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天皇(2)

2019年4月30日,日本的天皇明仁退位,平成時代結束。翌日的5月1日,天皇德仁即位,令和時代開始。

對很多日本人來說,換新天皇和新元號是很新鮮的事。因為這種機會不多。上一次換新天皇和新元號是1989年,上上一次則是1926年。換新天皇和新元號象徵日本進入新的時代,日本各地也舉辦了很多慶祝活動,感覺就像過新年一樣。

以前換新天皇和新元號的另一個意義是日本人要面對國喪。由於日本充斥著很多極端的道德魔人,在國喪期間,如果有人表達出不符哀傷的舉動,就會被魔人攻擊。所以1989年平成時代開始時,日本從媒體到一般民眾個人都不太敢用快樂的氣氛迎接新時代。

日本人快樂地慶祝2019年的時代轉換,完全是新的體驗。這個新體驗的背後的推手,是天皇明仁的退位願望。

2016年7月,日本的媒體報導了天皇明仁有意退位的消息。翌月,天皇明仁透過電視向日本民眾發表感言。天皇在電視感言中提到自己的年事已高,擔心今後很難繼續勝任天皇的工作。也提到天皇如果到死才能卸任,新天皇即位時的工作會非常重,而且天皇的死也會壓抑日本社會在新時代中的活力。

天皇的感言暗示了日本天皇制度缺乏人性。天皇沒有退休制度,就算過了八十歲還是要從事繁重的工作,而且要做到死為止。

日本是民主主義國家,國家制度的基礎在民意。天皇制度不人性,本來可以透過民主主義的過程來修改。但是日本民眾大多只關心皇室的八卦,幾乎不關心天皇制度。日本的政治家雖然比民眾了解天皇制度,但是政治家也不太敢觸碰天皇制度。所以不人性的制度一直沒有修正。

由於民主主義失調,所以日本的宮內廳就想到讓天皇向民眾發表感言,讓民眾了解天皇制度的問題。

在日本,天皇不能干涉國家制度,而且天皇也不適合公開表達私人意見。天皇在電視上發表感言暗示現行天皇制度的問題,其實是非常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這麼做,日本的天皇可能要永遠受到不人性的制度支配。天皇明仁表達感言時,用詞相當慎重。因為他的立場不能影響政治,而且不能否定國家制度,甚至還要尊重國家制度。

天皇發表感言後,日本政府的對應也相當小心。因為如果政府立即著手修改制度的話,會讓天皇背上干政的違憲問題。日本政府是先確認輿論後,再找專家學者來討論制度。最後決定用特例法來個別處理天皇明仁退位。特例法只適用於天皇明仁一代,意味著日本政府的決定和天皇明仁的願望保持了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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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憲法規定天皇是國家、國民的象徵。但是沒有人知道憲法條文中的「象徵」到底是什麼。天皇明仁在任內每天都在摸索如何當好憲法規定的「象徵天皇」。當然,摸索憲法規定的「象徵天皇」的不只是天皇明仁,昭和天皇也摸索過。因為昭和天皇是第一個面對「象徵天皇」制度的天皇。

昭和天皇從戰前就有憲法制度下的天皇的自覺。很多華人以為戰前的日本天皇權力很大,其實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下,天皇的權力相當有限。天皇雖然有重要的人事權,但是實質上這些人事權是由元老或內閣決定,天皇只是被動地認可而已。天皇雖然有統帥權,但是軍事決策是由軍部自行決定。天皇無權變更法律,也不能否決政府的決議。明治天皇對發動甲午戰爭的態度消極,而且反對日俄開戰,但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都發生了。在美日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中,反對戰爭的昭和天皇心中也相當無奈,因為當時憲法下的天皇不能否決政府的決定。實質上就是天皇不能過問政治。

昭和天皇雖然摸索過「象徵天皇」的角色,但是昭和天皇在位的前期是帝國的統治者,而且還是二十世紀世界史級的人物。儘管戰後昭和天皇在詔書中明確否認天皇的神格,但是他強烈的人物色彩還是蓋掉了「象徵天皇」的形象。相較之下,天皇明仁從一開始就必須在國民的注視下當符合國民期待的完完全全的「象徵天皇」。天皇明仁是用傾聽民眾的聲音、為民眾祈福的方式來實踐象徵天皇的工作。

昭和天皇在戰後到日本各地訪問時,地方大多是安排首長或訪問設施的主管等有力人士和天皇見面。昭和天皇的發言大多不針對個人,形式上有點類似「大家辛苦了」、「大家多保重」等公共性問候。這是因為過去的日本不容許天皇對個別民眾表達關心,而且昭和天皇不擅社交也不擅言辭。由於日本的宮廷教育有留意這個問題,所以明仁接受的宮廷教育把明仁導向成比較外向積極的人。明仁在皇太子的時代,經常和皇太子妃美智子一起下鄉訪問。訪問對象多半是地方的無名年輕人。明仁皇太子夫妻到地方傾聽年輕人的想法、和年輕人對話,就某種意義而言,算是日本宮廷教育培育未來親民的象徵天皇的成果。

除了宮廷教育以外,皇太子時代的明仁也受到美智子很大的影響。以前明仁和美智子訪問老人院時,明仁是站著問候和室裡的老人,但是美智子是主動坐在榻榻米上用對等的高度近距離問候老人們。耳濡目染下,幾年後,明仁皇太子夫妻到地方的殘障兒童設施訪問時,明仁也開始主動蹲下,用對等的高度近距離鼓勵兒童。

1991年6月,長崎的雲仙普賢岳發生火山碎屑流災害。翌月,當時已經當上天皇的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一起到長崎慰問受災民眾。天皇明仁和過去皇太子時代一樣,主動在民眾面前蹲下,用對等的高度鼓勵民眾。天皇明仁的行動上了媒體,讓不少日本人受到震撼。因為以前的天皇不可能這麼做。

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災時,天皇明仁也用同樣的方式以對等的高度親切地慰問受災民眾。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比天皇早一步到避難所視察時,並沒有像天皇明仁一樣表現出關心民眾的樣子。由於村山富市的視察態度和天皇慰問災民的樣子形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村山富市遭到批判。之後村山富市再度到避難所視察時,面對災民的態度就變得比較親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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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徵天皇」的「象徵」意義,就像哲學問題一樣,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是有實踐方向。日本政府沒有設計今後日本天皇退位的制度,是因為天皇退位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問題。但是日本政府用特例法讓天皇明仁退位,就是因為明仁的象徵天皇的實踐受到日本國民的肯定。

對日本民眾而言,現代的天皇就像個國家級的大明星一樣。有人很喜歡大明星,有人不喜歡大明星,有人崇拜明星,有人覺得明星也是人。不論個別民眾的感觀如何,大明星的對社會的影響力相當大是不爭的事實。2011年,日本發生東日本大震災。災害發生的第五天,宮內廳透過媒體播放天皇明仁的談話。天皇明仁在談話中表達出對受災者的關心,也期待日本能早日復興。天皇的談話遠比當時日本政府的言論深入民心。1980年代,日本國內反對天皇制的人在集會時多達數千人,不過2019年天皇明仁退位時,發動集會反對天皇制的人士剩不到百人,而且已經高齡化。這意味著明仁擔任的象徵天皇沒有讓民眾失望,大部分新一代的日本民眾沒有理由反對天皇制。

現代的日本保留天皇制,就經濟角度來看,是用有限的預算來維持相當高規格而且非政治性的國際交誼資源。不過現在日本皇室少子化造成皇室不安定,過去的歷史傳承規則很難讓轉型成現代家庭的日本皇室繼續維持下去。而且天皇制度無法保障天皇的人權。天皇明仁在1989年即位時是55歲,當時日本的上班族大多是55歲退休,所以明仁是在一般人退休的年齡才開始面對正式的繁重公務。明仁退位後,天皇德仁即位的年齡是59歲。結果天皇德仁也是在一般人退休的年齡才開始面對正式的繁重公務。而且依然要受到不能退休的天皇制度支配。但是天皇德仁即位時的狀況比以前天皇明仁即位時好。天皇明仁即位時,除了要從事繁重的天皇公務以外,同時還要面對負擔相當重的昭和天皇的喪禮。由於天皇明仁是圓滿退位,所以天皇德仁即位時只要專心從事天皇的公務即可,而且還可以接受日本社會喜悅的祝福。另一方面,天皇德仁今後可以借重自己父親的經驗和智慧來面對工作的挑戰。

