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運城市的生活

東京2020奧運在2021年8月8日閉幕,結束了19天的賽程(包含開幕典禮前的比賽)。

這場奧運原定在2020年7月24日至同年8月9日間舉行。當初的籌備過程雖然出過一些狀況,不過在2019年年底的時間點上,日本已有舉辦世界盃橄欖球賽的成功經驗,奧運的籌備工作也有漸入佳境的氣氛。但是幾年間付出的努力卻被2020年的武漢肺炎疫情破壞。日本在混沌當中,決定把大會延期一年。為了顧慮奧運的宣傳及權利問題,延期的大會依然叫「東京2020」。由於疫情下的社會動向幾乎無法預測,所以很多奧運的準備工作變成必須走一步算一步。

奧運開幕前的幾個月間,日本有不少媒體用巧妙的文字遊戲營造奧運籌備工作受到嚴重打擊、民眾反對奧運等印象,也有媒體在鏡頭前逼選手對大會的疫苗施打政策表態,朝日新聞的社論甚至鼓吹停辦奧運。不論日本民眾是否相信這些報導,當極端的消息過多時,民眾還是會不安。

大會開幕前一個月,東京的肺炎感染人數不斷增加,結果大會在開幕兩週前決定大部分的比賽不開放民眾入場觀戰。這場本來想讓世界認識日本、讓日本民眾認識世界、增進國際間文化理解的超級運動慶典活動,就變成了關起門來辦的純大型運動比賽。

雖然東京奧運的準備過程相當坎坷,而且大部分的比賽是在沒有觀眾加油的情況下進行,不過大會還是辦成了。很多選手慶幸日本堅持把奧運辦下去,很多民眾也表現出了對東京奧運的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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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生活的城市會主辦奧運。這次的東京奧運讓我實際體驗了奧運城市的生活氣氛。

東京當初在申辦奧運時,東京街頭就可以看到申辦奧運的宣傳旗幟。2016年里約奧運開幕的一個半月前,東京就已經有店家開始販賣東京奧運的周邊商品。之後,當東京奧運的開幕時間進入倒數1000天的階段後,東京的街頭就不時可以看到奧運的宣傳旗幟或布幕。不過街頭的奧運宣傳旗幟或布幕大多是掛在平常就有掛各種活動的宣傳旗幟布幕的地方。民眾早就習慣這種街景。當民眾第一次看到街上掛出了奧運的宣傳旗幟布幕時,或許會覺得新鮮,不過幾天後,大家就麻木了。結果真正能時時體感奧運氣氛的是大會相關人員,或是住在會場附近、在會場附近上班上學,或是生活中有機會經過會場附近的人,以及工作和奧運準備活動沾得上邊的人。其他民眾主要還是從媒體得知奧運的最新消息。這就是奧運城市的真實。

日本為了讓民眾有時間關心奧運,特別把幾個國定假日臨時移到了奧運期間。奧運開幕時,有四天連假。這四天連假是從奧運開幕典禮的前一天開始放。在連假之前,有一部分比賽已經開打,不過我是在連假開始時,才真正強烈感受到奧運的氣氛。

連假的第一天,我在鶯谷車站附近看到幾名奧運的大會志工,在首都高的入谷出入口附近看到交管,在淺草六區的街頭看到不少警察在巡邏。雖然這些地區沒有比賽會場,不過我可以感受到氣氛真的不一樣了。

連假的第二天的中午過後,自衛隊派出藍色「空中大鯊魚」在東京上空做飛行表演。雖然飛行表演的空域離我住的地區有一段距離,不過我還是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態到我家附近的大公園看看能否觀賞到表演。一到公園,才發現已經有一堆民眾不分男女老幼就定位面向飛機可能出沒的方位。就連隅田川的對岸堤防上也站了不少民眾。短短的15分鐘內,飛行特技小組兩次飛過公園附近的上空,民眾們都相當滿意。由於是大熱天的中午過後,而且是在緊急事態宣言期間,所以民眾們看完飛機後就主動撤退,沒有繼續在公園逗留。在這一天之前,日本很多媒體一直在放消息暗指多數民眾反對奧運。不過從不少民眾事前做功課來等著看飛行表演的狀況來看,很多民眾其實相當期待奧運。東京奧運,就在這一天的晚上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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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運開幕的翌日,日本的媒體開始報導民眾們搶著到國立競技場附近拍照留念的新聞。媒體不再提反對奧運的話題,報導的風向和奧運開幕前完全不同,不少日本民眾對媒體見風轉舵的報導態度不以為然。

民眾在緊急事態宣言期間特地去國立競技場拍照留念,我完全可以理解。因為大家這輩子可能就只有這次機會在自己生活的城市「親近奧運」。由於我自己已經在前一年抽空去看過國立競技場,所以不用在這個非常時期冒險。

