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地方自治體

以前,和日本友人聊日本政治制度的話題,我講到了「地方政府」這個詞時,友人馬上就糾正我的用詞。友人告訴我,「政府」這個詞在日本純粹是指中央機關。日本人在談日本的地方機關時,不會說「地方政府」,而是說「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

這位友人在日本的公家機關從事文書工作,有日本中等教育的社會公民科教師資格,另外也有日語教師資格,還有從事過筆譯工作。被這樣的友人糾正,我心服口服。

我曾經問過友人: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日本人用「地方政府」這個詞?

友人的回答是「有」。不過幾乎都是用在談論外國制度。例如談中國、德國、美國的地方機關時,就有機會用到「地方政府」這個詞。

後來,我在看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的地方公共事務的消息時,媒體真的都不用「地方政府」這個詞,大家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是正式名稱的「地方公共團體」。

我在查日本的國會議事錄時,也發現日本的國會發言中,「地方政府」這個詞幾乎都是指外國的地方行政機關。少數則是在比較外國和日本的地方政策時,姑且把比較對象的名稱統一成「地方政府」。也有少數是在討論州道制構想下的地方自治政府。如果是談論現實中的日本地方公共事務時,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地方公共團體」。

另外,我自己手邊的日本國語辭典都有收錄「中央政府」這個詞條,但是卻都沒有收錄「地方政府」這個詞條。從這些工具書也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日本人用詞的習慣:「政府」是指中央。地方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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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在2020年現在,日本的都道府縣一共有47個。市町村一共有1718個(不含北海道的國境爭議地區),另外還有23個特別區。

都道府縣的行政權限幾乎相同,東京都比其他46個道府縣多管了消防、自來水、下水道(東京以外的地方是由市町村管轄)。市町村的差異主要是人口,行政權限也幾乎相同。只是町村地區的社會救濟業務可以由都道府縣負擔。如果市的規模夠大,可以升級成中核市,加管環境、社會福利、衛生業務。規模再大的話,可以升級成政令指定都市,可以有自己的都市計畫。至於特別區,目前只有東京都才有。特別區的地位和市相當,不過有一部分業務是由東京都負責。其他的道府縣如果人口夠多而且公投通過,也可以設立特別區。

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可以算是地方政府。但是日本人不會把這些地方行政機關叫作地方政府。原因恐怕是近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即使是戰後,日本的地方機關還是有很長一段期間繼續保有「政府的下層執行機關」的色彩。在2000年4月之前,日本的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是上下階級關係。都道府縣的業務當中,有八成左右是由中央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是由中央分配。市區町村的業務當中,大約也有八成是由中央或中央經由都道府縣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當然也是由中央或都道府縣分配。結果民選的都道府縣知事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交代下來的業務,民選的市區町村長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交代下來的業務。如果地方要自己推動業務,例如減輕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或是擴充社會福利措施,很容易踩到中央法令的紅線,甚至可能會和中央政府的利與權發生衝突。至於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的議會,也無權審查上層指派下來的業務,也不能修改相關預算。議會主要能做的就是監督而已。

一直到2000年4月,日本的《地方分權一括法》實施,日本政府把適合地方管理的業務權限移交給地方後,地方才得到自主性。舉例來說,以前民眾開餐廳要得到厚生省的許可,不過實施地方分權後,餐廳的營業許可是由都道府縣及一部分規模較大的都市管轄。以前自來水和下水道是由建設省管轄。地方分權後,自來水和下水道的管轄權就移交給東京都及東京都以外的市町村。地方在處理地方業務時,不再需要經過「政府」點頭。這時候地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治體」。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也不再是上下階級關係,而是分工的對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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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府首腦是來自國會多數派的議員,所以日本政府推動政策時,背後會有國會的多數派支持。不過日本的地方自治體的狀況和國政不同。日本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是由各自的選舉中選出,所以地方首長和議會多數派的理念不一定一致。地方首長在推動政策時,未必會得到議會支持。

日本的地方首長的政務任用人事就只限於副首長。在都道府縣就是副知事。在市區町村就是副市區町村長(2007年4月之前,市區町村首長的副手職銜叫「助役」)。這些副首長的人數是由各自治體的條例決定。副首長之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及以下的人員全部都是全職公務員,所以新人地方首長上任時是處於孤立狀態,一個人要指揮陌生的公務團隊非常不容易。雖然首長可以自己選任副首長來分擔業務,但是副首長的人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如果議會不同意,副首長就只能從缺,首長就很難推動自己的政策理念。

本來,日本現行地方自治制度的理想狀態是由議會根據民意訂定制度,然後讓行政單位執行。不過日本的地方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執行中央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地方議會長期偏重在監督行政,議員缺乏政策提案及立法能力。另外,地方議會因為選區設計的關係,造成當選的議員素質參差不齊。例如市町村本身是一個選舉區,有些自治體得票排行在幾十名的候選人都可能當選,比較極端的鄉下地方甚至只要有參選就能當選。政令指定都市是用區來劃分選舉區,各選舉區只有前幾名才能當選,議員的素質就相對較好,比較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環境。至於都道府縣議會的選舉區則是混合版,議會相對不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的環境。政黨政治機能不全,議員對政黨的向心力就不足。缺乏政黨約束的議員的行動比較容易走向個人利益。沒有政黨協助,議員比較不容易學習政策知識,結果造成地方議會的政策提案機能不全。目前日本很多地方議會都有這種問題,結果日本的地方政策大多是由地方首長主導。

近年,日本的一些地方首長為了順利推動政策,會自己籌組地方政黨。例如2010年大阪府知事橋下徹的大阪維新會、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的減稅日本,以及2017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都民第一會。籌組新政黨可以讓關心政策的人有學習及發展的舞台。讓新政黨進入議會,可以促進議會新陳代謝,首長也比較不用受把持地方利益的資深議員勒索,推動改革時的阻力也會比較小。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その後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というブログを書いた2012年当時、総統選挙をやってたときは、
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が、ややもするとごみのようになって、そこかしこに激しく目についていたんだけど、

ことしの年初にもやっぱり総統選挙があったはずなのに、
実際には、2012年の後、2016年にもあって、そして今、
町の中にあれほどまであったものはもうすっか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よね。

これは、2014年の地方選挙から、各自治体が規制を始めたことが影響しているみたい。

例えば、台北市の場合は、道路や歩道橋に選挙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は、
以前は、申請なしで指定された公共の場所に置けていたけれども、
今は、そういう公共スペースには置け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って。

例えば、新北市の場合は、今は、投票前の15日間はのぼりが置けるという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
以前は、ポスターに板に張って電柱とかに街灯にかけていたけれ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
これも、日本の感覚なら、支持者が自宅の壁に候補者ポスターを掲げることもあるのかな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台湾は集合住宅だから、自宅にポスターを張るのはなかなかないことなんだよね。

今回よく見たのは、以前と変わらぬビルの壁を使ったもののほか、ラッピングバスや大型トラックでの宣伝とかだった。
 

ただ、普通の日本人が町中で目にするもので気づくことが少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
なんか目にした張り紙が、何か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というの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よね。

以前、選挙の様子がよくわかるときに書いたものだけど、これも見てね。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 その2
台湾の選挙カー
台湾の選挙カーのアピール

日本人的名字

以前在日本讀大學時,班上的日本人同學曾經問我:在日本有遇過什麼文化衝擊嗎?