明仁天皇的圓滿退位,帶來了很多意外的好處。

現代日本的改元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元號:令和。
新元號在同年5月1日實施。

新元號的出典是日本古代典籍《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令」有好的意思,「和」則有安祥的意思。

對日本人而言,新元號代表一個新時代。

日本的元號制度,是仿自漢帝國的年號制度。其實日本以前也是用「年號」這種稱呼。在古代的日本,天皇交替時不一定會改年號,天皇在任內也可能會改好幾次年號,所以年號的期間和天皇在位期間是不同的概念。不過到了明治時代,日本開始採用一世一元制,只有在天皇交替時才會改元,天皇在任內不改元,結果年號的期間實質上就等同天皇的在位期間。之後,「年號」這個詞漸漸被「元號」取代。

明治時代是日本轉型成現代國家的時代。明治之後,日本的改元如下:
1912年,明治改大正。
1926年,大正改昭和。
1989年,昭和改平成。
2019年,平成改令和。

改元本來是古代制度。古代人不用精確地管理時間,也沒有精確管理時間的能力。由於現代人的時間管理比古代人嚴密,而且很多場合會追求精確,所以明治之後的日本在改元時,必須面對「時間」的問題。

明治改大正時,是日本成為現代國家後第一次天皇交替。由於以前沒有一世一元制度,所以日本政府沒有想到什麼時候來決定新元號。日本政府是在明治天皇重病時才意識到:如果等到天皇過世才開始想元號,新元號會來不及實施。結果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過世的前幾天緊急找來5名漢學專家來研究新元號。這些專家提出了6個元號案,然後由首相選出3個案交給樞密院,最後決定新元號叫大正。整個過程相當倉卒。

新元號出來後,日本政府才發現元號的切換時間也是個大問題。當初決定採用一世一元制時,大家沒有考慮到切換元號的精確時間。

當時的制度是天皇過世的當天,新天皇即位後就立刻改元。由於這一天的前半和後半的天皇不同。所以在這一天切換元號,會出現同一天當中有兩種元號的日期記載:前半是舊元號,後半是新元號。由於現代人的時間管理非常嚴密,所以這可能會造成時間記載的混亂。不過當時日本政府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結果1912年7月30日在日本既是明治45年7月30日,也是大正元年7月30日。
(※明治天皇其實是在7月29日深夜過世。不過因為7月29日剩下的時間不多,會來不及在「當天」辦即位儀式,所以當時日本政府把明治天皇的過世時間定在7月30日凌晨。)

本來,天皇的稱號和元號是不同的概念。日本史中的天皇的名稱都是後人追加的。由於以前的天皇可能用過好幾個元號,所以古代的元號在性質上也不適合當天皇的稱號。不過日本在採用一世一元制後,每個天皇只會有一個元號,這個元號等同天皇的在位期間,所以適合成為之後天皇的稱號。「明治天皇」就是使用「明治」元號的天皇過世後得到的稱號。

在大正時代,大正天皇在位的最後五年間因病無法正常執行公務,所以天皇的公務實質上是由裕仁親王(之後的昭和天皇)攝政代理。這一次,日本政府就有考慮到改元問題。當時宮內省和日本內閣官房總務課各自開始研究新元號案。

宮內省研究的新元號案當初多達30多種,然後再考量過去東亞文化圈沒有用過、能表現國家的理想、古代典籍中出現過的字詞、易讀易寫等原則,把30多案篩選到10案,最後又篩選到3案。日本內閣官房總務課則想出了5種新元號案。之後,日本首相從這8個元號案中選出了3種備用。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過世,日本內閣召開閣議,然後把元號案交給樞密院會議,最後決定新元號是昭和。

昭和天皇即位後發表的詔書中提到:從大正15年12月25日開始是昭和元年。意思是「昭和元年是從1926年12月25日這一天開始算」。也可以解釋成「大正元號只用到1926年12月24日」。不過昭和元號是12月25日上午才確定,所以當天比較早發行的報刊上的日期還是使用大正元號。

日本在戰前,元號的法源是《皇室典範》和《登極令》。不過到了戰後,這兩個法令廢止,結果元號制度失去了法源。由於昭和天皇在位時間長,沒有改元的需求,所以大家並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一直到1975年日本國會才發現這個法律漏洞。為了補漏洞,日本國會就在1979年立了《元號法》。

《元號法》成立後,日本政府也整備了決定元號的作業辦法。元號的決定方式是先由首相委託專家學者研究新元號,專家學者要各自提出2~5種元號案,然後要說明元號案的意義及相關文獻的出處。在篩選元號案時,要留意元號案必須符合國民期待、由兩個漢字構成、易讀易寫、沒有和過去的元號或天皇諡號重複,而且不能是通俗詞彙。篩選過後,內閣要達成協議,然後要向眾議院及參議院的正副議長徵詢意見,最後再由閣議決定元號。

作業辦法整備好之後,日本政府就找了專家學者來研究新元號,以備不時之需。因為當時的昭和天皇已經接近80歲了。

1988年9月,昭和天皇重病。當時的日本政府已經有相當多的元號案,而且有設想到元號的切換時間。如果昭和天皇在年底之前過世,新元號就從新的一年的元旦開始實施。這是因為日本政府考量到當初昭和元年是從12月25日開始,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而已,這樣子實在太奇怪了。不過昭和天皇撐到了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過世後,日本政府為了不讓日期記載方式發生混亂,決定在昭和天皇過世的翌日才開始實施新元號。

明治改大正、大正改昭和、昭和改平成,全部是因為天皇過世。當時因為要顧慮重病的天皇以及社會觀感,所以改元議題只能在檯面下討論。然後形式上要等天皇過世後才能開會決定新元號。由於元號是時間的定義之一,而元號的切換時間又受到不確定的生死時間影響,這對重視精確時間的現代社會而言是相當大負擔。過去改元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日本社會必須面對天皇過世的悲傷,社會在迎接新時代時,氣氛會受到壓抑。

由於2019年的改元的原因是年邁的天皇讓位,改元過程不用受制於無法預測的生死問題,所以日本政府可以事前向社會公布時間表、在天皇交替之前先公布新元號,讓社會有時間去對應元號切換。過去的改元是因為天皇過世後的手續,新元號時是由新天皇簽名蓋章後公布,不過2019年的新元號發表時,天皇雖然年邁,但是依然在位,所以新元號是由還沒讓位的天皇簽名蓋章後公布。對日本政府而言,這些都是新的經驗。和過去三次改元相比,2019年的改元方式由於可以讓社會早一步準備,所以可以減少改元對現代社會的衝擊,日本社會也不用面對天皇生死的敏感問題,所以日本民眾可以用快樂期待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

日本的電扶梯通行文化

小時候,我從大人那裡聽到的日本的事情,大多是黨國思想下的虛構的日本。我第一次聽到的真正的日本見聞,是學生時代補習班老師的日本旅遊經驗談。我那位老師並沒有特別喜歡日本,不過那位老師去日本旅遊後,受到了相當的震撼。

當時我的老師講到兩件令他印象深刻的事。一件是日本百貨公司貼心的服務態度,另一件就是日本的快節奏通勤文化。

曾經到日本旅遊過的人多半體驗過日本商家的服務態度,所以在此不多說。至於令我老師印象深刻的日本通勤文化,是日本人在上班時上下電扶梯會用走的,步調非常緊湊,猶如戰鬥民族。

在現在的台灣,「上下電扶梯用走的」並不是新聞。不過我的老師在談旅遊見聞時,台北捷運還沒蓋好。當時的台灣民眾只有去逛百貨公司時才有機會搭電扶梯。當然也沒有讓出電扶梯的一側供人通行的文化。

我到日本的時候,台北捷運已經通車了。當時的台北捷運已經有讓出電扶梯左側供趕時間的民眾通行的文化。我到了日本之後,發現日本是讓出電扶梯的右側供人通行。和台灣相反。當初我以為這是日本特有的文化,不過後來我到關西去,才發現讓出電扶梯右側是東京的通勤文化。大阪人使用電扶梯時,和台灣一樣,是讓出左側。

大阪人和東京人使用電扶梯時站的位置不同,並不是大阪特別。其實日本人讓出電扶梯的一側供趕時間的民眾通行的文化,是從大阪開始的。

日本是在1914年從外國引進電扶梯。不過引進電扶梯後的半個世紀間,並沒有「讓出電扶梯的一側供人通行」的文化。一直到1967年,阪急梅田站開始廣播要求民眾讓出電扶梯左側,讓趕時間的民眾通行。阪急這麼做,有可能是參考外國鐵路公司的做法。