國立競技場位在JR總武線的信濃町和千駄谷車站之間。競技場靠信濃町的一邊和一些公園及其他運動場相鄰,靠千駄谷的一邊則有東京體育館和一般的住宅區。我在2010~2012年間,曾經去過千駄谷一帶約300次。當時的國立競技場還沒改建,從千駄谷往競技場方向看,競技場會被東京體育館擋住。當時的我雖然知道國立競技場就在附近,但是卻感受不到它的存在。結果我對千駄谷的印象是東京體育館、鳩森八幡神社、將棋會館,以及住宅區。不過對千駄谷當地的居民而言,國立競技場就像是自家巷口的公共設施。雖然國立競技場就位在住宅區旁邊,不過競技場從完工後就一直被圍籬圍住,民眾雖然看得到,但是無法接近。奧運期間,競技場又設了重重安檢關卡,結果一般民眾還是只能在外圍看熱鬧而已。

在奧運期間,我曾經去過台場一帶。彩虹橋上有警察巡邏,下了彩虹橋後的台場路上也可以看到警察和保全人員。由於路上的行人不多,所以氣氛相當不尋常。奧運的三項運動會場和住宅區只隔了一條馬路,不過之間加了圍籬。走在路上,有一種奧運會場雖然近在咫尺,但是卻到達不了的感覺。在東京奧運的大會期間,奧運聖火台設在台場的夢大橋上,供民眾瞻仰及拍照留念。我當然也把握了機會見識了這一輩子只有在這個期間才能親眼看到的真正的奧運聖火。


從彩虹橋眺望奧運選手村。


台場住宅區的人行道上。右邊的白色圍籬內是奧運的三項運動會場。


夢大橋上的奧運聖火台。

回程在有明搭上百合海鷗號,當列車在有明網球森林站停靠時,車窗就正對著BMX競速賽的會場。列車離站後,BMX花式賽和滑板的會場馬上就映入眼簾。東京奧運雖然不開放民眾入場觀戰,不過滑板比賽時,百合海鷗號高架橋下方的有明北橋上有不少民眾試圖遠眺比賽。當日本選手奪牌時,橋上的民眾還大聲歡呼。從這裡也可以看出關心奧運的民眾相當多。而且這些人顯然有事前研究過地形,做好功課。


百合海鷗號車窗外的奧運BMX競速賽會場。


百合海鷗號車窗外的奧運BMX花式賽及滑板會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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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日本一共派出了583名選手參加奧運。日本選手的人數雖然多,不過對收看電視轉播的日本民眾而言,並不是什麼大問題。因為電視轉播會介紹得非常詳細。如果是平常喜歡看電視的人,就算不太關心體育活動,還是有不少機會聽到一些運動選手的名字。因為日本的一些運動主題的綜藝節目會找各個領域的運動選手談業界趣事或展現體能技藝。我雖然沒有定期收看這些節目,不過這幾年間也偶爾從節目中得知一些體操、羽毛球、角力、女籃、運動攀岩等領域的選手。至於常看這一類節目的民眾,當然會知道得比我更多。這些綜藝節目有些已經製作了多年,有些則是因應奧運到來的特別企畫。不論是哪一種,都可以讓民眾認識各個領域的運動選手,實質上也算是在幫民眾預習奧運。

奧運期間,住在東京的人可以收看的地上波電視轉播約有3~5個頻道(通常是NHK的兩台加上民間電視台當中的1~3個頻道)。電視轉播的比賽雖然不少,但是奧運的賽程相當多,而且民間電視台還有別的節目要播,所以電視台大多是選日本選手有機會奪牌的項目轉播,沒有轉播的比賽還是佔了多數。至於住在日本地方都市的人,由於地上波的收視頻道比大都市少,所以可以收看的比賽更少。

由於這次日本的柔道表現相當傑出,所以奧運賽期前半的柔道轉播相當多。這對柔道迷而言或許是求之不得的好事,但是對於想多方面欣賞各種運動競技的人而言卻是一種煎熬。至於我當初非常期待的自由車公路賽可能因為比賽時間太長,而且日本選手奪牌的可能性不高,所以電視沒有轉播。其他如馬術、射擊、現代五項等,地上波的電視台都沒有轉播。電視沒有轉播的比賽雖然可以透過網路觀看,不過網路轉播的影片太長,而且只有英語解說,聽起來很悶,沒有電視台的日語解說那麼細膩親切。

另一方面,平常在電視上比較少見的衝浪、滑板、BMX花式賽、運動攀岩等競技,這次都有電視轉播。這些新加入奧運的比賽的可看性相當高,而且播報人員都有做足功課,負責解說的專家的用詞也相當平易,讓觀眾知道怎麼欣賞比賽。我個人印象比較深的是攀岩專家平山裕示在講解運動攀岩時,提到攀爬過程如果猶豫,「力量馬上會被吸走」,形容得非常生動巧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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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東京奧運大部分的比賽不讓民眾進場觀戰,所以民眾無法在現場親身體感比賽的熱度。關心奧運的民眾大多只能在家看比賽,所以東京的街頭並沒有特別熱鬧。至於大多數的參賽選手也被隔離在選手村,無法到市區活動。所以各國的選手們雖然在日本比賽,但是卻無法深入體感日本文化。不過換個角度來看,由於民眾和選手彼此隔離,而且沒有外國觀光客,所以奧運期間的都市警備措施沒有當初預期得那麼嚴。就只是一部分地區路上的警察變多,然後首都高的通行費變貴,很多駕駛改走一般道路。實際上一般民眾的生活受到的影響並不大。