這個問題讓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到日本留學時並沒有覺得不適應,而且我在留學之前做過很多功課。每天看日本台的節目、也有看日本的雜誌、漫畫、動畫,也有玩日本的電玩等。而且這些事在留學前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我還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過。

日本同學的問題讓我困惑,不過這個問題讓我稍微了解日本人的狀況: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日本。也不太了解外國人。

從別人的狀況也可以了解的自己。我自己以前在台灣讀大學時,也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台灣,也不了解班上的僑生。所以我沒有資格批評日本的學生。

日本同學問我這個問題,是為了製作資料。他想在資料中加一點趣味性,所以就來訪問留學生的我。我雖然一時答不出來,不過為了不讓他空手而歸,我馬上開始思考怎麼給他「梗」。

我當然可以隨便編一些假答案應付對方,但是如果日本同學信以為真,會影響到今後他們對外國人的觀感,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我日後的人際關係發展。這種牽涉到信用問題的事情,我不敢亂來。

結果我想到的答案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這個答案或許不算有趣,但是這是誠實的回答。

從對話氣氛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到我的回答和日本同學的期待有一段落差。不過至少我讓他有「梗」可以用了。

或許那位同學當初期待我會講出「不敢吃生魚片」、「不敢吃納豆」、「不敢去公共澡堂」、「進入室內不知道要脫鞋」之類的答案。這些「日本人期待的答案」也不是我隨便說的。我後來遇過的一些日本人真的覺得外國人「應該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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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電視、漫畫、雜誌、電玩看過不少日本人的名字。剛開始,我覺得日本人的名字有點古怪,但是至少是我看得懂的文字。看久了之後也就習慣了。後來學了日文之後,才知道日本人的名字的「字」雖然不難,但是「音」卻不單純。

我剛到日本留學時,接觸的日本人就只是語言學校的老師。語言學校的老師在自我介紹時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所以我不會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但是當我進入日本的大學後,狀況就不同了。在大學裡,老師和班上同學在自我介紹時,大多不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如果手邊沒有名單資料,自我介紹就是考驗日語聽力的時刻。大部分的日本人的姓都不是我以前用的日語教材中出現過的「田中」或「木村」,所以聽日本人介紹名字時,實質上是在聽一段陌生的音節組合。這和聽意義不明的咒文的感覺差不多。而且每個人都只念一次而已,不會複誦。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儘管每次在這種場合我都會做筆記,但是「那一小段特異的聲音」往往超越了我的大腦的語言處理能力。

其實記外國人的名字本來就不容易,因為外國人的名字背後有外國的語言文化背景,不能用我自己的母語感覺思考。只是我在進入日本的大學之之前,遇到的日本人不多,看到的日本人的名字也都是我認識的字,所以完全沒有「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但是實際開始很多日本人相處時,「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就變得非常強烈。

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日語功力不足,再加上聽過的人名不多,所以不習慣。不過在日本住了超過十年,而且從各種管道見識過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之後,我還是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

我在參加一些講習會時,常常有小組討論的場面。小組討論時,成員要先自我介紹,我在這些場面還是很難記住同組的人的名字。因為大家在自我介紹時,名字只會講一次,而且大家的語氣平淡,不會刻意把名字「說清楚」,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每次我想做筆記,「名字」的那一段「陌生的聲音組合」就是很難辨識清楚。

後來我向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日本友人告訴我:同樣的狀況下日本人也記不住其他日本人的名字。普通人本來就很難記得住「只聽過一次的專有名詞」。更何況日本有很多稀少姓氏,這些人在自我介紹時如果只是草草帶過,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記得住。

現在日本的很多講習會都會安排小組討論的時間。每次去參加這種講習會時,我都會隱約感受到日本人很討厭這種要發表意見的小組討論活動。由於大家心裡頭有排斥感,所以自我介紹就流於形式。大家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期待或是不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只有我太認真,才會太在意這種問題。

日本人如果真的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會拿出名片。名片恐怕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前提下的社交救濟手段。

日本的外國人觀光客特徵

以前,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宣稱可以從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

當時的我已經在日本生活,而且在我的經驗中,憑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並不容易。所以我對這種說法多少抱持懷疑的態度。

後來我到觀光服務檯工作,工作時要統計到服務檯諮詢的遊客人數,還要區分日本人、華人、韓國人、東南亞人、歐美人等。結果分辨遊客是哪裡人,就變成我的職場的必須業務。

日本人來觀光服務檯一定是用日語問問題,來日本旅遊的外國人大多會拖著行李箱,所以判定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並不難。東南亞人和歐美人的外表和東亞人的差異比較大,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真有可能從外表分辨出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嗎?

如果把外表侷限在容貌的話,頂多只能粗略分辨某些特徵特別明顯的例子而已。實際上我在工作時,不能只憑容貌判斷遊客從哪裡來。容貌只能當推論的起點。開始推論後,還要和對方對話,聽對方的口音才有可能得到結論。當然,結論也不可能100%正確。但是多方面綜合判斷的精度遠高於只看外表。有時候我還要直接向遊客確認對方從哪裡來。

剛開始,來觀光服務檯諮詢的外國遊客大多是用英文問問題,少部分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會用日文問問題。我就是從遊客的英文和日文口音來判斷對方是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有時候會遇到英文發音很漂亮,但是卻是亞洲面孔的人,這時候我就會詢問對方是從哪裡來。有時候對方是香港或新加坡人,也有不少是歐美國家的亞裔人。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第一個留意到有明顯外表特徵的東亞遊客是韓國女生。韓國女生的皮膚非常白,然後會塗鮮紅色的口紅。由於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香港人比較不會這樣化妝,所以當我看到皮膚很白,嘴唇很紅,而且拖著行李箱的女生,就會推論對方可能是韓國人。不過這只是韓國女生比較常見的特徵而已,並不是所有韓國女生都這樣。其實我在日本也看過韓國式化妝的日本女生,只是沒有那麼常見。

韓國女生的另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穿著相當時髦。時髦到不像是來旅行的人。事實上,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指出,亞洲國家的遊客當中,對日本文化最不感興趣的就是韓國人。從這裡可以推論韓國遊客到日本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體驗文化,而是逛街。韓國女生的打扮時髦,正好反映了這個現象。在服裝特徵上,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戴棒球帽,也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穿闊腿褲,還有一些韓國女生會穿短裙然後外面披一件大衣。

除了韓國女生以外,中國女生的穿著也多半相當時髦。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韓國女生的化妝特徵非常明顯,中國女生的服裝則比較花俏,而且穿裙子的比較多。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中,中國遊客對日本文化也不感興趣。中國女生穿著時髦,恐怕也是因為她們是想到主要景點打卡,然後購物。當然,也可能是旅行經驗不多,所以穿的服裝不適合旅行。

至於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女生的穿著,大多都是適合戶外活動的服裝。從服裝可以看出,到日本的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遊客顯然比較習慣旅行。在這些族群當中,喜歡穿粉紅色系的衣服的多半是台灣人,喜歡穿顯露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的多半是東南亞人。

我本來對遊客服裝並沒有特別感興趣,不過我的職場同事都是女的,上班時會和我聊衣服的事情。在聊衣服的話題時,由於男性遊客的服裝比較沒有非常明顯的特徵,所以話題焦點就落在女性遊客的服裝上。

那麼日本人的服裝呢?