鐵路公司這麼做,是顧慮有些乘客要趕時間轉車。留出電扶梯的一側讓這些要轉車的民眾快速通行,可以減少民眾轉車時的不安。

到了1970年,大阪舉辦萬國博覽會時,也有向遊客宣導讓出電扶梯的左側空間。當然,大阪萬博也可能是參考國外大型活動疏解人潮的經驗。

之後,大阪周邊的兵庫、和歌山、奈良也出現了「讓出電扶梯左側」的文化。

至於東京,是1980年代末才出現「讓出電扶梯的一側」的現象。東京人讓出電扶梯的一側是自然形成的結果,鐵路公司並沒有宣導。由於日本人習慣靠左通行,所以東京人搭電扶梯時會自然靠左。另一方面,不少日本民眾在搭電扶梯時不想和陌生人並排站在一起,再加上當時的日本人已經有排隊的習慣,所以搭電扶梯時會習慣性地跟在前一個人的後方。結果右側就自然空了出來。由於東京的上班族的通勤步調非常快,所以電扶梯的右側一空出來,就自然變成趕時間的人的通道。結果在東京讓出電扶梯右側就變成通勤民眾的默契。

我自己曾經問過幾名地方都市出身的日本人當地的電扶梯文化,想知道地方都市的人搭電扶梯時會讓出哪一邊。結果答案是「從來沒有想過」。因為日本地方都市的人通勤的步調沒有大都市那麼快。大家就只是習慣性地跟著前面一個人站而已。

京都雖然不算地方都市,但是京都車站可以看到「照前一個人站的位置搭電扶梯」的現象。

京都車站有很長的電扶梯。不過京都車站的電扶梯沒有固定要讓出某一側供人通行的文化。因為利用京都車站通勤的民眾的步調沒有東京或大阪那麼緊湊。有些民眾平常習慣靠左走,搭電扶梯時就會站在左側。有些民眾可能在大阪上班,搭電扶梯時習慣站在右側。結果在京都車站可以看到有人站在電扶梯的左側,有時候可以看到有人站在右側。

雖然京都車站的電扶梯有人站左邊,也有人站右邊。不過當某一個人站在電扶梯左側時,這個人後面的好幾個人通常會站在左側。當某一個人站在電扶梯右側時,這個人後面的好幾個人通常會站在右側。這些人就只是習慣性地排在前面的人的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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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年前,台灣社會曾經議論過使用電扶梯時是否該確實讓出一側、是否該准許民眾在電扶梯上「用走的」。一方面是因為有民眾站在左邊被罵,另一方面是有人認為在電扶梯上行走容易發生事故。當時有不少民眾對於這種電扶梯文化的解讀是,讓出一側供趕時間的人通行,是體諒他人的行為。所以某種程度上台灣社會為這種電扶梯的使用方式留下了彈性的運用空間。

其實這幾年,日本也有類似的議論,原因是有些人認為在電扶梯上行走會發生危險,所以覺得應該禁止這種行為。結果東京有些車站有貼出標語要求民眾上下電扶梯時不要用走的,甚至有些車站有發生民眾在電扶梯上行走時被罵的案例。

最近日本媒體在報導這一類問題時,常常會引用國外的研究,指出如果電扶梯左右兩側全部站滿人,運輸效率會比讓出一側供人行走的效率高。這樣的報導影響了不少日本民眾的認知,認為不在電扶梯上行走反而可以加快通行速度。

其實,日本媒體引用的國外研究結果並不是「普遍的事實」。電扶梯的運輸效率受到電扶梯的速度影響。如果電扶梯的速度快,左右兩側全部站滿人的運輸效率的確可能比較好。但是如果電扶梯的速度很慢,左右兩側站滿人的運輸效率不會優於讓出一側供人行走的效率。由於一般日本車站的電扶梯的速度並不快,所以國外的研究未必適用在日本。這就是典型的媒體誤導大眾的實例。

日本人用走的上下電扶梯原因,除了趕時間以外,還有本能反應的問題。由於日本車站的電扶梯的前進速度比一般日本民眾走路的速度慢,所以專心走路前進的民眾一踏上電扶梯,會產生無法維持正常前進速度的不舒適的感覺。結果民眾在電扶梯上會本能性地開始踏步前進來抑制不舒適的感覺。如果要讓多數民眾本能性地不在電扶梯上行走,電扶梯的前進速度至少要和多數民眾走路前進的速度相當才行。

幾個月前,日本的某家電視媒體又報導了有民眾想要杜絕在電扶梯上行走的行為。報導中的這位民眾是物理治療師,工作上有機會面對無法靠左站的身障民眾。他希望杜絕在電扶梯上行走的行為來保障那些無法靠左站的身障民眾。報導中,這位物理治療師在搭電扶梯時會故意站在右側來阻止其他人通行。日本的電視媒體在報導社會問題時,為了加強影片效果,常常會加入形式化的戲劇表演,而且有不少表演會誇大事實。這位物理治療師在現實中是否真的有用妨礙他人通行的方式來申張訴求,其實不得而知。不過這位物理治療師確實指出了電扶梯單側通行文化上的盲點。如果要求所有的人一律要讓出同一側供人通行的話,的確會出現弱者。

其實要解決這些問題,應該是從體諒他人以及行為誘導的人性化工程著手。例如宣導尊重那些身體機能無法站在左側的人,或是改變電扶梯的設計等。用強制壓抑的手段來處理自然發生的大眾行為現象往往很難成功。這就像是北風與太陽的故事。

日本的室外管路保溫

小時候看《哆啦A夢》時,會覺得靜香喜歡洗澡是異常的潔癖。不過實際在日本生活一段期間後,漸漸發現洗澡是日本很普通的日常生活文化。

以前在台灣,一直都習慣淋浴。因為可以省時間,也可以省水。剛到日本生活時,語言學校學生宿舍的浴室也只有淋浴設備。當時的我並不覺得有什麼不方便,就只是冬天冷了一點而已。脫離學生宿舍的生活後,住的地方有浴池,可以泡澡。我就漸漸體會到泡澡的樂趣。

東京的冬天很冷,攝氏溫差大約比台北低10度左右。由於我住的房子是老舊的木造房子,防寒效果不好,所以冬天時的室溫常常會降到攝氏10度以下。東京的冬天雖然乾燥,不過氣溫降到攝氏10度以下還是相當冷。如果出了門,會更冷。

在日本,當然有比東京更冷的地方。不過日本的寒冷地帶的硬體建設會特別考量到防寒,所以寒冷地帶的居民在室內並不會覺得冷。以前我班上有個北海道出身的同學。他到首都圈的第一個感覺就是「冬天冷得要死」。因為日本首都圈的一般硬體建設的防寒考量不如北海道。

體驗過了東京的「冷」,現在冬天回台灣時就算遇到大寒流,我還是會覺得台北很溫暖。我深深體會到台灣是讓人覺得溫暖的地方。

記得以前玩RPG遊戲時,有冰系魔法。當時我的主觀感覺中,冰系魔法沒有雷系或是火焰系強,因為以前我在台灣並不知道寒冷的可怕。現在每年冬天,我在家裡都要承受冰系魔法的攻擊,嚴重時會讓我戰鬥不能。泡熱水澡就是復活而且加滿血的手段。現在每到冬天,泡澡變成我的日課。

泡澡必須準備熱水。準備熱水要花時間。為了把握時間,我在放熱水時會設定計時器。設定好計時器後,我就可以去做別的事。幾年前,我準備洗澡時大約要放21分鐘的熱水。不過後來21分鐘的熱水的溫度不足,我就改設成22分鐘。最近要設成23分鐘,浴池中的熱水的溫度才夠。

本來我以為這是這幾年冬天太冷,或是熱水器管路老舊必然的結果。不過最近留意了一下熱水器的室外管路,才發現根本的原因是包在管路外的保溫材料已經脫落。


自己居然一直沒發現自己住的地方的熱水器室外管路的保溫材料早已經劣化脫落。

由於日本的冬天很冷,所以一般住家的熱水器室外管路都會包上一層保溫用的材料。在一些冬天氣溫會降到攝氏零度以下的寒冷地區,這些保溫材料還可以避免管路內結冰。在更冷的地區,冬天有些水龍頭不能關死,必須一直少量放水,這樣才能避免管路結冰。日本有些寒冷地區的大學在新生訓練時,會教學生這些「北國生活常識」。