儘管日本向世界證明了在這種惡劣的狀況下一樣可以辦好奧運,而且各國的選手也努力透過網路宣傳選手村裡的生活,不過這些效果恐怕和當初東京申辦奧運時期待的「讓世界認識東京」、「讓世界認識日本」有相當大的落差。

很多選手非常慶幸日本克服萬難辦了這場奧運,日本的網路言論對奧運的印象也由負面轉向正面,不過整體而言,東京奧運對日本而言是個受到命運捉弄,留下相當多遺憾的大會。

東京的公共自行車

在日本人的感覺中,腳踏車是一般家庭的常備交通工具,而且大部分的日本人都會騎。日本的自行車業界在2018年做的調査資料顯示,日本大約有2/3的家庭有腳踏車。家裡沒腳踏車的人大多是因為生活上用不到。所以從這裡可以推論:如果日常生活中會用到腳踏車,一般日本民眾會自己買來用。

由於很多日本人都有腳踏車,所以過去日本有些地區在試辦都市型腳踏車出租服務時,規模都不大,而且也沒有明顯的成效。結果日本民眾對出租腳踏車的印象多半是觀光景點的服務。

2010年代,日本開始有業者摸索日常生活用的都市公共自行車服務。大約五年前左右,我在秋葉原就看到路邊擺了好幾台裝有電子密碼鎖的相同款式的腳踏車。這時候我才感受到日本也開始有公共自行車服務了。我雖然對這種服務感興趣,但是當時東京可以借還自行車的地點不多,服務還不成熟,所以就沒有用。

最近兩年,東京的公共自行車的服務據點越來越多,連我家附近走路三分鐘的地方都設了借還處,再加上我常去的一些地方也有設借還車的據點,所以我就在去年(2020年)加入了會員。在事前做功課時,才知道東京的公共自行車的服務比我想像得要複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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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現在,東京有好幾家公共自行車業者,每家的使用規則都不一樣。要用這些業者的服務,原則上要加入會員。從入會條件來看,業者設定的服務對象是住在日本的大眾,似乎還沒有考慮到外國人觀光客的入會問題。其中實用性比較高的是docomo出資的「docomo bike share」(以下簡稱docomo)和軟體銀行出資的「HELLO CYCLING」(以下簡稱HELLO)。東京實質上就是這兩家業者在爭奪地盤。


docomo的公共自行車。docomo的自行車是紅色車身。輪徑、置物籃較小。
費率:第一個30分鐘165日元,之後的額度是110日元/30分鐘。另有月費會員制度。
※東京以外的地區有其他費率。

docomo在東京的地盤是東京的中心部的11區和練馬區。docomo的特徵是一個會員帳號只能借一台車,服務範圍是以行政區為單位。在哪個行政區租車,就必須在那個行政區內還車。只有東京中心部的11區內是例外,可以跨行政區還車,不過跨區借還的範圍也就只限於11區內。在練馬區或東京以外的地方借車的話,就必須在當地行政區內的據點還車。


HELLO的公共自行車。HELLO的自行車是白色車身。輪徑、置物籃較大。
費率:70日元/15分鐘,1000日元/12小時。
※東京以外的地區有其他費率。

HELLO在東京的主要地盤是docomo服務以外的地區,在東京中心部只有零星的據點。HELLO的特徵是借了車以後可以在日本國內任何HELLO的借還處還車,不受行政區範圍的限制。在東京借車,可以在東京以外的地方還車。當然也可以在東京以外的地方借車,然後騎進東京後還車。而且一個會員帳號一次最多可以借四台車。如果有四個人想一起騎車出遊,只要有一個人是會員,就可以幫另外三個人借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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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的地形有很多高低起伏的地方,一般騎腳踏車的民眾多半會回避這些地方。不過docomo和HELLO的自行車都有電動輔助爬坡功能,可以讓騎車的人省不少力氣,也可以增加公共自行車的舒適性。

從費用的角度來看,如果使用時間在30分鐘以內,docomo和HELLO的費用都比東京23區內的都營公車便宜。超過30分鐘的話,docomo會比公車貴。45分鐘以內的話,HELLO和23區內都營公車的費用相同。和鐵路交通相比,docomo的最低費用比JR和私鐵的最低車資貴,只比一些東京都出資的鐵路事業的最低車資車便宜。HELLO是15分鐘70日元,如果交通順暢,而且騎得非常賣力的話,3公里左右的距離有機會比搭電車省錢,但是會很累。

從服務據點來看,HELLO在東京設的借還處比docomo多。東京中心地帶的HELLO據點雖然比較少,但是並不是完全沒有。至於docomo在東京的服務範圍就完全只限中心地帶的11區加練馬區而已。從費用、租借規則等種種條件來看,HELLO似乎比docomo方便。不過事情並沒有那麼單純。