有些台灣人可能覺得日本女生很時髦,其實日本女生的穿著意外地「普通」。由於我的工作地點不是走在流行前端的地區,所以來觀光的日本人大多不會穿得太時髦。穿得比較時髦的日本人都是一些偶然路過的人。而且服裝的花俏程度不如韓國或中國的女生。有不少韓國和中國的女性遊客會穿短裙,日本女生會穿短裙的大多限於少數路過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一般日本女生大多穿一些比較寬鬆的服裝,顏色大多是樸素的黑色、灰色、白色。這些服裝大多不是名牌,不過有經過搭配。除了觀光服務檯,我自己搭飛機回台灣時看到的赴台旅遊的日本女性的服裝也幾乎都相當內歛而不花俏。所以在台灣的街頭如果看到服裝相當時髦花俏卻又不是台灣人的東亞女性,對方是韓國人或中國人的可能性恐怕遠高於日本人。

我的同事告訴我,大部分的日本女性在選購衣服時,會選寬鬆的服裝,目的是不讓腰部和腿部的曲線外露。當她們看到東南亞的女性觀光客穿著凸顯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時,會覺得這些東南亞女性非常大膽而且非常有自信。事實上,這幾年我看的一些日本的購物型錄或是電視購物頻道的女裝,大部分的賣點就是隱藏腰的位置,同時讓腿看起來比較修長。

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有時候還可以直接體感流行的動態。例如2017年年初,有同事告訴我最近常常看到一種藍白紅的三色背包。結果那一天上班時,真的有好幾個路人背著那款背包。查了一下,才知道那種背包的牌子是「阿捏囉」。當我們開始留意到「阿捏囉」時,日本在賣這種背包的店還不多,不過幾個月後,東京很多店都看得到這種背包,而且款式也不只藍白紅了。再過一陣子,連一般超市的服飾區都開始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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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光服務檯要統計華人、韓國人、歐美人、東南亞人。根據這幾年的實際經驗,來服務檯諮詢的外國人是華人、歐美人、東南亞人三足鼎立。韓國人最少。華人當中,台灣人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和中國人。觀光服務檯的主管單位並不要求我們區分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其實就算想區分,也沒有能力實施。因為服務檯能分得出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的只有我而已。我的同事當中雖然有人懂中文,但是沒有能力分辨口音。工作時,如果我沒有特別告訴同事哪個遊客是台灣人、哪個遊客是中國人,她們可能會把所有講中文的遊客當成中國人。其實來觀光服務檯的講中文的遊客當中,中國人最少。

我在日本認識不少懂中文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中文表達能力相當高的人,但是我還沒有遇過能分辨台灣、香港、中國口音的人,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台灣和中國的用詞差異。這就是懂中文的日本人的現狀。

到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和韓國人雖然多,但是多半不會來觀光服務檯索取資料,這也反映了這兩個國家的遊客對日本當地的文化比較不感興趣。中國遊客和韓國遊客最大的差異是中國遊客非常喜歡購物,韓國遊客在日本的消費額則是所有外國觀光客中最低的。2019年下半年,由於日韓關係不佳,我自己明顯感受到韓國遊客減少。同一時期,香港遊客也明顯減少,這可能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關。不過11月開始,香港人遊客又開始增加了。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發現有不少外國遊客不敢來問問題。原因是這些遊客不會講日文,又不確定服務檯人員能否用英文溝通。後來我加了中文和英文標示後,狀況就有明顯改善。其中,台灣遊客大多是用中文問問題,其他國家的遊客則是用英文問問題。

中國遊客雖然會講中文,但是大部分來服務檯問問題的中國遊客劈頭就是講英文。我向這些中國遊客確認後,才知道他們用英文問問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說明標示,就只是憑直覺來試試能不能溝通。

中國遊客不看說明標示,並不是觀光服務檯特有的現象。我有一名友人在日本管理民宿,專門做華人生意。友人花了很多心思製作了精美的住宿說明書、實用的日本生活及觀光景點資訊等,放在房間裡供住宿客參考。但是很多中國住宿客還是會特地花時間把友人叫出來問一堆房間資料裡早就寫得清清楚楚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住宿客根本沒看友人製作的資料。他們不看資料,可能是旅行經驗不足,不知道旅遊住宿時房間常常會擺放相關資料。當然,也可能是他們從小到大日常生活周遭的各種文字標示沒有實質意義,看了也是白看,結果很多人就養成了不看說明標示的習慣。

日本的皮夾

我在日本用過兩個皮夾。兩個皮夾都不是我買的。皮夾一號是以前我的台灣的老闆在我離職時送給我的。皮夾二號則是日本友人送給我的。

以前我在台灣選購皮夾的條件是能放鈔票、零錢,然後能放多張證件,而且能完全放進牛仔褲後面的口袋。以前符合這些條件的皮夾意外地少,男性用的短皮夾多半沒有放零錢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符合條件的皮夾,用不了多久,放零錢的地方就會開始劣化。

我到日本生活後,開始用台灣老闆送我的皮夾一號。皮夾一號只能放證件和鈔票,不能放零錢。但是我馬上就適應了。把零錢放褲子的口袋,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而且少了零錢的皮夾變輕、變薄,用起來反而比較順手。

在日本住久了,隨身攜帶的卡片就越來越多。外國人登錄證、學生證、大學生協會員卡、提款卡、駕照、社區圖書館閱覽卡、西瓜卡、交通磁卡、學生月票、各個店家的集點卡或會員卡、各家診所的掛號卡等。皮夾裡塞了十幾張卡片。而且多數的卡片都有一點厚度,結果皮夾一號就被大量的卡片撐到變形了。

皮夾一號變形後,我就開始找新一代的皮夾。由於我有皮夾一號的使用經驗,所以我在選購皮夾二號時,不再需要「放零錢」的功能,重點是要能放多張卡片。在日本當地選購皮夾,我當然非常期待。

當時在東京買平價生活雜貨,就是去御徒町的多慶屋。不過到多慶屋一看,我發現那裡的男用短皮夾全部有摺疊的「零錢盒」設計。零錢盒雖然可以放零錢,不過這個可以摺疊的盒子會讓皮夾增加3~4層皮革外加一顆金屬扣的厚度。對隨身卡片很多的人而言,零錢盒只會擠壓皮夾放卡片的空間。而且摺疊盒子的設計老氣,讓我敬而遠之。

多慶屋不行,我又到東急手創館。東急手創館賣的皮夾雖然比較有型,不過價位高。而且一打開皮夾,又是累贅的零錢盒。而且沒有例外。或許真的有不少日本人喜歡用這種帶了「盒子」的皮夾,但是平價的男用短皮夾千篇一律都是這種設計,這讓我重新認識了日本人的審美感性。

 
日本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的零錢盒。這一類摺疊零錢盒打開後,多半會變成四四方方的皮盒子。這種皮夾放不了多少零錢,也不適合卡片很多的人使用。

我的日本友人得知我在找皮夾,就送了我符合我需求的皮夾。友人並不是特別去買皮夾送我,而是友人認識一名開過皮件工廠的香港人,那位香港人後來改開其他工廠,就把手邊剩下的幾個皮夾送給了我的友人。由於友人沒機會用到那些皮夾,所以就轉送給我,變成我在日本用的皮夾二號,以及專門放台灣證件和鈔票的「台灣專用皮夾」。