東京的冬天很少會冷到冰點之下,但是並不是完全沒有這個可能性。在水器的室外管路包上保溫材料不但可以防止管路結冰,在天冷時期也可以減少熱能損失。

看到自己住的地方的熱水器室外管路的保溫材料脫離,就找時間去DIY的大賣場買了管路專用的保溫材料。然後在星期天自己動工。


先把劣化脫落的保溫材料拆掉,然後把管路擦乾淨。


包上新的保溫材料後,看上去就有一種安心感。材料費用不到400日元,而且材料還有剩。

熱水器的室外管路包上新的保溫材料後,現在放熱水準備洗澡時,又回到了21分鐘的時代。冬季時期每天兩分鐘的瓦斯費並不多,但是如果我在這個地方還能住十年的話,就會有明顯的節約效果。從23分鐘變21分鐘,也可以讓我早兩分鐘享受泡澡的樂趣。

最近幾年,東京的夏天變得非常熱。熱到管線中的冷水變熱水。這次的保溫材料施工或許也可以稍微改善今後夏天不請自來的熱水問題吧。

日本的選舉規則問題

台灣的選舉的特色是「熱鬧」。

每到選舉期間,路上就會出現一大堆競選海報、旗幟、廣告等。這些東西多到會自然映入民眾的眼簾,想不看都難。

和台灣的選舉相比,日本的選舉相當內斂。

日本在非選舉期間,路上可以看到議員或政黨的宣傳海報。但是數量無法和選舉期間的台灣相比。當議員的任期只剩半年,街上的宣傳海報就要撕掉。到了選舉期間,政黨的宣傳海報也全部都要撕掉。結果日本在選舉期間,街上的海報反而變少了。

日本的選舉期間,競選海報只能貼在選舉委員會定點設置的看板上。不過不是每個候選人都會在公設看板上貼海報。因為有些人資金不足,無法印製足夠的海報。有些人可能有選舉戰術考量而沒有印製大量海報。一般日本民眾在收到選舉公報之前,往往只能從定點的公設看板得知有誰參選。沒貼海報的人自然會比較吃虧。

除了公設看板以外,候選人的競選辦事處也可以貼海報。不過日本的法律規定競選辦事處的海報、移動式廣告牌、旗幟的相加總數不能超過三件。一張海報、一個移動式廣告牌、一面旗幟,就到上限了。而且日本的法律規定競選辦事處原則上只能設一間。所以選舉宣傳受到很大的限制。

在台灣,選舉時會辦造勢遊行、造勢晚會。而且這些造勢活動辦得像慶典一樣,可以引來大批民眾。候選人可以利用造勢活動向群眾表達自己的政治理念。

在日本,法律規定選舉時不能造勢。日本的候選人能做的就是在選舉宣傳車上不斷呼喊自己的名字,再不然就是自己辦演講會。

日本的法律規定候選人只能有一台選舉宣傳車。用選舉宣傳車呼喊名字或口號時,一定要在車上,如果下車呼喊名字,就會違法。日本的選舉只有候選人和政黨才能辦演講會。候選人如果要利用學校、社區活動中心等公共設施演講,必須事先向選舉委員會申請。如果要在室外發表演說,必須攜帶選舉委員會發的告示旗。如果忘了告示旗,就不能在室外演說。如果告示旗遺失,必須向選委會申請重發。新的告示旗還沒有發下來的期間就不能在室外演說。在室外演說時,候選人可以帶自己的旗幟,但是旗幟上不能寫候選人的名字。因為日本法律不准候選人利用街頭演說來打知名度。結果候選人的旗幟上往往只能寫口號。室外演說時,只有候選人本人可以配帶寫有自己名字的肩背帶、胸章,或袖章。另一方面,日本的法律也規定競選辦事處、競選交通工具、個人政見發表會場不准用氣球廣告、不准用電飾招牌、不准用電子招牌。日本的選舉規則充斥著很多「不准」。

由於日本的選舉的言論表達及宣傳方式受到嚴格管制,所以一般民眾往往不知道自己的社區什麼時候有演講會。很多民眾是下班路過車站時才知道有人在發表室外演說。這種內斂的選舉讓民眾失去了接觸政治的機會。

台灣的選舉可以發面紙或扇子。對台灣民眾而言,面紙和扇子都只是廣告,沒有人會把這種東西當禮物。民眾收面紙和扇子也不會影響政治觀,也不會覺得得到利益。

在日本,選舉時不能發這些東西。日本曾經有法務大臣在自己選區的祭典活動中提供印有自己名字的扇子,結果被逼到辭掉大臣職位。

在台灣,選舉期間有些候選人會到民宅問候拉票。

在日本,法律規定選舉時不能到民宅問候及拉票。能做的就是打電話拉票。候選人也不能對選區民眾發送慶賀問候的信函或電報,也不能用商業廣告問候民眾,只有「完全親筆」寫成的慶賀問候信函不受管制。

在台灣,選舉可以用簡訊或e-mail拉票,而且沒有限制拉票行為的年齡,所以年輕的學生也可以拉票。

日本是從2013年開放網路競選活動。民眾和候選人都可以用網站或部落格來宣傳選舉。不過日本禁止未滿18歲的民眾從事拉票、宣傳活動,所以年輕的學生不能透過網路宣傳選舉。日本在選舉期間前不能在網路上表達支持某個特定的候選人。選舉期間中,一般民眾不能用簡訊或e-mail拉票宣傳。只有政黨和候選人才能用簡訊或e-mail從事競選相關工作,而且只能發信給事先同意的人,而且發信記錄必須保存,以便政府查驗。另外,民眾不能把候選人網站中的政見印出來發給其他人。

民眾不能把候選人網站中的政見印出來發給其他人,是因為日本的法律不准自由散布選舉文宣。日本在戰後接受聯軍統治時,並沒有這種限制。不過聯軍把內政主權還給日本時,日本考量資源不足,所以就限制選舉用的紙張數量。但是日本的經濟改善後,則用「公平選舉」的理由來壓抑選舉文宣。結果日本選舉時的言論自由受到很多限制。

日本是在2003年才部分開放候選人發放政見印刷物。之後,又部分開放候選人發放選舉傳單。在還沒開放候選人發放政見印刷物的時代,民眾能拿到手的選舉資料就只有選舉公報而已。不過選舉公報上的篇幅有限,候選人無法詳細表達自己的政見。雖然現在日本部分開放候選人發放政見印刷物,但是規則非常不人性化。

在日本,所有的選舉文宣必須貼上選舉委員會發的認證貼紙,才能發給民眾。目前市區級的議員選舉,每個候選人只能領到4000張認證貼紙,所以只能發4000張紙製文宣。由於數量有限,所以多數有投票權的民眾收不到候選人的政見文宣。國會議員和都道府縣知事級的選舉,候選人可以領到好幾萬張認證貼紙,不過這好幾萬張認證貼紙全部要用人力來貼到紙製文宣上。在時間不足,很多事情必須自動化的現代,這種認證貼紙制度實質上是打著「公平選舉」的口號來剝奪參選人時間的整人制度。就算貼紙全部貼完,文宣數量還是遠比選區的有投票權的民眾人數少,所以大部分的民眾還是收不到候選人的文宣。

日本的選舉開票結束後,不論是當選或落選,原則上不能謝票。親自拜訪選民表達感謝、利用廣告或文宣謝票、發動謝票遊行、舉辦感謝大會等,全部都算違法。如果要表達感謝,只能針對個別民眾用親筆信函致謝,或是針對民眾寄來的書信回信表達謝意,或是透過網站表達謝意。

◆◆◆

日本選舉規則的問題根源是《公職選舉法》的內容太雜太亂。在日本,大部分的法律制度是由專業的文官設計。日本的文官設計的法律多半相當嚴謹。不過《公職選舉法》不是文官設計,而是由議員立法。這是因為《公職選舉法》是實現民主主義的重要法律,應該由背負民意的人來設計。官僚體系在立場上不適合介入。不過現實中,議員設計的《公職選舉法》非常粗糙,有太多太細太雜的規定,很多敘述不夠明確,而且有些內容是1925年的時代背景下造出來的規則。結果連總務省選舉行政的專業菁英文官也搞不清楚內容。

由於日本的選舉規則有太多問題,所以每次選舉一定會有人向行政機關提問。地方行政機關搞不清楚狀況時,就會去問總務省。由於很多細節問題根本答不出來,所以對地方的行政人員及總務省的文官而言,處理選舉規則是個惡夢。目前日本的總務省和很多自治單位都有在網路上開設專頁來解說選舉規則。但是《公職選舉法》的問題實在太多,所以政府機關的解說網頁大多都避重就輕。