HELLO雖然借還車的地點比較多,但是每個據點能配置的自行車台數較少,而且有數量限制。很多地方就只能收容四到五台車。因為別人也會借車,所以一般時段的借還處多半只剩兩三台而已,而且當中可能有些車的電池沒電了(騎起來會比較重)。如果某個HELLO會員要帶三個非會員的朋友一起騎車出遊,實質上很難找到能一次借到四台車的地方。就算借到四台車,還車時還要找有四台以上空位的還車地點。找不到這樣的據點,大家就只能各自分散到其他據點還車。如果目的地附近的據點的收容台數全滿,基本上就沒有辦法還車了。就某種意義而言,HELLO的借還車有很多運氣成分。至於docomo的系統就沒有還車上限的問題。原則上只要是借還處,就算已經停了一堆車,還是一樣可以還車。不過這種系統設計會造成某些借還據點被自行車塞到爆,影響周圍的交通。

由於我住的地方是HELLO的地盤,所以我是用HELLO的服務。我就曾經遇過自己家附近的借還處滿車,結果只能到遠一點的地方還車。騎到遠方有空位的據點要多花時間,租金當然也會變高,而且還完車後要再花時間走回來。本來省時省錢的手段變得廢時又多花錢。我也曾經遇過幫友人借車時,用手機預訂兩台車,但是結果卻只訂到一台而已。因為在我訂車的同時,有其他人先搶到了我想訂的其中一台。系統也沒有告訴我其中一台預約失敗。

對我而言,自己家附近有公共自行車服務的意義是多了一種「偶爾」可以當休閒娛樂的交通手段。以前從我家到淺草的最方便、最便宜的手段是搭公車。從我家到公車站要走10分鐘路,還要花時間等車,車程大約20多分鐘,車費210日元。現在可以走3分鐘路去借腳踏車,騎車到淺草就算紅綠燈再多,25分以內還是到得了,費用140日元。騎車不但可以省錢,而且在東京的路上兜風的感覺很不錯。不過一切的大前提是要借得到車才算數。週末時車子常常會被借光,有時候借車地點雖然有車,但是可能全部都沒電,那就只能搭公車了。

東京的公共自行車雖然到了實用階段,但是沒有造成大流行,也沒有讓民眾的生活劇變。對民眾而言,就只是多了一種可有可無的交通手段而已。由於東京的都市空間能設自行車借還處的土地不多,能配置的車輛數量也相當有限,所以這種服務並不安定。由於沒有人能保證每次一定都能借得到車,所以靠公共自行車上班上學的風險太高,結果一般民眾還是搭電車上班上學。假日的時候,借不到車的可能性比平日還高。借不到車時,民眾還是得仰賴其他既存的交通手段移動。另外,目前這一類服務的車輛故障通報系統不夠人性化、有車借但是電池電力不足等後勤問題都還有待改善。

東京的公共自行車雖然到了實用階段,但是還不到方便的程度。這不是東京特有的問題,而是目前日本大都市公共自行車服務的共通課題。

台湾のプチトマト

さすがにコロナウイルスも流行となって、台湾旅行というのが難しくなって、今、台湾のプチトマトを思い出している。

日本にもいろんなトマトはあって、どれもおいしいものだからあんなに種類がふえているんだろうけれども、プチトマトなのに数えられる量しか入っていなくて、あの値段ということもあるし、酸味が苦手な私にとっては大ぶりのものは内部の酸味が強くて、総じてこれじゃない感がしていた。
しかし、台湾ではよく見られる小型で酸味が抑えられた甘目のトマトが見事にストライクなのだ。
それが、「玉女」と「聖女」というもの。

 
写真は全部「玉女」。聖女の写真が見つからなく……
写真に写っているピンクのビニール袋については「台湾のレジ袋」を見てね。

味は、アイコの特に小振りなもので若干酸味も味も薄いイメージだが、私もグルメじゃないので、詳しくは食べてもらった方がいいと思う。
90年代に聖女ができて、その後に玉女ができた。聖女は丸いが、玉女は細長い。
台湾が日本だったころに入った苗みたいで、最近のトレンドになっている某イチゴや某ブドウや某芋とは違う。

これらのプチトマトは、普通にスーパーの生鮮食品売り場にあるし、市場や屋台とかではもっと安く売られている。
有機とか生産者の質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が、味に大差はないと思うけど、思った以上に値段差があると思うから、買う前に相場を頭に入れた方がいいように思う。

私がスーパーの売り場で見たところでは、トマトの糖度は、玉女は9度、聖女は7度。
糖度から考えると玉女>聖女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けど、単に、台湾でよくありがちな2タイプのプチトマトと考えてもらうといいと思う。

漢字を見て、私は「玉」より「聖」の方がランクが上の気がするんだけど、
若くて無垢で外見がいい美人は玉女で、芸能人や歌手を褒める感じ、
ベルサイユのばらが海賊版で出たときは「玉女英豪」と言われていた。
若くて性格がよさそうなのは聖女で、ジャンヌダルクとかのヒロイン、女神のような存在、何か中身が伴っている感じだけど、
じゃあ、玉女と聖女はどっちが女性として好きなのかとか言われてしまうと、なかなか甲乙つけがたいみたい。

日本人的名字(國會篇)