皮夾二號的設計比皮夾一號更單純。打開皮夾,左右兩邊各有四個可以插卡片的口袋,沒有透明的證件格,然後有兩個放鈔票的夾層。

我在用皮夾二號時,也變得比較小心。例如儘可能不讓皮夾潮溼。夏天容易出汗時,皮夾就不放褲子口袋,改放隨身的包包裡。出門跑步時,我還會特別用夾鏈袋密封皮夾。雖然我用得非常小心,不過隨著時間累積,我隨身攜帶的卡片比以前更多,最後我的皮夾二號裡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嚴重變形。

由於皮夾嚴重變形,皮革部分磨得相當薄,而且出現裂痕,所以我就開始找皮夾三號。

在物色皮夾三號時,我去過家電大賣場及大型綜合超市的雜貨專區,也去過唐吉訶德。這些平價賣場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清一色都附有零錢盒。

後來我到淺草的商店街,才發現有幾家店有賣「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但是數量種類不到全體的一成。例如某家店的男用短皮夾有二十幾種款式,「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可能只有一兩種。後來我又到淺草橋附近的批發店找皮夾,某個精品批發店的老闆告訴我: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很少見。

之後,我又去看了東急手創館和百貨公司。以前這兩個地方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都有零錢盒,不過現在已經可以找得到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了。只是沒有零錢盒的皮夾還是少數,而且價位高,一般小市民很難買得下手。

為了找皮夾三號的候補,我跑了不少地方,意外地重新認識了東京的幾個地區。

除了實體店面以外,我也在網購網站上物色過皮夾三號的候補。我搜尋過美國的阿馬松,發現美國的阿馬松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看不到「零錢盒」。至於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等網站,九成以上的男用短皮夾都有零錢盒。這就是日本男用短皮夾的現實。而且搜尋時很難過濾掉這些商品。

好不容易找到了沒有零錢盒的皮夾,有些皮夾卡片口袋太少,放不了幾張卡片。有些則是卡片口袋太多太密,卡片的口袋會太緊,拿卡或收卡時會比較麻煩。另外,卡片過密也可能會讓卡片之間彼此磨擦。也有一些皮夾雖然沒有上述問題,但是卻印了非常幼稚的英文字。稍微用網路交叉搜尋一下照片和英文字樣,就可以確定是某國的品牌。這些皮夾的設計洗練,如果不印字,洗練的設計就是最大的優點。印上土氣十足的英文字樣,反而會把原本的洗練破壞殆盡。這就是文創實力的問題。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符合條件、便宜,而且沒有任何怪怪英文字樣的皮夾下單。下了單之後才發現貨要花將近兩個星期才會送到。我才驚覺自己訂到了某國貨。都已經買了,也就只能認了。

我訂了皮夾後,還是有在網購網站上看皮夾。我赫然發現有些賣家的商品照片顯然是我訂的皮夾,只是照片上多加了「RFID」的字樣,然後文字敘述宣稱可以防側錄。看到這個商品,讓我發出會心的一笑。原來我訂的便宜的皮夾可以變身成防側錄的高階商品!

後來我收到貨,皮夾確實符合我設的條件,而且縫製得並不差。但是實際一用,在車站進出閘門時會被卡到。表面上,這種現象似乎和某些網購商家宣傳的「RFID」的遮蔽效果有關。其實這就只是皮夾裡面多了一層底板而已。這種底板多半是用來保持大皮包底面平坦變的軟塑膠板。業者在皮夾裡加底板的原因,恐怕本來並不是為了防側錄,而是避免皮夾變形。結果加了底板的皮夾變厚,阻礙了電子感應的效果。事實上,我進出車站閘門時並不是完全刷不過,而是感應不良。這就是RFID遮蔽功能廣告的真相。

由於網購的皮夾裡加了多餘的底板,變厚又變重,質感也變糟,所以網購的便宜皮夾落選。我在淺草商店街的小攤子買的皮夾變成皮夾三號候補。

我在這次購物學到的教訓是:網購時要多留意出貨時間。因為現在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的商品,很多都不在日本境內。就算賣家資料寫的是日本名字,也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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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皮夾一號和二號都是因為超載而變形。特別是皮夾二號最後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二十多張卡片實在太誇張,但是每張卡片確實都有機會用到,這就是在日本生活的現實。要讓新皮夾不超載,比較實際的方法就是實施雙皮夾制度。正皮夾用來放鈔票、證件、信用卡、提款卡,以及少數精選的重要會員卡和集點卡。剩下的會員卡和集點卡則放在副皮夾裡。不過要找一個專門用來放卡片,而且卡片要好拿好收、而且輕便、小巧、耐用的皮夾,相當不容易。在日本,有很多人在網路上詢問怎麼整理過多隨身卡片,這代表很多人有和我一樣的煩惱。可惜大部分的日本業者太不爭氣,沒有做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商品。

現在日本的消費稅升到10%,而且日本政府也在設法推動非現金支付。消費稅變成10%,會減少1日元和5日元硬幣的流通量。非現金支付也會幫不喜歡用零錢的人省下麻煩。今後的日本使用零錢的機會只會變少。但是現在日本市販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又不美觀的零錢盒。想要沒有零錢盒的皮夾的人,只能去高價位的店家或是在網路上向從不明國家進口商品的網路賣家購買。

有不少日本人批判日本的製造業並不是根據消費者需求來生產商品,而是生產自我感覺良好的商品後再設法強迫消費者購買。大部分的日本小市民到平價賣場只買得到帶有零錢盒的男用短皮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在日本生活時用的名字

到國外生活,必須要用當地語文可以表達的名字。例如到英語圈的國家生活,就必須用到英文字的名字。日本是使用漢字的國家,所以有中文名字的人到日本生活時,還是可以使用自己本來的名字。只是名字的讀音必須要調整成日語的讀法。

我剛開始學日文的時候,就很好奇自己的名字用日語該怎麼讀。當時是網際網路的黎明期,網路上的資訊非常少,所以我只能去圖書館或書店翻日文字典。一翻字典,就發現日文漢字的讀音不只一種。當時的我因為知識不足,所以只能「憑感覺」來選讀音。

自學日文一段時間後,開始去上日語會話班。我去的日語會話班的老師因為上課方式的需要,有確認班上學員的姓。這時候,我從日文字典查到的自己的姓的日文讀法才終於得到了「權威認證」。日語會話班的老師雖然會用日語稱呼所有的學員,不過會話班的老師是台灣人,所以我在會話班體驗的是「台灣老師用日語稱呼我的姓」。當時我雖然有和幾個日本筆友互通e-mail,不過大家在信中並沒有特別稱呼彼此,所以我不知道現實中的日本人會怎麼稱呼我。

後來到日本自助旅行時,有和一名日本筆友見面。那位筆友一見面,就問我該怎麼稱呼。這一問,讓我啞口無言。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現實中的日本人是怎麼稱呼朋友。場面有點尷尬。

後來我到日本留學,在語言學校的第一堂課,老師點名時,才確認了我的全名的正確日語讀法。在這之前,我在日本辦各種手續時在表格上填的名字讀音,是我以前翻日文字典「憑感覺」選的讀音(還好我沒有選錯音)。

日本人是用日語的「音讀」來讀華人的名字。日語的漢字「音讀」有漢音、吳音、唐音等。我是和一名從事文字工作,而且學過中文的日本筆友見面聊天後,才知道日本人原則上是用「漢音」來讀華人姓名的漢字。由於那位友人對政治、歷史、棒球有研究,所以就舉了政治人物、歷史人物、棒球選手等實例,向我說明日本人讀華人名字的方法。
(※香港的情形比較特別,日本的媒體在報導香港名人的消息時,多半是用日語來發粵語的姓和英文名字的近似音。)