在日本,當然有人批判《公職選舉法》。因為和其他民主主義的先進國相比,日本的選舉規則設了太多限制,多到不像是有言論自由的國家。《公職選舉法》的本意是為了讓選舉公平,但是實際上卻變質成為難想要參政的人的法律。這個法律不但會逼退想要參政的人,也會妨礙民眾接受政見資訊。不過對當選的人而言,這種為難人的制度可以有效抑制政敵或新人的知名度及言論,保障自己的既得權益。由於日本的國會議員們會擔心鬆綁制度後自己的地位不保,所以議員並沒有積極修正《公職選舉法》。

有些台灣人覺得台灣選舉充斥著浪費。不過這些付出其實可以算是讓民眾關心政治、關心國家的基本投資。不論民眾的感受是好是壞,熱鬧的選舉可以讓全台灣的民眾意識到這個民主主義的過程。日本民眾不太關心政治的原因之一,就是代表民主主義的選舉活動受到太多管制。民眾參政時要面對處處設限的選舉制度,就連表現自由都會受到打壓。由於日本的選舉非常無趣,一點也不生動,民眾自然也就不會對政治事物感興趣。這種過度壓抑的制度只會保障既得利益,讓社會失去很多創新的機會。

近幾年,日本NHK新聞中的韓國相關消息的比重有增加的趨勢。電視新聞在報導韓國的選舉時,有出現韓國女孩在選舉活動中跳舞造勢的畫面。這種綜藝表演式的選舉文化讓日本人覺得非常新鮮。其實台灣選舉的表現創意並不輸給韓國。不過日本的新聞媒體因為擔心得罪某強國,所以不太敢關注台灣。所以很多日本人並不知道鄰近的台灣的選舉也非常生動活潑熱鬧。

※關於日本的國政選舉投票制度的演變,可以參考本站的「日本的選舉投票(3)」這篇文章。
※關於日本的日本的選舉海報,可以參考本站的「日本的選舉海報」這篇文章。

日本的寵物狗貓的名字

日本的一些寵物相關的保險業者每年會公布日本的寵物狗貓的名字排行。每年排行都會變動,每家業者統計的排行也都不太一樣,不過還是可以看出日本人在幫寵物取名字的習慣。

最近10年間,日本的比較流行的寵物名字如下:

<中性型>
ココ(KOKO):日本人聽到這個名字會聯想到椰子(coconut)或可可亞。
チョコ(CHOKO):巧克力的簡稱。
マロン(MARON):栗子(marron)。
モカ(MOKA):摩卡咖啡。
モコ(MOKO):取自日語的「モコモコ」(外表看起來軟綿綿、有彈性的樣子)。

<男生型>
ソラ(SORA):天空。
レオ(REO):獅子(LEO)。
コタロウ(KOTAROU):小太郎/虎太郎。

<女生型>
モモ(MOMO):桃子。
ハナ(HANA):花。
サクラ(SAKURA):櫻花。

<女生型(貓)>
リン(RIN):普通的女性名字。
メイ(MEI):普通的女性名字(《龍貓》電影中的小妹妹的名字)。

這些名字的共通特徵就是發音簡單。男生型的名字比較陽剛,其他的名字聽起來比較可愛。除了「リン」和「メイ」以外,其他名字在貓狗都很常見。

中性型的名字在最近10年間一直是排行榜前段的常客,而且都和外來語、食物有關。從中性型的名字可以隱約看出日本人感性中的食物和可愛的關係。外來語則可以營造時髦的氣氛。女生型的常見寵物名字主要都是日本固有的和語詞彙,其實不少日本女性的名字當中也帶有這些要素。至於「リン」和「メイ」是相對比較新一代的日本女性的名字。這可能和貓的主人的命名感性有關。

日本的人名大多會用到漢字,日本的寵物名字當然也可能用到漢字。例如有些主人幫寵物取名「ソラ」時,可能會配上「空」的漢字。「レオ」則可能配成「獅王」。「コタロウ」(小太郎/虎太郎)在取名時,本身就有意識到漢字表現。不過寵物的名字主要是用來叫的,不是用來寫的,所以多數寵物的名字還是沒有漢字。

寵物的名字和人的名字一樣,會隨時代文化改變。貓在很早以前就融入了日本庶民生活。江戶時代比較流行的貓的名字包括「タマ」(TAMA)、「ミケ」(MIKE)等。「タマ」是指圓圓的東西,「ミケ」則是指黑白黃三色的毛色的貓,可以寫成「三毛」。之後,歐美人把寵物狗引進日本。有些假說指出,明治時代在日本生活的外國人在談自己的寵物狗時,有用到petit(可愛)、spotty(斑點)這些詞。當時不懂外語的日本人誤以為這是狗的名字,於是就模仿這些詞的音,造出了「ポチ」(POCHI)這個名字。結果之後日本人開始養狗時就流行把自己家的狗取名叫「ポチ」。由於以前日本人覺得養狗是西洋化的時髦休閒,所以以前也有不少日本人在幫狗取名字時,會用普通的英文名字。例如「ジョン」(=John)或「テリー」(=Terry)。

當養寵物變成大眾文化時,寵物狗的名字就出現了日本風格的名字,例如「タロウ」(TAROU,太郎)、「シロ」(SHIRO,意思相當於「小白」)等。貓狗共通的常見名字則有「チビ」(CHIBI,意思相當於「小小」、「小可愛」)。外來語深入大眾生活時,有些日本人會把狗取名叫「ラッキー」(LUCKY)。另一方面,由於日本人覺得貓的叫聲很可愛,所以有些人會把貓取名叫「ミー」(MI~,咪)或「ミミ」(MIMI,咪咪)。不過江戶明治時代的傳統寵物命名文化依然影響現在的日本人。

現在很多日本人印象中最有代表性的貓的名字是「タマ」(TAMA),最有代表性的狗的名字是「ポチ」(POCHI)。現在日本人幫自己的貓取名叫「タマ」、幫自己的狗取名叫「ポチ」,一點也不奇怪。上述的「タロウ」、「シロ」、「チビ」、「ラッキー」、「ミー」、「ミミ」到現在也依然健在。只是新時代名字比較時髦,壓過了傳統的舊名字。

日本的寵物名字的文化影響的不只是養寵物的人。在政治議題上也看得到這種文化的要素。現在日本的左派激進人士在謾罵親美主張或對美協調的人時,常常會用「アメリカのポチ」,意思就是美國的忠狗。從這種謾罵方式不是最近才有,而是從以前就有。因為日本的左派從以前就一直反美。從這種謾罵方式不但可以看到日本的寵物名字的文化,也可以看到左派激進人士的對寵物名字的認知,以及他們的動物權的意識。

愛玉ゼリーをつくってみた

台湾スイーツというといろいろある気がしないでもないけど、
個人的に好きで外せないのは、やっぱり伝統的なこのゼリーだと思うんだ。

これ「愛玉」とか「愛玉子」いうらしいけど、
日本語ではあいぎょく?あいぎょくし?という読み方でいいのかな。
台湾国語での読み方は「ai4yv4」になるかな。

「オーギョーチ」と言う人もいるけど、それは台湾語で、その言い方は台湾人があまねく知っている言い方でもない気がしてる。
「愛玉」「愛玉子」の漢字がその読み方をするわけじゃなくて、漢字としては「薁蕘子」らしい。

この前、「愛玉」のゼリーミックスのようなものを入手しつくってみたので紹介するね。
これにはシードとシードを入れる布という、ゼリーミックスというのとはおよそ相入れない材料が入ってる。

つくり方は、布にシードのような材料を入れて、水の中でもみもみするだけ。

だんだんシードから何かエキスが出てるようなねばねばな感触もあり、
一定期間もみもみしているとだんだん何となく水の色が変化して、凝固してくる。
寒天とかゼラチンとは違う要因で固まるってことがわかった。
 
つくり方に書いてあるとおり、大体もみもみして10分ぐらい。
多分それでゼリー完成になる。

材料となる水は、純水では固まりませんよとあったのが気になったので、
水道水を煮沸して冷ましたもので試してみようと思ったんだけど、
鍋で湯冷ましをつくったために、水面に若干の油が浮いてて……
水に油分が含まれると凝固に影響するらしいこともわかったから、
結局、何の芸もないんだけど、普通の浄水器を通していない水道水でやった。