2020年9月16日,日本眾議院議員菅義偉接替安倍晉三,擔任日本第99代首相。是繼2010年的菅直人以來的第二個「菅首相」。

菅義偉和菅直人的姓都是「菅」,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這兩位首相是同姓。不過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兩名「菅首相」的姓雖然文字相同,不過不是同姓。因為菅義偉的姓是「SUGA」,菅直人的姓是「KAN」。只是「SUGA」和「KAN」這兩個姓都是寫成「菅」。

日本人習慣用姓來稱呼人。所以日本人講話提到「菅首相」時,由於兩名「菅首相」的姓的音完全不同,所以聽的人不會發生誤會。

日本的國會議員超過700人,當然少不了完全同姓的議員。例如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眾議院就有6名佐藤議員、5名伊藤議員、5名井上議員、3名青山議員、兩名安藤議員,以及兩名森山議員。日本的國會會議記錄會在這些同姓議員的姓的後方用括弧加註「名」的第一個字來區別。

菅義偉和菅直人的姓雖然不同音,但是由於文字相同,所以會議記錄中的名字的處理方式也是比照同姓議員。另外,眾議院也有兩名不同音的神谷議員,一個是姓「KAMITANI」,另一個是姓「KAMIYA」,這兩名神谷議員在會議記錄中的名字也是比照同姓議員。

由於一般日本人是用「姓」來認人,所以同姓議員有可能會被民眾誤認。例如A議員的政績可能會誤傳成同姓的B議員的成果。又例如C議員如果失言,搞不清楚狀況的民眾可能會打電話到同姓的D議員的辨公室抗議。

對政治家而言,知名度和形象是職業命脈。如果議員想要凸顯自己的個人品牌,回避同姓誤認,可以用「通稱」制度來回避誤認的問題。日本國會的兩院都是有條件允許議員使用「通稱」活動。

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眾議院有兩名議員姓「阿部」,但是其中一名議員在國會登記名字時有使用通稱制度,把自己的姓登記成平假名文字來和另一名阿部議員區別。把姓改成平假名後,雖然姓的音還是一樣,不過在媒體上的文字視覺效果會明顯不同,會議記錄也不用做同姓的特別處理。除了平假名的「阿部」以外,日本眾議院還有一名平假名的「秋本」和一名平假名的「上野」議員。目的都是用通稱來和其他的同姓議員區別,並建立自己的品牌。

日本的國會在處理同姓議員時,文書可以用通稱或在姓的後方加註名的第一字來區別,不過電話連絡時,很多場面要講議員的全名才能避免誤會。因為日本國會也有同音異字姓氏的議員。例如阿部和安倍的音都是「ABE」、伊藤和伊東的音都是「ITOU」、江藤和衛藤的音都是「ETOU」、左藤和佐藤的音都是「SATOU」、竹內和武內的音都是「TAKEUCHI」、本田和本多的音都是「HONDA」、盛山和森山的音都是「MORIYAMA」等。

不過講全名還是不能保證完全不發生誤會。因為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國會議員中,有兩組姓名讀音完全相同的議員。分別是眾議院的中川正春和參議院的中川雅治(都是「NAKAGAWA MASAHARU」),以及眾議院的西田昭二和參議院的西田昌司(都是「NISHIDA SHOUJI」)。日本國會內在做電話聯絡時,如果提到這些議員,必須強調議員所屬的議院才能避免誤認。

(※議員會因為選舉而異動,上述內容是2020年9月日本國會的狀況)

日本公務機關的資訊化落後問題

2020年7月,日本有媒體報導東京都靠兩台傳真機來接收疫情報告,讓不少日本民眾開始批判公務機關的落後及迂腐。

其實早在4月下旬,日本就已經有醫師受不了費時費力的手寫傳真通報作業,在網路上用力呼籲改善疫情通報方式。5月上旬,東京都就發生了傳真資料整理疏失造成疫情統計數據疏漏。之後,日本的媒體開始陸續報導公務機關原始的手寫傳真疫情通報方式的問題。到了8月,日本才終於開始改用網路來通報疫情。

在先進國當中,日本的資訊化相當落後。日本資訊化落後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業務環境在資訊化時代之前就已經定型,以及傳統日本型組織的營運心態保守等。

日本的公家機關和民間企業的業務環境基礎在上個世紀電腦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就已經定型。對這些組織而言,資訊化是一種負擔。因為這形同要把過去好不容易建構的基礎打掉重練。組織越大,過去的基礎的包袱就越大。結果資訊化就像都更一樣,成本大,而且安於現狀的既得利益者會抵抗。只能慢慢等到過去的基礎建設不堪使用,或是沒有人抵抗時,才能逐步汰舊換新。如果組織頂端的決策階層本身的視野狹隘,不關心資訊化問題,或是不敢承擔改革風險,資訊化就會一直被拖延。

日經新聞曾經在2018年6月分析過日本的經團連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經團連是日本經濟界的龍頭組織,有1名會長及18名副會長,分別來自日本各大企業。當時的19名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是:全員男性、全部是日本人、全部都60歲以上、全部都沒有創業經驗、全部都沒有換工作的經驗。從經團連組織高層人員的經歷完全看不到人才的多樣性。