我的語言學校的老師上課點名時,就是用漢音讀法來叫台灣、香港、中國的留學生的名字。班上的台灣、香港、中國的留學生們也都理所當然地接受漢音音讀的名字。

後來我進了日本的大學,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交流時,也得知大家都理所當然使用中文原名,讀音就是用日文的漢音音讀。當然,學校裡的中國留學生也都是使用中文原名配上日文的漢音音讀。

◆◆◆

雖然日本人習慣上是用漢音音讀來讀華人的名字,而且在日本生活的華人也多半接受這種習慣,但是也有例外。例如2000年時,有台灣的旅日職棒選手在球場上是用漢字姓名配上護照英文姓名的日語近似讀音。不過職棒選手在球場用的名字和藝名相當,文字和讀音有品牌形象的考量,不一定會比照一般習慣。選手下班後使用的名字,也未必和球場上的名字相同。

台灣的棒球代表隊到日本比賽時,日本媒體稱呼台灣選手的方式並沒有統一。以前亞洲職棒大賽、WBC預賽等在東京舉行時,我有到場觀戰,也有看電視轉播。日本媒體有時候是用漢音音讀來稱呼台灣選手,用字則是選手的漢字原名。不過有些比賽是把選手的英文姓名轉成的日語近似讀音,選手的姓名則是這些近似音的片假名。我在日本看棒球的經驗中,後者的狀況居多。當我看到球場的顯示幕、電視轉播字幕、網路轉播文字資料,或是大會印製的參賽球隊資料手冊上的台灣選手的姓名是怪怪的片假名,就會覺得大會和日本媒體做事太草率。

我到日本的最初幾年,使用日語漢音音讀的中文本名,完全沒有發生問題。但是我去考日本駕照時,狀況就有變。當時台日之間的駕照沒有互相承認,在台灣有駕照的人如果要取得日本駕照,要準備相關證件的翻譯文件,然後還要補考交通規則和路考。因為翻譯文件的關係,我在日本警察那裡登記的姓名文字是我的中文本名,但是讀音卻是我護照上英文姓名轉成的日語近似音。辦理駕照業務的日本警察看到我的中文姓名時,會用漢音音讀來稱呼我,但是看到登記資料時,會發現我登記的讀音不是漢音音讀。不但日本警察會迷惘,我自己也覺得不太自在。因為這形同要日本人用日語來發我護照上的英文姓名的音,實在太彆扭了。

外國人在日本生活時使用的名字該怎麼讀,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華人基本上並不排斥日語漢音音讀,因為華人的經驗中,自己的名字在不同語言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讀法。例如台灣人的名字的國語、台語、客語的讀法都不一樣,大家早就習慣了。用日語讀漢字時有日語的讀法,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韓國人的想法就不一樣了。現在在日本的韓國留學生的姓名讀法幾乎都是他們護照姓名拼音的近似音或韓文的近似音。日本媒體在報導韓國人的名字時,也是使用韓國人護照姓名拼音的近似音或韓文的近似音。

本來,日本媒體在報導韓國人的事情時,和華人一樣,都是用日文的漢音音讀來讀漢字名字。不過後來有韓國人覺得日本人在日本用日語漢音音讀讀韓國人的名字是侮辱韓國人,於是就告上法院。結果日本的媒體後來在報導韓國人的名字時,就改採用近似韓文原音的讀法。由於現在有些韓國人的名字不帶漢字,所以日本媒體用韓文的近似音來稱呼韓國人,可以避開「漢音音讀」的問題。

現在日本媒體在報導華人的時候,有時候也會採用近似中文原音的讀法,這可能是節目製作單位覺得「這樣比較好」,或是認為「因為韓國人喜歡這樣,所以華人也一定喜歡這樣」。不過主要媒體在報導台灣或中國的政治人物時,原則上還是依照慣例,使用漢音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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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漢字圈國家的人到日本生活時,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漢字原名。例如我剛到日本時,我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姓名就是我的中文姓名。意思就是日本政府認同我在日本的正式姓名是我的中文原名。不過2012年7月9日,日本變更制度,廢止了外國人登錄證。外國人的身分證改成在留卡,而且在留卡上的姓名原則上要用英文記載。華人和韓國人的在留卡上雖然可以加註漢字姓名,不過這是特例通融。日本政府似乎是想用英文姓名來統一管理外國人。

兩年前,我去報名健身房時,店員就告訴我:外國人要填寫在留卡上的英文姓名。所以我寫申請表時姓名欄是填英文拼音的名字,不過讀音欄卻是寫漢字姓名的漢音音讀。目的是為了讓店員知道我該怎麼稱呼。當然,這樣子非常奇怪。

我有一個在教日文的日本友人也發現,最近幾年來日本的台灣人,名字讀音使用中文近似音的人變多了。而且比使用傳統的漢音音讀的人多。友人的印象中,這幾年來日本的華人當中,來工作的人的名字採用傳統的漢音音讀的人比較多,來學日文的人的名字使用中文近似音的人比較多。友人有一次和某個語言學校的學生交流時,發現不論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名字的讀音都是採用中文近似音。

從這裡可以看到華人在日本生活時使用姓名的方式開始發生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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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圈的國家,書寫姓名通常是「名在前、姓在後」。不過日本的外國人的在留卡上的英文姓名順序是比照日本人的「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所以到日本生活的美國人的在留卡上的姓名順序會和在美國生活時用的姓名順序不一樣。

其實日本政府在2000年12月就曾經想推動讓日本人的英文拼音姓名使用「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具體而言,就是英文文書、資料中的日本人的名字寫法不再比照英語圈的「名在前、姓在後」,而是採用日本的「姓在前、名在後」順序。例如讓日本公司的英文版網站提到的日本人名,或日本人的英文名片中的英文名字使用「姓在前、名在後」順序。不過當時推動得並不順利。2019年5月,日本政府又想推動「姓在前、名在後」的英文拼音姓名記載方式,而且想透過舉辦東京奧運來推廣這種方式。

我在日本使用的信用卡上的姓名,是英語圈的「名在前、姓在後」的順序。不過前一陣子我在辦新的信用卡時,發行公司的服務人員在電話訪談時特別問我卡上的姓名要不要採用「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我的回答是「使用預設值」。結果我收到新卡時,卡上的姓名的順序是「名在前、姓在後」。每家發卡公司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樣,不過日本的信用卡發卡公司多半會考慮日本人出國消費的問題,所以原則上是採用海外的「名在前、姓在後」的方式。這次發卡公司特別問我要不要改順序,恐怕也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有關。

日本的飯店、旅館、民宿、民泊

回想自己以前要到日本自助旅行時,花了不少時間在網路上做功課。在研究住宿設施時,得知日本的住宿設施包括飯店、旅館、民宿。當時我的「感覺」中,飯店和旅館是大型住宿設施,民宿則是一般民宅。結果我的自助旅行因為成本考量,沒有住旅館,也沒住民宿,全部住便宜的飯店。我是到了日本生活後,才體驗了日本的旅館和民宿。

在日本,飯店是「ホテル」(HOTEL),旅館就叫「旅館」。飯店和旅館的主要差異是:飯店是西式,旅館是日式(和式)。在法律上,飯店的房間要有10個以上,旅館的房間要有5個以上。