このつくり方なら火も使わないし、凝固も早いから、
国際交流とか、児童の国際理解とか、活用場面がある気がする。
ただ、実はこれも写真的には成功しているんだけど、できばえはいまいちではある……

こういうの、台湾のお土産になるといいのにね。
植物検疫とか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ヌガーやパイナップルケーキのようなカロリーが高いものだけじゃないのが欲しいと思い始めている。

日本的成年年齡

日本的《民法》規定年滿20歲算成年。成年後,就可以獨自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不過也必須承擔法律規定的義務。這個成年規定是從1896年實施,用了超過100年。

日本在八世紀初制定的《大寶律令》有規定21歲(虛歲)是「正丁」。正丁要繳稅和服役,實質上就算是古代的成年人。不過古代日本朝廷在平安時代就漸漸失去支配力,律令制度變得有名無實,結果中世之後的日本的成年年齡是依各地的地方風俗而異。有些地方11歲就算成年,有些地方是17歲算成年。江戶時代的江戶男性大約是虛歲15歲算成年。

到了明治時代,明治政府在1876年公告日本人滿20歲算「丁年」,要繳稅和服役。這可能是參考古代日本朝廷律令的制度。之後,日本又引進了歐美的現代法制度,新整備的《民法》就規定了20歲算「成年」。

明治初期的「丁年」和之後日本《民法》的「成年」的年齡雖然都是20歲,不過兩者的概念不同。「丁年」是納稅和服役的年齡規定,是國家和個人之間的法律規範。「成年」則是《民法》的規定。《民法》的本質是規範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

當初日本在整備現代法制度時,有參考歐美國家的法律制度。當時歐美國家的成年年齡大約是在21~25歲。對日本而言,這個年齡設定偏高,因為明治之前的江戶時代15歲就算大人。另一方面,當時日本人的平均壽命大約是42~44歲,歐美主要國家的平均壽命則是40後半~50前半,如果日本採用歐美的21~25歲成年的話,會影響到社會的生產力。結果設計日本《民法》的人考量了日本國情及現代的法制度和經濟制度,把日本的成年年齡設定成比歐美稍微低一點點的20歲。設定成20歲,也可以用古代的律令制度來說服日本大眾。

日本《民法》在1896年實施當初,成年年齡低於歐美國家。不過到了1970年代,美國、法國、德國、義大利等國把成年年齡降到18歲。歐美國家降低成年年齡的原因很多,有些國家是為了讓成年年齡和徵兵年齡統一,有些國家則是社會制度成熟,國民會受社會制度保障,18歲的人可以不用依賴父母。由於當時日本沒有修改制度,所以1970年代之後,日本的成年年齡反而高於歐美的先進國家。這也影響到之後的日本社會發展。

1990年代,日本步入高齡社會,同時也面臨了少子化問題。老人增加和年輕人減少造成了日本的「老人民主主義」現象。「老人民主主義」是選民中的老人比例增加,造成老人的民意左右政治的現象。老人選民的比例增加,政治家在選舉時必須提出對老人有利的政策才有可能當選。政治家靠老人票當選後,國家政策就會過度偏重老人福利。由於社會的資源有限,當資源過度偏向老人,就意味著年輕世代的資源遭到擠壓。日本的20歲成年制度就是加速「老人民主主義」的推手之一。

日本在1945年把選舉權的年齡設定在20歲,是考量到和《民法》成年年齡的整合性。當初這個年齡設定沒有什麼問題,不過當日本的高中畢業生升大學的人數變多後,這個年齡設定實質上妨礙了日本的年輕世代關心政治。

本來,日本人在高中階段有機會學到日本的現代社會制度,多少還會對選舉和政治有好奇心。但是高中生不滿20歲,沒有選舉權,所以不能體驗制度。當這些學生上了大學後,學習重心轉向專業科目,結果就淡忘了高中時代養成的基礎公民意識。當這些學生滿20歲時,可能已經失去了對政治的好奇心。另一方面,日本很多大學生是遠離家鄉求學,回家要花很多時間,而且交通費不便宜。選舉的時候,這些在遠方大學求學的學生收不到投票通知,而且他們也感受不到特地花錢花時間回家鄉投票的直接利益。所以很多大學生會放棄投票的權利。這些學生從大學畢業時,實質上已經養成了放棄投票的習慣。本來日本已經有少子化的問題,漸漸成為少數派的年輕族群又放棄了自己的投票權利。結果最近20年間,日本國政選舉的20多歲的年輕世代的投票率大約只有60歲以上世代的一半左右。這就是日本的「老人民主主義」現象增幅的原因之一。

由於「老人民主主義」會扭曲社會發展,而且可能會影響日本修憲議論的健全性,所以日本國會在2007年整備修憲用的《國民投票法》時,把國民投票的年齡設定成18歲。由於一般日本人在高中畢業前一定會滿18歲,所以這個年齡設定可以讓日本的高中生有機會在高中時代就實踐投票權,讓日本的年輕世代關心自己國家的政治。對日本而言,這個年齡設定不但可以擴大國民意見的母群體,也可以增加年輕世代的意見比重。由於日本的政治家都知道「老人民主主義」的問題,所以幾乎沒有政黨反對把國民投票的年齡設定成18歲。

《國民投票法》除了把投票年齡降到18歲以外,法條中還包含了在一定期限內必須處理《公職選舉法》和《民法》成年制度的年齡整合性的條項。結果2015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公職選舉法》修正案,把選舉權年齡降到18歲,在翌年6月實施。2018年6月,日本國會通過了《民法》修正案,把成年年齡降到18歲,在2022年4月實施。

本來《國民投票法》、《公職選舉法》、《民法》彼此之間沒有直接的邏輯關係。不過日本整備了《國民投票法》後,實質上帶動了降低選舉權年齡和降低成年年齡的議論。讓日本社會開始關心年輕世代的需求與聲音。

成年年齡改成18歲,很多法律也要跟著調整。因為日本有很多法律是在「成年=20歲」的前提下設定的。在這些法律當中,有些法律條文在設計時是針對成年人,但是法條卻是寫「20歲」。這些法律就必須在新的《民法》規定實施前修改。

例如日本的《國籍法》規定20歲之前有其他國家國籍的日本人在20歲後到22歲之前必須在日本籍和外國籍之間做選擇。這個法條本質上是用成年年齡當基準,當成年年齡變成18歲,《國籍法》的相關條文中的年齡就必須要修改。其他如《水先法》、《社會福祉法》等,都有類似的部分。

日本的法令規定未成年的人不能抽菸喝酒,也不能參加公營賭博(賽馬、賽艇、競輪、賽車)。在日本民眾的觀念中,抽菸、喝酒、參加公營賭博都是滿20歲之後才能做的事。不過成年年齡改變後,這些規定就會出現漏洞。日本國會議論的結果是,抽菸喝酒、公營賭博的年齡全部維持在20歲,這些相關法令規定不再用「未成年」的敘述。

除了修改相關法律以外,日本國會也花了很多時間議論消費契約問題。因為成年年齡降到18歲之後,可能會有惡質業者鎖定剛成年的年輕人簽不公平的消費契約。日本政府雖然開始把消費者教育納入高中教育內容,不過學校的上課時間有限,而且要教的東西太多,消費者教育能達到什麼樣的效果還是未知數。除了學校教育以外,實質上日本還沒有想到其他的對應措施。

本來日本人是在自己20歲生日的前一晚的12點成年,生日不同的人的成年時間會不一樣。不過新的成年規定是在2022年4月1日生效。新規定生效時,全日本所有18歲以上20歲以下的年輕人會在生效的一瞬間同時成年。由於這一年度的成年的人數會暴增,所以日本的各自治體在煩惱該怎麼舉辦2023年的成人式。

修改成年年齡,對社會的影響真的非常大。

日本的女性與相撲

2018年4月4日,日本大相撲的京都舞鶴市地方巡迴賽中,舞鶴市長在土俵上致詞時突然倒下。周圍的工作人員見狀後立刻上台察看狀況,不過這些工作人員真的就只是「察看狀況」而已,完全沒有實施救護。結果台下有醫療專業的女性觀眾衝上了土俵,支開了這些只看不動的圍觀者,立刻幫舞鶴市長急救。日本相撲協會則在女性實施急救時,在會場內廣播「女性請下土俵」、「女性請下土俵」。

相撲協會用廣播要求急救中的女性離開土俵,是因為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這件事在日本社會受到相當的關注。