或許這些人有他們的才能,不過這群從二十多歲開始就一直活在象牙塔內安於現狀,既沒有創業經驗、也沒有換工作經驗的決策高層能否帶領日本經濟界對應多變的世界局勢,多少會讓人懷疑。不幸中的大幸是2018年當時的經團連會長至少還有關心資訊化問題。上任後,終於在經團連會長辦公室內裝了第一台電腦。但是這也反映了2018年之前日本經團連高層和「資訊化」的距離。

2020年現在,經團連的高層人員雖然有部分更動,不過19名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依然還是完全符合2018年的情況。從經團連高層成員的極度相似性可以看到傳統的日本型組織的共通問題。

日本的公務機關雖然不是企業,但是本質上也是一種傳統組織,所以也有傳統組織的迂腐的部分。這些迂腐的部分會反映在「資訊化」的作業上。

舉例來說,幾年前日本的公務機關流行把Excel的「儲存格」當成方格紙來製作文書表格。這種方格紙Excel文書表格有兩種填法:一種是用電腦填寫。不過「儲存格」本來的目的不是用來當稿紙的格子,所以無法連續打字,非常不方便。另一種填法則是把表格印出來後用手寫,然後用郵寄或是掃描成圖檔後再用電子郵件提交。

日本的公務機關愛用Excel製作格子文書,恐怕只是想製作「印出來後看起來很精美的表格」。完全沒有考慮到填表格的效率問題,也沒有活用Excel的自動化運算分析功能。製作「印出來後看起來很精美的表格」的深層目的,可能是想拿實物討好上司。從這個現象反映出這些公務員的上司不關心資料資訊化的問題,甚至可能沒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所以才會讓「Excel方格紙」這種反資訊化的文化橫行。後來到了2016年,有議員開始批判「Excel方格紙」文書的荒謬,日本的公務機關才開始收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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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日本也見識過不少次公務機關悲慘的「資訊化」狀況。

大約在2015年左右,我和東京某個區役所的職員聯絡時,對方用電子郵件寄附加檔案時一定會寄兩封信。第一封信是寄加了密碼的壓縮檔,第二封則是解壓縮密碼的通知信。一開始我還不以為意,不過後來我發現之後的日本公務機關都陸續推動「先寄一封壓縮檔信件,再寄一封密碼通知信」的作業方式。

日本的公務機關推動這種作業方式,可能是為了防止誤寄附加檔案造成業務機密洩漏。但是實際上一般人在寄電子郵件時,收件人的電子信箱的欄位幾乎都是複製貼上,所以只要壓縮檔信件發生誤寄,密碼通知信大概也會一起誤寄。實質上幾乎無法防止業務機密洩漏。這種無意義的作業方式只會浪費寄信和收信人的時間。

其實只要使用有多重確認功能的郵件軟體,就可以大幅降低電子郵件誤寄的機率。不過日本公務機關的決策階層顯然沒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所以才會想出「先寄一封壓縮檔信件,再寄一封密碼通知信」這種整人的作業方式。

我在2017年曾經參加過東京都外圍組織辦的研習會(組織的職員是由公務員兼任)。那個研習會,每天上完課後都要透過網路提交問卷。

一般人聽到網路問卷,可能會聯想到點滑鼠或滑手機的圈選打勾型的網站系統。而且填選完畢上傳後,馬上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統計結果。不過我參加的那個研習會的問卷是用電子郵件收發,問卷則是用Word製作。

Word並非不適合製作問卷。但是要製作可以提升作業效率的Word問卷,必須要有其他配套作業。而我收到的問卷檔就只是普通的Word文書。部分欄位的間距是用空格硬撐起來的。問卷中的選項部分,還特別註明要填寫者「圈選」出適當的項目。但是問卷檔案本身沒有提供「圈選」功能,填問卷的人必須用Word的「插入橢圓」的功能來「圈選」。猶如在考驗填問卷的人的Word基本操作能力。

至於統計問卷的人必須像選舉開票一樣,把回收的問卷Word檔一個一個打開,一個一個目視檢查大家「插入橢圓」的位置,然後人力統計。那個研習會一天將近有200分問卷。至於意見欄的處理方式,負責業務的職員大概也只能把所有問卷的意見欄的文字一一複製轉貼到別的地方整理。由於每分問卷大約有兩三個意見欄。所以統計的人要用人工複製轉貼整理約400~600項意見。


實際問卷的一部分內容。

本來電腦問卷的優點是大家方便填寫,而且可以自動化統計。製作問卷的職員顯然沒有活用自動化處理的功能,就只是用Word製作了一分「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問卷」。諷刺的是,問卷的最下方還註明了回收專用的電子郵件信箱。這就是日本公務機關資訊化的真相。我填了第一天的問卷後,就馬上寫意見告知負責這個業務的職員問卷格式的問題。不過之後幾週的研習會問卷依然還是「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問卷」。

2018年,我有事情要和東京的某個市役所的職員聯絡,這名職員要我先從市役所網站下載表格填寫資料。當時我下載的表格也是「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表格」。表格中的欄位的高度是用很多「換行符號」撐出來的,只要我在欄位裡打字,欄位的高度就會拉大,整個表格格式會崩掉。由於我對這個市役所的人員的態度心灰意冷,所以那一次我沒有反映意見。