日本的飯店雖然是西式住宿設施,不過有些飯店的房間會有和室空間,甚至還有完全是和室的房間。例如一些觀光飯店就可能提供西式和日式的房間供訂房的客人選擇。

在營業習慣上,飯店的種類很多,服務也不太一樣。商務飯店多半不附餐飲,不過有些商務飯店會附翌日的早餐。有些比較高級的飯店會提供住宿客晚餐和翌日的早餐的住宿方案。我還住過有提供宵夜的飯店(宵夜是拉麵)。至於旅館則幾乎都會提供住宿客晚餐和翌日的早餐(一泊二食)。日本的傳統旅館會在住宿客吃晚餐的時間派人到客人房間準備地鋪和綿被。有日式房間的觀光飯店也有相似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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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店旅館和民宿不同的地方是,飯店和旅館多半專門是給客人住的地方。民宿則多半是民宿主人把自己家的一部分空間提供給客人住宿。日本的民宿也有分日式和西式。

日本人習慣把日式民宿叫「民宿」,把西式民宿叫「ペンション」(pension)。在日本,喜歡旅遊的人只要聽到「民宿」或「ペンション」,就可以大致想像營業風格。「民宿」和「ペンション」在日本的法律上歸類成簡易宿所,有規定面積,但是沒有規定房間數。「民宿」和「ペンション」並不是法律上的詞彙,而是民宿主人為了向消費者區隔營業風格而用的詞彙。

日本很多觀光地的「民宿」和「ペンション」會比照旅館的營業方式,提供住宿客晚餐和翌日的早餐(一泊二食)。「民宿」可能會準備日本料理,「ペンション」可能提供西餐類。「民宿」的房間如果是和室,多半是讓住宿客自己從壁櫥取出綿被來打地鋪。至於「ペンション」的房間是西式的,有床,會在住宿客入住前整備完畢。

我到日本生活後,在日本各地旅行時住過不少民宿(包含ペンション)。我找的民宿大多是列在當地觀光協會網站中的民宿。這些列在觀光協會網站中的民宿恐怕就是一般日本人印象中的典型民宿。這些民宿幾乎都有提供晚餐和翌日的早餐。如果是住靠海的民宿,通常可以吃到海鮮。住在山區的民宿,則可以吃到山產。我到北海道旅行時,住的民宿多半是西式的「ペンション」,當然也有一泊二食。結果我對日本的民宿的印象就是「住宿時可以享受屋主準備的可口餐點」。其實日本政府在推動民宿相關政策時,就是把民宿定位成振興農林漁業的住宿設施。

由於我的「住民宿=可以吃美食」印象太深,所以我在台灣住民宿時總覺得少了些什麼。因為很多台灣的民宿業者不提供住宿客飲食。台灣當然也有提供餐飲的民宿,例如我有個老朋友在宜蘭礁溪開的溫泉民宿就有一泊二食方案,而且做得還不錯。我去新竹尖石旅行時,也住過有提供晚餐和翌日早餐的民宿。但是我在台灣其他地方住的民宿都沒有提供餐點。後來想想,這就只是民宿營業方式的差異。有些民宿有提供餐點,有些沒有。而且提供飲食非常麻煩,還會增加營業風險,不提供飲食可以讓住宿客有更多自由時間。再仔細想想,其實我在日本也曾經住過不提供飲食的民宿,只是印象比較稀薄而已。至於我在日本住的那些一泊二食的民宿,多半是位在買東西、吃東西不太方便的地區。在這些地方的民宿本質上是用食物來吸引住宿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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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幾年,到日本旅遊的外國人越來越多。有不少外國人在日本不住飯店或旅館,而是住「民泊」。民泊就是一般日本民眾把自己的空屋或空房間短期租給別人。

「民泊」這個詞並不是新詞。1964年東京奧運時,東京的飯店和旅館不足,所以有些外國人觀光客就投宿住在日本民眾的家裡。這就是「民泊」。1964年當時日本的住宅不足,不太可能有空屋,所以民泊的住宿客可能是和屋主住在一起。現在日本的民泊也可能和屋主還在使用的住宅,不過也有不少民泊設施是屋主沒有使用的空屋。現在民宿和民泊的主要差異是:民宿可以整年營業,民泊一年最多只能營業180天。

我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有時候會遇到住民泊的遊客。其中,講中文的遊客通常會說他們來住的是「民宿」。用「民宿」這個詞其實也沒有錯。因為日本的民泊相關法律中並沒有「民泊」這個詞,法律上的用詞是「住宅宿泊」。「民泊」只是俗稱而已。當然,「民宿」也是俗稱。

日本的民泊營業形態和台灣的一些不提供飲食的民宿相近,和台灣人的觀念中的「民宿」不衝突。其實我在台灣也住過名為「飯店」但是硬體特性和日本的「民泊」差不多的設施。

商品和服務名稱,未必一定要和法律用語完全一致。

台湾の同性婚 その1

台湾では5月24日から同性婚が合法化され、
台湾はアジアの中で最初に同性婚を認めたことになったよ。
明治以来、日本がアジアの先頭に立って法秩序をつくってきたというふうに考えたとするなら、
この同性婚成立によって、この現象が打ち破られたというふうに解釈する人もいる。

今回の合法化とは、民法が改正されて同性婚が認められたというではなくて、
台湾における憲法裁判所で、同性婚を認めないのは憲法が違法状態とされていて、
だから、その違法状態を解決するための法律ができたことによるものだよ。

そのときどきによるけど、台湾の世論調査では、同性婚に対して反対が上回る場合もあるし、
同性婚に家族という地位を与えたくないので、同性婚を民法に規定することには反対する人たちもいる。
台湾では推進する人権団体と反対する宗教団体では後者の方が資金力が上だったことが、同性婚が成立するまでの道のりを厳しくさせていた。
パートナーシップ制度が2015年の、日本より数カ月前に高雄で始まったりしていたけれども、
家族観的なものや無宗教的な背景が日本と似ているところも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

とにかく、同性婚は台湾で合法化されたわけなんだけど、
同性婚が民法に規定されたわけでないことによって、異性婚と同性婚で処遇に違いが出ている。

婚姻年齢は、異性婚の男性18歳、女性16歳だけれども、同性婚の婚姻年齢は18歳。
婚姻が禁止されているのは、異性婚では6親等、同性婚では4親等。

結婚相手の連れ子を養子と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が、
血のつながらない子供との養子縁組は個人でということになる。
異性婚にはある嫡出推定規定は、同性婚ではない。

そのほか、異性婚にあって同性婚にないものとしては、
婚約という規定がないことや、結婚後に名乗る名前についての規定がないということや、
異性婚ではセックスできないことを離婚理由にできるけれども、同性婚にはそのルールがないということ。
――これからルールが定まっていくのだろうか。

日本的天皇(2)

2019年4月30日,日本的天皇明仁退位,平成時代結束。翌日的5月1日,天皇德仁即位,令和時代開始。

對很多日本人來說,換新天皇和新元號是很新鮮的事。因為這種機會不多。上一次換新天皇和新元號是1989年,上上一次則是1926年。換新天皇和新元號象徵日本進入新的時代,日本各地也舉辦了很多慶祝活動,感覺就像過新年一樣。

以前換新天皇和新元號的另一個意義是日本人要面對國喪。由於日本充斥著很多極端的道德魔人,在國喪期間,如果有人表達出不符哀傷的舉動,就會被魔人攻擊。所以1989年平成時代開始時,日本從媒體到一般民眾個人都不太敢用快樂的氣氛迎接新時代。