其實日本相撲協會基於維護「傳統」,不讓女人踏上土俵的問題很早以前就發生過,而且不只一次。

1978年,東京的小學生相撲比賽的荒川區預賽中,有個五年級的小女生獲得晉級東京大賽的資格。東京大賽是在國技館舉行,不過由於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所以就不讓這名小女生踏上國技館的土俵。當時日本的勞働省的女性官僚森山真弓認為日本相撲協會歧視女性,於是就向相撲協會抗議,但是相撲協會無視抗議。

森山真弓是日本中央機關任用的第一個女性高等文官。她在1980年辭掉了公務員,轉戰政界,參選國會議員。之後在1989年成為日本第一個女性的內閣官房長官。內閣官房長官的主要工作是協助日本首相指揮內閣,分擔首相的工作。森山真弓成為內閣官房長官後,想在1990年的大相撲初場所代表日本內閣上台頒發內閣總理大臣杯,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

2000年,類似的情形又發生在大阪。每年三月,大相撲會在大阪舉行春場所比賽。因為是在大阪舉行,所以優勝力士會獲頒大阪府知事賞。2000年的大阪府知事是全日本第一個女性知事太田房江。當時太田房江想親自頒發大阪府知事賞給三月場所的優勝力士,不過被相撲協會拒絕了。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由於太田房江當了八年知事,所以被拒絕過多次。

由於相撲協會拒絕女性官房長官和女性知事上台的事情相當有名,所以一般稍微有常識的日本人都知道大相撲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一般日本男性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大部分的日本人不覺得這種觀念有什麼問題。反而是一些喜歡相撲的人覺得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在做秀,甚至一些喜歡「傳統」的日本女性也不支持森山真弓和太田房江。結果現代日本女性不只會受傳統的男性壓抑,也會受到傳統的女性壓抑。其實日本很多女性的社會權益問題,例如結婚時的姓氏問題、兼顧育兒與工作的問題等,壓抑女性最露骨、最兇狠的還是女性(有些日本人把這種打壓女權的女性稱作「名譽男性」)。

日本的大相撲從2017年11月開始接連傳出了暴力傷害、性騷擾、無照駕駛等醜聞,形象嚴重受損。2018年4月的舞鶴市的「女性請下土俵」事件,更讓相撲協會的形象雪上加霜,也讓不少日本人對大相撲的「傳統」產生反感。

日本的大相撲在比賽時,不當裁判的行司要輪流擔任會場的廣播員。舞鶴市長的土俵急救事件中,廣播「女性請下土俵」的人就是相撲協會的行司。在這個事件中,其實不論行司怎麼做,可能都不會有好結果。行司廣播「女性請下土俵」,會傷到相撲協會的社會形象。事後相撲協會雖然在媒體面前指出行司還年輕、經驗不足,算是保護了行司,但是實質上行司還是會承受相當大的壓力。如果當時行司不這麼廣播,事後還是可能受到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因為日本相撲協會認為「女人不能踏上土俵」是重要的傳統。當事人的行司可能非常懼怕相撲協會的「內部指導」,所以廣播了「女性請下土俵」來保護自己。

所以問題根源是在日本相撲協會的「傳統」。如果沒有這個「傳統」,行司就沒有該不該廣播的問題,相撲協也不會遭受「輕視人命」的社會批判。

其實,相撲本來並沒禁止女人上土俵的規矩。在江戶時代,有女人對盲人的相撲比賽。女性對盲人的相撲當然是在土俵上對戰。到了明治時代,日本還有人籌備「女相撲」的比賽。女相撲當然也是在土俵上對戰。

現在的大相撲禁止女性上土俵,是早期相撲協會為了提升相撲的價值,於是恣意地把神道信仰的要素帶入相撲,把相撲的土俵塑造成神聖的場所。在日本的民俗信仰中,經血是不乾淨的東西,結果就有人把這種觀念推廣成女人不乾淨、女人會污染神聖的領域。最後就變成「女人不能踏上土俵」。

相撲界想自抬身價,是因為近代之前的相撲沒什麼身價。就只是一般人比力氣的餘興節目而已。由於相撲是比力氣的膊鬥,會吸引暴力分子參加,所以江戶幕府曾經因此禁止過相撲比賽。另一方面,日本在明治時代之前的主流信仰是佛教,神道只是附屬在佛教之下的民間信仰。到了明治時代,新政府為了和舊時代切割,塑造新時代的形象,於是就排斥佛教,提升神道的地位。日本的相撲界借用神道要素來自抬身價,是明治時代神道地位提升後的事情。

其實不只是相撲,日本的很多近代才出現的武術為了自抬身價,也會借用神道的要素。只要有神道要素,不知情人就會把這些武術誤認成「日本的傳統文化」。

另外,相撲的「國技」形象其實也是近代相撲界為了自抬身價而自封的稱號。時間久了以後,很多人就會誤以為相撲從以前就是「國技」。

我自己在中二時期非常迷武士道,也對日本的武道感興趣。我非常憧憬這些日本的「傳統文化」。不過實際到了日本,見識到現實中日本的武道文化後,心裡頭多少有點毛毛的,因為日本很多打著「傳統」旗號的武道多少都帶了一些怪怪的宗教體質。

相撲協會不准女人踏上土俵,只是恣意解釋神道來自抬身價的結果。不過這種自抬身價的行為,卻因為舞鶴市長的急救事件中傷害了相撲協會的形象。日本的網路上也出現了「『人命』與『傳統』孰者為重?」的批判。其實在「人命」與「傳統」相比較之前,「傳統」是不是真傳統,本身就是個大疑問。

現在的日本社會仍然充斥著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日本人不論是在學校、公司,或是自己住的社區,都逃不出這些不合理的壓抑。很多不合理的規則沒有修正,是因為有一部分日本人認為「傳統」非常重要,不能破壞「傳統」。而且日本社會一直有「忍耐是一種美德」的觀念,所以很多受到壓抑的日本人不敢聲張。這次日本民眾批判相撲協會,實質上算是日本人在長期壓抑下終於找到機會向「傳統」洩憤。

不過在洩憤過後,日本的民眾可能幾天後又不在乎了。如果相撲協會沒有爆發後續的問題,日本人可能一個月後就會忘記這件事。

由於這次出狀況的是年輕的行司,相撲協會的高層只要形式上在媒體前面道個歉,然後要大家包容年輕的行司,就可以全身而退。相撲協會可能依然會走自己的「傳統」路線。由於一般日本民眾平常也沒有上土俵的機會,所以今後大部分的日本人可能還是不會在乎「女人不能上土俵」的「傳統」,因為這是相撲協會這個民間組織的信仰自由,而且事不關己。

日本的政界與官界(2)

民主主義國家的基本運作方式是由背負民意的議會(=政治家)生成國家制度(=法律),然後把法律交給公務機關(=官僚)執行。

日本的國家運作方式就是由議會生成法律,然後讓公務員執行。這個過程表面上符合民主主義的精神,不過骨子裡卻不單純。

日本的議會雖然獨佔了立法權,不過現在每年日本國會通過的法律中,只有2~3成是議員直接立法,其餘7~8成的法律是由內閣設計法案,然後向國會提出,再由國會通過後成立。這種由內閣提出的法律叫「閣法」。

日本的內閣閣僚大多是由國會議員擔任。不過內閣向國會提出的法律不是由這些閣僚議員設計,而是由各中央機關本部的專業文官設計。

這些設計法律的文官是通過了競爭非常激列的國家公務員綜合職(高等文官)考試後,被中央機關採用的人。日本的各中央機關在招收新進人員時,會把公務員考試名列前茅的人留在東京霞が関的本部,其他人則派到地方的分部任職。能考過國家公務員綜合職考試的人已經是相當優秀的人,能留在本部的人當然更是菁英中的菁英。這些留在本部的人大半是東大或京大法學部畢業,而且很多人在學生時代就考過了國家公務員考試,是全日本頭腦最好的菁英集團。這些文官設計的法律當然比議員立法的品質好。

日本的首相及其他閣僚都是民選政治家,如果這些人在選舉時得不到選票,就會失業。沒有選舉的時候,閣僚也可能因為政局的關係下台。不過這對日本的國家影響有限,因為日本的國家政策和主要法律是由官僚設計。這些官僚是身分受到保障的公務員,只要沒有出狀況,基本上都可以做20年以上。所以日本的首相換人、內閣改組,各個領域的政策還是由同一批文官控制。