從這些例子來看,日本的公務機關的業務資訊化作業相當表面,就只是用電腦重製過去的手工文書表格,根本的思維還是停留在把文書表格漂漂亮亮地印出來,然後期待民眾用手填寫,再由公務員手工整理。整個組織並沒有思考怎麼利用便利的資訊工具改善業務效率。這也反映了這些組織成員的資訊素養。

除了以上的悲慘的資訊化問題以外,近幾年我參加日本公務機關辦的研習會時,看到的各種文書報告資料也相當「悲慘」。

  
日本公務機關的文書報告資料實例。
(※這些資料都是公開的資料,不過由於文書本身有著作權,所以內容全部模糊處理,但是還是可以看出報告資料的格式雛形)

日本公務機關的文書報告資料常見的特徵是上下窄、左右寬、密密麻麻、沒有重點,而且喜歡用意義不明確的箭頭指向符號。就只有文書配色的「選色」做得比較好而已。但是這些彩色效果並沒有讓資料變得易讀。這些報告資料愛用上下窄、左右寬的格式,恐怕是考量可以轉用成PowerPoint的資料。結果我遇過的用這些PowerPoint資料做簡報的人,沒有人能把內容完全講完。因為內容實在太多了。除了PowerPoint以外,有時候公務機關印製的出版品也會直接使用這些密密麻麻而且沒有重點的資料。

這個現象反映了日本公務機關的人員沒有思考資訊意義的輕重,就只是把所有的資訊不經篩選全部塞到報告中而已。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些公務員太忙,所以無法製作出良質的報告資料。但是公務機關業務繁重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自己沒有活用資訊工具改善工作效率,甚至用錯方法造成自己的業務負擔增加。

◆◆◆

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及包袱。日本民眾批判公務機關的資訊化落後,是因為一般民眾知道資訊化很重要。不過傳統的日本型組織的高層大半輩子是活在非資訊化時代,這些人爬到高層後,也不需要學電腦或用電腦。這些在二十年前拒絕電腦的人,可能沒有資訊化的概念,甚至根本不關心資訊化。

傳統型日本組織的文化中,員工要當服從的乖乖牌才有機會升官。年輕一輩的意見無法上達,或是不受高層重視,組織就會失去革新的動力。這就是日本社會推動資訊化的障礙之一。結果在日本,能推動資訊化的是沒有包袱的新興中小企業。

武漢肺炎對日本社會而言,多少算是一劑猛藥,幾個月之內就讓公務機關長年未改的人工手寫傳真的疫情通報制度進化成電腦網路系統通報。

日本公務機關的資訊化當然還有很多課題,不過至少已經跨出了一步。

日本的地方自治體

以前,和日本友人聊日本政治制度的話題,我講到了「地方政府」這個詞時,友人馬上就糾正我的用詞。友人告訴我,「政府」這個詞在日本純粹是指中央機關。日本人在談日本的地方機關時,不會說「地方政府」,而是說「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

這位友人在日本的公家機關從事文書工作,有日本中等教育的社會公民科教師資格,另外也有日語教師資格,還有從事過筆譯工作。被這樣的友人糾正,我心服口服。

我曾經問過友人: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日本人用「地方政府」這個詞?

友人的回答是「有」。不過幾乎都是用在談論外國制度。例如談中國、德國、美國的地方機關時,就有機會用到「地方政府」這個詞。

後來,我在看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的地方公共事務的消息時,媒體真的都不用「地方政府」這個詞,大家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是正式名稱的「地方公共團體」。

我在查日本的國會議事錄時,也發現日本的國會發言中,「地方政府」這個詞幾乎都是指外國的地方行政機關。少數則是在比較外國和日本的地方政策時,姑且把比較對象的名稱統一成「地方政府」。也有少數是在討論州道制構想下的地方自治政府。如果是談論現實中的日本地方公共事務時,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地方公共團體」。

另外,我自己手邊的日本國語辭典都有收錄「中央政府」這個詞條,但是卻都沒有收錄「地方政府」這個詞條。從這些工具書也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日本人用詞的習慣:「政府」是指中央。地方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體」。

◆◆◆

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在2020年現在,日本的都道府縣一共有47個。市町村一共有1718個(不含北海道的國境爭議地區),另外還有23個特別區。

都道府縣的行政權限幾乎相同,東京都比其他46個道府縣多管了消防、自來水、下水道(東京以外的地方是由市町村管轄)。市町村的差異主要是人口,行政權限也幾乎相同。只是町村地區的社會救濟業務可以由都道府縣負擔。如果市的規模夠大,可以升級成中核市,加管環境、社會福利、衛生業務。規模再大的話,可以升級成政令指定都市,可以有自己的都市計畫。至於特別區,目前只有東京都才有。特別區的地位和市相當,不過有一部分業務是由東京都負責。其他的道府縣如果人口夠多而且公投通過,也可以設立特別區。