日本人快樂地慶祝2019年的時代轉換,完全是新的體驗。這個新體驗的背後的推手,是天皇明仁的退位願望。

2016年7月,日本的媒體報導了天皇明仁有意退位的消息。翌月,天皇明仁透過電視向日本民眾發表感言。天皇在電視感言中提到自己的年事已高,擔心今後很難繼續勝任天皇的工作。也提到天皇如果到死才能卸任,新天皇即位時的工作會非常重,而且天皇的死也會壓抑日本社會在新時代中的活力。

天皇的感言暗示了日本天皇制度缺乏人性。天皇沒有退休制度,就算過了八十歲還是要從事繁重的工作,而且要做到死為止。

日本是民主主義國家,國家制度的基礎在民意。天皇制度不人性,本來可以透過民主主義的過程來修改。但是日本民眾大多只關心皇室的八卦,幾乎不關心天皇制度。日本的政治家雖然比民眾了解天皇制度,但是政治家也不太敢觸碰天皇制度。所以不人性的制度一直沒有修正。

由於民主主義失調,所以日本的宮內廳就想到讓天皇向民眾發表感言,讓民眾了解天皇制度的問題。

在日本,天皇不能干涉國家制度,而且天皇也不適合公開表達私人意見。天皇在電視上發表感言暗示現行天皇制度的問題,其實是非常不得已的做法。如果不這麼做,日本的天皇可能要永遠受到不人性的制度支配。天皇明仁表達感言時,用詞相當慎重。因為他的立場不能影響政治,而且不能否定國家制度,甚至還要尊重國家制度。

天皇發表感言後,日本政府的對應也相當小心。因為如果政府立即著手修改制度的話,會讓天皇背上干政的違憲問題。日本政府是先確認輿論後,再找專家學者來討論制度。最後決定用特例法來個別處理天皇明仁退位。特例法只適用於天皇明仁一代,意味著日本政府的決定和天皇明仁的願望保持了距離。

◆◆◆

日本的憲法規定天皇是國家、國民的象徵。但是沒有人知道憲法條文中的「象徵」到底是什麼。天皇明仁在任內每天都在摸索如何當好憲法規定的「象徵天皇」。當然,摸索憲法規定的「象徵天皇」的不只是天皇明仁,昭和天皇也摸索過。因為昭和天皇是第一個面對「象徵天皇」制度的天皇。

昭和天皇從戰前就有憲法制度下的天皇的自覺。很多華人以為戰前的日本天皇權力很大,其實在大日本帝國憲法下,天皇的權力相當有限。天皇雖然有重要的人事權,但是實質上這些人事權是由元老或內閣決定,天皇只是被動地認可而已。天皇雖然有統帥權,但是軍事決策是由軍部自行決定。天皇無權變更法律,也不能否決政府的決議。明治天皇對發動甲午戰爭的態度消極,而且反對日俄開戰,但是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都發生了。在美日開戰前的御前會議中,反對戰爭的昭和天皇心中也相當無奈,因為當時憲法下的天皇不能否決政府的決定。實質上就是天皇不能過問政治。

昭和天皇雖然摸索過「象徵天皇」的角色,但是昭和天皇在位的前期是帝國的統治者,而且還是二十世紀世界史級的人物。儘管戰後昭和天皇在詔書中明確否認天皇的神格,但是他強烈的人物色彩還是蓋掉了「象徵天皇」的形象。相較之下,天皇明仁從一開始就必須在國民的注視下當符合國民期待的完完全全的「象徵天皇」。天皇明仁是用傾聽民眾的聲音、為民眾祈福的方式來實踐象徵天皇的工作。

昭和天皇在戰後到日本各地訪問時,地方大多是安排首長或訪問設施的主管等有力人士和天皇見面。昭和天皇的發言大多不針對個人,形式上有點類似「大家辛苦了」、「大家多保重」等公共性問候。這是因為過去的日本不容許天皇對個別民眾表達關心,而且昭和天皇不擅社交也不擅言辭。由於日本的宮廷教育有留意這個問題,所以明仁接受的宮廷教育把明仁導向成比較外向積極的人。明仁在皇太子的時代,經常和皇太子妃美智子一起下鄉訪問。訪問對象多半是地方的無名年輕人。明仁皇太子夫妻到地方傾聽年輕人的想法、和年輕人對話,就某種意義而言,算是日本宮廷教育培育未來親民的象徵天皇的成果。

除了宮廷教育以外,皇太子時代的明仁也受到美智子很大的影響。以前明仁和美智子訪問老人院時,明仁是站著問候和室裡的老人,但是美智子是主動坐在榻榻米上用對等的高度近距離問候老人們。耳濡目染下,幾年後,明仁皇太子夫妻到地方的殘障兒童設施訪問時,明仁也開始主動蹲下,用對等的高度近距離鼓勵兒童。

1991年6月,長崎的雲仙普賢岳發生火山碎屑流災害。翌月,當時已經當上天皇的明仁和皇后美智子一起到長崎慰問受災民眾。天皇明仁和過去皇太子時代一樣,主動在民眾面前蹲下,用對等的高度鼓勵民眾。天皇明仁的行動上了媒體,讓不少日本人受到震撼。因為以前的天皇不可能這麼做。

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災時,天皇明仁也用同樣的方式以對等的高度親切地慰問受災民眾。另一方面,當時的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比天皇早一步到避難所視察時,並沒有像天皇明仁一樣表現出關心民眾的樣子。由於村山富市的視察態度和天皇慰問災民的樣子形成強烈的對比,所以村山富市遭到批判。之後村山富市再度到避難所視察時,面對災民的態度就變得比較親切了。

◆◆◆

「象徵天皇」的「象徵」意義,就像哲學問題一樣,沒有絕對正確的答案,但是有實踐方向。日本政府沒有設計今後日本天皇退位的制度,是因為天皇退位會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問題。但是日本政府用特例法讓天皇明仁退位,就是因為明仁的象徵天皇的實踐受到日本國民的肯定。

對日本民眾而言,現代的天皇就像個國家級的大明星一樣。有人很喜歡大明星,有人不喜歡大明星,有人崇拜明星,有人覺得明星也是人。不論個別民眾的感觀如何,大明星的對社會的影響力相當大是不爭的事實。2011年,日本發生東日本大震災。災害發生的第五天,宮內廳透過媒體播放天皇明仁的談話。天皇明仁在談話中表達出對受災者的關心,也期待日本能早日復興。天皇的談話遠比當時日本政府的言論深入民心。1980年代,日本國內反對天皇制的人在集會時多達數千人,不過2019年天皇明仁退位時,發動集會反對天皇制的人士剩不到百人,而且已經高齡化。這意味著明仁擔任的象徵天皇沒有讓民眾失望,大部分新一代的日本民眾沒有理由反對天皇制。

現代的日本保留天皇制,就經濟角度來看,是用有限的預算來維持相當高規格而且非政治性的國際交誼資源。不過現在日本皇室少子化造成皇室不安定,過去的歷史傳承規則很難讓轉型成現代家庭的日本皇室繼續維持下去。而且天皇制度無法保障天皇的人權。天皇明仁在1989年即位時是55歲,當時日本的上班族大多是55歲退休,所以明仁是在一般人退休的年齡才開始面對正式的繁重公務。明仁退位後,天皇德仁即位的年齡是59歲。結果天皇德仁也是在一般人退休的年齡才開始面對正式的繁重公務。而且依然要受到不能退休的天皇制度支配。但是天皇德仁即位時的狀況比以前天皇明仁即位時好。天皇明仁即位時,除了要從事繁重的天皇公務以外,同時還要面對負擔相當重的昭和天皇的喪禮。由於天皇明仁是圓滿退位,所以天皇德仁即位時只要專心從事天皇的公務即可,而且還可以接受日本社會喜悅的祝福。另一方面,天皇德仁今後可以借重自己父親的經驗和智慧來面對工作的挑戰。

