人。有社會常識的人把小孩帶入職場時，必然會思考如何避免干擾工作，如何避免分心。當事人一定會想得比非當事人多。現實中的會議就算沒有小孩，會議一樣可能會受其他因素干擾，也可能有其他因素造成議員分心。但是很多議員還是一樣會努力完成工作。

「譁眾取寵、作秀」也是常見的施壓批判手法。「譁眾取寵、作秀」本質上是人格攻擊。對重視名譽、自我要求高的人的殺傷力非常大。在熊本市議會的例子中，由於當事人知道日本社會普遍對職場育兒不寬容，所以當事人可能早就料到會遭受到這種批判。當事人能預見的結果不是「寵」，而是受到人格攻擊。所以「譁眾取寵、作秀」的批判其實和現實的落差非常大。

結果比較確實的批判就只有「不符規定」而已。

其實，熊本市議會的女性議員並不是突然挑戰議場規定，而是事前和議會的行政人員溝通後，發現行政部門完全不想努力改善職場工作及育兒環境，只要求當事人自己去想辦法找托兒設施。其實日本人自己知道托兒設施很難找，所以這不是個人「想辦法」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社會層級的問題。這個社會問題的背後是有力量的組織把問題推給沒有力量的個人。結果當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小孩帶入議場。這個結果就是引起日本媒體注意，同時曝露出現在日本民眾對職場育兒的態度。

如果當事人忍氣吞聲，這個問題會繼續被日本社會及各職場放置不理。

日本的女性職場育兒是在1987年變成社會話題。事情的開端是旅日的香港裔女藝人陳美齡帶著小孩到電視台上班。由於以前日本從來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所以陳美齡的行動受到注目，也讓日本社會開始思考職場育兒的問題。當時的一些女性學者有聲援陳美齡，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評論家批判陳美齡的職場育兒行為。批判的出發點不外乎是不敬業、干擾職場、對小孩有不良影響。結果日本女性最大的敵人是女性。
（※日本的夫妻姓氏制度改革的一大問題也是女性在扯女性的後腿）

之後，陳美齡的事業受到肯定，小孩的教育也比大部分的日本家庭成功。陳美齡證明了自己的方法沒有錯。

當時陳美齡的職場育兒的爭議問題叫「Agnes論爭」（Agnes是陳美齡的英文名字）。「Agnes論爭」還獲得1988年的新語・流行語大賞的流行語部門大衆賞。

陳美齡挑戰職場育兒過了整整三十年，日本很多職業婦女依然在煩惱工作和育兒的問題。因為日本民眾對職場育兒非常不寬容。想嘗試職場育兒的人依然要面對遭受「沒有社會常識」、「公私不分」、「不敬業」辱罵的恐懼。

和台灣相比，日本在這方面的思維落後了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