從政的人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爬到政界高層的政治家都有一定的政治智慧。這樣的人如果進入了內閣,甚至當上首相,當然會想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不過這並不容易。因為日本的國家制度非常複雜,各種制度環環相扣,而且有些規則是明治時代留下來的。更改制度或設計新制度,都會牽動很多舊有的規則。如果處理不慎,規則會出現大漏洞。資深的國會議員雖然有很多審查法案的經驗,而且會花時間研究政策,但是政治家也要花時間服務選民。由於政治家的時間有限,無法全力研究政策,所以不可能通曉所有的事物。結果在日本真正精通政策和法律的就只有專業的高等文官而已。所以政治家要推動新政策、設計新法案時,都要徵詢官僚的意見。

日本的首相和大臣是官僚的上司。由這些資深政治家指揮文官,讓文官設計出內容嚴謹而且符合民意期待的法案,似乎很理想。不過由於日本的官僚太聰明,而且太專業,所以首相和大臣在徵詢官僚意見時,實質上的政策主導者會變成官僚。

「官僚主導」的問題是官僚沒有民意基礎。官僚的理念就算和民意脫節,官僚還是可以繼續當官僚,繼續主導政策。這樣政策就可能不符民意期待。日本的官僚每天有做不完的工作,經常要加班到凌晨,而且業務內容非常複雜。國家推動新政策,實質上就是在增加他們的負擔,所以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會傾向設計利己的制度來幫自己省麻煩、減輕自己的工作負擔。另外,官僚為了升官,在主導政策時會鞏固自己機關的門戶利益來討好上司。結果官僚主導國家政策的時間越長,狀況就會變質成「官僚無視國家利益,只顧自己所屬的省廳利益」、「官僚辦事方便,民眾辦事非常不方便」。結果官僚的裁量權限會越來越大,大家辦事時全部要看官僚的臉色。

舉例來說,日本的財務省的門戶利益是增稅。如果稅收增加,財務省的權力籌碼就會增加,其他省廳為了預算會來巴結財務省。財務省希望稅收增加,不過政治家不敢隨便增稅,因為增稅會引發民眾反感,也可能讓經濟發展萎縮。如果有年輕財務官僚在設計政策時有辦法誘導政治家實施增稅,這個官僚以後就會平步青雲,因為他有能力讓財務省受益。

日本的菁英官僚到40多歲至少都可以當上課長,不過當上課長後,就沒有那麼順利了,因為課長以上的職位不多了。超過40歲後半如果無法順利升遷,照慣例要辭職。官僚辭職可以確保組織的金字塔型權威構造。所屬的機關會幫這些辭職的官僚介紹工作。例如財務省官僚會到銀行當高階主管,厚生勞働省的官僚則是到藥廠當高階主管,文部科學省的官僚則是到大學當高階行政人員或教授。銀行平時要看財務省臉色,所以如果有資深的財務省官僚來當主管,銀行和財務省往來時就會比較方便。藥廠開發新藥或讓新藥上市要通過厚生勞働省這一關,如果公司裡的主管是退休的資深官僚,行事就會比較方便。同樣地,大學申請補助金時也要討好文部科學省。所以這些民間機構為了將來行事方便,必須騰出高階職位給離職的官僚。退休的官僚不但有退休金可拿,還可以在新職場領高階主管的薪水。退休官僚雖然不會因此致富,但是這種利益交換會造成社會不公,也會佔掉本來應該是由民間人升遷時擔任的職位。

由於「官僚主導」違反民主主義精神,而且對日本社會有不良影響,所以日本政界在1993年開始摸索「政治主導」的方法。不過推動「政治主導」非常不容易,因為這會侵蝕官僚的利益,會得罪官僚。政治家如果得不到官僚協助,就無法設計適切的法律,當然也無法推動新政策。

日本雖然有法官、檢察官、律師等法律專家,但是他們只知道怎麼解讀法律,他們沒有立法的知識。設計法律要有很多政策知識。在日本,只有中央機關的菁英官僚才有專業的立法知識。因為這些人從22歲任職開始,就一直在中央機關學設計政策的方法,然後花很多時間熟悉法律制度的構造。這些全日本頭腦頂尖的人歷練到了30多歲時,就有能力設計嚴謹的法案。

由於菁英官僚實在太優秀,而且獨佔了立法技術,所以日本的官僚會看不起政治家。日本的首相和大臣表面上是官僚的最高長官,但是在官僚眼中,首相和大臣只是暫時來中央機關做客的「名譽主管」而已。官僚真正的長官是自己省廳內的官僚前輩。內閣的政治家和中央機關的官僚表面上看起來在一起工作,其實兩者的關係並沒有那麼好。如果政治家要改革官僚制度,官僚為了保住自己的利益,會設法讓政權垮台。

對有心改革制度的政治家而言,官界最大的改革障礙是財務省。財務省是菁英當中的最高菁英組織,他們掌握了非常多的金錢資訊。如果政權得罪了財務省,財務省只要設法把閣僚的資金處理缺失透露給在野黨或媒體,就可以讓政權垮台。舉例來說,2006、2007年的第一次安倍內閣就曾經想杜絕財務省官員辭職後到民間當高階主管的惡習,結果之後安倍政權就接連發生閣僚的資金醜聞。一次安倍內閣實質上就因此垮台。

2009年,民主黨取得政權時,也很想改革國家制度,讓背負民意的政治家來主導政策。當時的首相鳩山由紀夫以為當上首相可以掌握很多國家資訊。不過現實中,首相一到首相官邸上班就會被大群官僚包圍,因為各中央機關的官僚要對首相做會議前的預習報告。由於官僚可以自由發揮,而且首相完全沒有自己的思考時間,所以首相會在不知不覺中會被官僚巧妙的論述洗腦,實質上最後會聽命於官僚。鳩山由紀夫事後回憶當首相的經驗時,最強烈的感受就是「孤獨」。民主黨在剛取得政權時,非常露骨地敵視官僚。不過民主黨和官僚打交道的經驗不足,結果之後的野田佳彥首相實質上也被官僚洗腦,照著官僚的意見施政。

2012年,第二次安倍政權上任時,就記取自己以及前人的失敗教訓,不敢貿然直接挑戰官僚體系。安倍聘用了多名各領域的外部人才擔任內閣官房參與,來防止官僚的洗腦攻勢。安倍政權一方面要削減官僚利益,另一方面不能得罪官僚,而且還要借重官僚的力量改革,這需要非常高度的政治操作技術。

日本各中央機關的人事權本來是由該機關的大臣掌握,不過由於政權不敢得罪官僚,所以官僚的人事實質上是由官僚自己決定,大臣只是形式上承認人事案而已。不過2014年日本成立了內閣人事局後,高階官僚的人事由內閣人事局掌管。內閣人事局也負責調查退休官僚的就業狀況,避免官界和民間交換利益。這個措施多少削弱了官僚的既得利益。不過這並不代表日本的官僚受到政界壓制,官僚還是一樣相當有力量,依然有能力讓政權垮台。現在的日本內閣還是不敢得罪官僚,只是不會像以前一樣完全受制於官僚而已。日本的政界和官界實質上是在緊張關係下共事。

2017年,日本發生了森友學園的國有地交易醜聞事件。這個事件的本質是財務省的職員要處理背景相當複雜的國有地,而且非常不巧,遇到的交易對象是個喜歡利用政要關係狐假虎威的難纏人物。職員為了省麻煩,結果處理過程中發生了瑕疵。之後,事件被媒體炒作得越來越大,甚至引發了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問題。

有些媒體影射這個問題是安倍利用首相權力圖利特定人士,甚至施壓讓財務省篡改公文中對自己不利的內容。其實這種影射只是反映了某些媒體的「願望」而已。現實中,安倍曾經吃過財務省的虧,多少對財務省抱有恐懼感。如果安倍為了私人利益指使財務省篡改公文,反而會給財務省拉下安倍政權的最佳材料。結果財務省篡改公文的原因可能就只是財務省的某些主管自己想向政權示好而已。

很多媒體想在這個事件中看熱鬧,甚至想看安倍政權的醜態。安倍政權雖然確實受到了打擊,不過政權方面應該早就預見財務省的問題遲早會爆。篡改公文的問題大家也早就看在眼裡。在媒體炒作之前,政界和官界可能早在幾個月前就各自擬好危機管理的方法,只有財務省的低階職員成了犧牲者。媒體報導的內容其實是政界和官界照著各自危機管理劇本演的戲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