明仁天皇的圓滿退位,帶來了很多意外的好處。

現代日本的改元

2019年4月1日,日本政府公布了新元號:令和。
新元號在同年5月1日實施。

新元號的出典是日本古代典籍《萬葉集》中的「初春令月、氣淑風和」。「令」有好的意思,「和」則有安祥的意思。

對日本人而言,新元號代表一個新時代。

日本的元號制度,是仿自漢帝國的年號制度。其實日本以前也是用「年號」這種稱呼。在古代的日本,天皇交替時不一定會改年號,天皇在任內也可能會改好幾次年號,所以年號的期間和天皇在位期間是不同的概念。不過到了明治時代,日本開始採用一世一元制,只有在天皇交替時才會改元,天皇在任內不改元,結果年號的期間實質上就等同天皇的在位期間。之後,「年號」這個詞漸漸被「元號」取代。

明治時代是日本轉型成現代國家的時代。明治之後,日本的改元如下:
1912年,明治改大正。
1926年,大正改昭和。
1989年,昭和改平成。
2019年,平成改令和。

改元本來是古代制度。古代人不用精確地管理時間,也沒有精確管理時間的能力。由於現代人的時間管理比古代人嚴密,而且很多場合會追求精確,所以明治之後的日本在改元時,必須面對「時間」的問題。

明治改大正時,是日本成為現代國家後第一次天皇交替。由於以前沒有一世一元制度,所以日本政府沒有想到什麼時候來決定新元號。日本政府是在明治天皇重病時才意識到:如果等到天皇過世才開始想元號,新元號會來不及實施。結果日本政府在明治天皇過世的前幾天緊急找來5名漢學專家來研究新元號。這些專家提出了6個元號案,然後由首相選出3個案交給樞密院,最後決定新元號叫大正。整個過程相當倉卒。

新元號出來後,日本政府才發現元號的切換時間也是個大問題。當初決定採用一世一元制時,大家沒有考慮到切換元號的精確時間。

當時的制度是天皇過世的當天,新天皇即位後就立刻改元。由於這一天的前半和後半的天皇不同。所以在這一天切換元號,會出現同一天當中有兩種元號的日期記載:前半是舊元號,後半是新元號。由於現代人的時間管理非常嚴密,所以這可能會造成時間記載的混亂。不過當時日本政府並沒有處理這個問題。結果1912年7月30日在日本既是明治45年7月30日,也是大正元年7月30日。
(※明治天皇其實是在7月29日深夜過世。不過因為7月29日剩下的時間不多,會來不及在「當天」辦即位儀式,所以當時日本政府把明治天皇的過世時間定在7月30日凌晨。)

本來,天皇的稱號和元號是不同的概念。日本史中的天皇的名稱都是後人追加的。由於以前的天皇可能用過好幾個元號,所以古代的元號在性質上也不適合當天皇的稱號。不過日本在採用一世一元制後,每個天皇只會有一個元號,這個元號等同天皇的在位期間,所以適合成為之後天皇的稱號。「明治天皇」就是使用「明治」元號的天皇過世後得到的稱號。

在大正時代,大正天皇在位的最後五年間因病無法正常執行公務,所以天皇的公務實質上是由裕仁親王(之後的昭和天皇)攝政代理。這一次,日本政府就有考慮到改元問題。當時宮內省和日本內閣官房總務課各自開始研究新元號案。

宮內省研究的新元號案當初多達30多種,然後再考量過去東亞文化圈沒有用過、能表現國家的理想、古代典籍中出現過的字詞、易讀易寫等原則,把30多案篩選到10案,最後又篩選到3案。日本內閣官房總務課則想出了5種新元號案。之後,日本首相從這8個元號案中選出了3種備用。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過世,日本內閣召開閣議,然後把元號案交給樞密院會議,最後決定新元號是昭和。

昭和天皇即位後發表的詔書中提到:從大正15年12月25日開始是昭和元年。意思是「昭和元年是從1926年12月25日這一天開始算」。也可以解釋成「大正元號只用到1926年12月24日」。不過昭和元號是12月25日上午才確定,所以當天比較早發行的報刊上的日期還是使用大正元號。

日本在戰前,元號的法源是《皇室典範》和《登極令》。不過到了戰後,這兩個法令廢止,結果元號制度失去了法源。由於昭和天皇在位時間長,沒有改元的需求,所以大家並沒有留意到這個問題。一直到1975年日本國會才發現這個法律漏洞。為了補漏洞,日本國會就在1979年立了《元號法》。

《元號法》成立後,日本政府也整備了決定元號的作業辦法。元號的決定方式是先由首相委託專家學者研究新元號,專家學者要各自提出2~5種元號案,然後要說明元號案的意義及相關文獻的出處。在篩選元號案時,要留意元號案必須符合國民期待、由兩個漢字構成、易讀易寫、沒有和過去的元號或天皇諡號重複,而且不能是通俗詞彙。篩選過後,內閣要達成協議,然後要向眾議院及參議院的正副議長徵詢意見,最後再由閣議決定元號。

作業辦法整備好之後,日本政府就找了專家學者來研究新元號,以備不時之需。因為當時的昭和天皇已經接近80歲了。

1988年9月,昭和天皇重病。當時的日本政府已經有相當多的元號案,而且有設想到元號的切換時間。如果昭和天皇在年底之前過世,新元號就從新的一年的元旦開始實施。這是因為日本政府考量到當初昭和元年是從12月25日開始,只有短短的一個星期而已,這樣子實在太奇怪了。不過昭和天皇撐到了1989年1月7日。昭和天皇過世後,日本政府為了不讓日期記載方式發生混亂,決定在昭和天皇過世的翌日才開始實施新元號。

明治改大正、大正改昭和、昭和改平成,全部是因為天皇過世。當時因為要顧慮重病的天皇以及社會觀感,所以改元議題只能在檯面下討論。然後形式上要等天皇過世後才能開會決定新元號。由於元號是時間的定義之一,而元號的切換時間又受到不確定的生死時間影響,這對重視精確時間的現代社會而言是相當大負擔。過去改元的另一個意義就是日本社會必須面對天皇過世的悲傷,社會在迎接新時代時,氣氛會受到壓抑。

由於2019年的改元的原因是年邁的天皇讓位,改元過程不用受制於無法預測的生死問題,所以日本政府可以事前向社會公布時間表、在天皇交替之前先公布新元號,讓社會有時間去對應元號切換。過去的改元是因為天皇過世後的手續,新元號時是由新天皇簽名蓋章後公布,不過2019年的新元號發表時,天皇雖然年邁,但是依然在位,所以新元號是由還沒讓位的天皇簽名蓋章後公布。對日本政府而言,這些都是新的經驗。和過去三次改元相比,2019年的改元方式由於可以讓社會早一步準備,所以可以減少改元對現代社會的衝擊,日本社會也不用面對天皇生死的敏感問題,所以日本民眾可以用快樂期待的心情迎接新時代的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