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可以算是地方政府。但是日本人不會把這些地方行政機關叫作地方政府。原因恐怕是近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即使是戰後,日本的地方機關還是有很長一段期間繼續保有「政府的下層執行機關」的色彩。在2000年4月之前,日本的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是上下階級關係。都道府縣的業務當中,有八成左右是由中央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是由中央分配。市區町村的業務當中,大約也有八成是由中央或中央經由都道府縣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當然也是由中央或都道府縣分配。結果民選的都道府縣知事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交代下來的業務,民選的市區町村長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交代下來的業務。如果地方要自己推動業務,例如減輕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或是擴充社會福利措施,很容易踩到中央法令的紅線,甚至可能會和中央政府的利與權發生衝突。至於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的議會,也無權審查上層指派下來的業務,也不能修改相關預算。議會主要能做的就是監督而已。

一直到2000年4月,日本的《地方分權一括法》實施,日本政府把適合地方管理的業務權限移交給地方後,地方才得到自主性。舉例來說,以前民眾開餐廳要得到厚生省的許可,不過實施地方分權後,餐廳的營業許可是由都道府縣及一部分規模較大的都市管轄。以前自來水和下水道是由建設省管轄。地方分權後,自來水和下水道的管轄權就移交給東京都及東京都以外的市町村。地方在處理地方業務時,不再需要經過「政府」點頭。這時候地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治體」。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也不再是上下階級關係,而是分工的對等關係。

◆◆◆

日本的政府首腦是來自國會多數派的議員,所以日本政府推動政策時,背後會有國會的多數派支持。不過日本的地方自治體的狀況和國政不同。日本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是由各自的選舉中選出,所以地方首長和議會多數派的理念不一定一致。地方首長在推動政策時,未必會得到議會支持。

日本的地方首長的政務任用人事就只限於副首長。在都道府縣就是副知事。在市區町村就是副市區町村長(2007年4月之前,市區町村首長的副手職銜叫「助役」)。這些副首長的人數是由各自治體的條例決定。副首長之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及以下的人員全部都是全職公務員,所以新人地方首長上任時是處於孤立狀態,一個人要指揮陌生的公務團隊非常不容易。雖然首長可以自己選任副首長來分擔業務,但是副首長的人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如果議會不同意,副首長就只能從缺,首長就很難推動自己的政策理念。

本來,日本現行地方自治制度的理想狀態是由議會根據民意訂定制度,然後讓行政單位執行。不過日本的地方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執行中央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地方議會長期偏重在監督行政,議員缺乏政策提案及立法能力。另外,地方議會因為選區設計的關係,造成當選的議員素質參差不齊。例如市町村本身是一個選舉區,有些自治體得票排行在幾十名的候選人都可能當選,比較極端的鄉下地方甚至只要有參選就能當選。政令指定都市是用區來劃分選舉區,各選舉區只有前幾名才能當選,議員的素質就相對較好,比較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環境。至於都道府縣議會的選舉區則是混合版,議會相對不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的環境。政黨政治機能不全,議員對政黨的向心力就不足。缺乏政黨約束的議員的行動比較容易走向個人利益。沒有政黨協助,議員比較不容易學習政策知識,結果造成地方議會的政策提案機能不全。目前日本很多地方議會都有這種問題,結果日本的地方政策大多是由地方首長主導。

近年,日本的一些地方首長為了順利推動政策,會自己籌組地方政黨。例如2010年大阪府知事橋下徹的大阪維新會、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的減稅日本,以及2017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都民第一會。籌組新政黨可以讓關心政策的人有學習及發展的舞台。讓新政黨進入議會,可以促進議會新陳代謝,首長也比較不用受把持地方利益的資深議員勒索,推動改革時的阻力也會比較小。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その後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というブログを書いた2012年当時、総統選挙をやってたときは、
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が、ややもするとごみのようになって、そこかしこに激しく目についていたんだけど、

ことしの年初にもやっぱり総統選挙があったはずなのに、
実際には、2012年の後、2016年にもあって、そして今、
町の中にあれほどまであったものはもうすっか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よね。

これは、2014年の地方選挙から、各自治体が規制を始めたことが影響しているみたい。

例えば、台北市の場合は、道路や歩道橋に選挙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は、
以前は、申請なしで指定された公共の場所に置けていたけれども、
今は、そういう公共スペースには置け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って。

例えば、新北市の場合は、今は、投票前の15日間はのぼりが置けるという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
以前は、ポスターに板に張って電柱とかに街灯にかけていたけれ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
これも、日本の感覚なら、支持者が自宅の壁に候補者ポスターを掲げることもあるのかな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台湾は集合住宅だから、自宅にポスターを張るのはなかなかないことなんだよね。

今回よく見たのは、以前と変わらぬビルの壁を使ったもののほか、ラッピングバスや大型トラックでの宣伝とかだった。
 

ただ、普通の日本人が町中で目にするもので気づくことが少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
なんか目にした張り紙が、何か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というの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よね。

以前、選挙の様子がよくわかるときに書いたものだけど、これも見てね。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 その2
台湾の選挙カー
台湾の選挙カーのアピール

日本人的名字

以前在日本讀大學時,班上的日本人同學曾經問我:在日本有遇過什麼文化衝擊嗎?

這個問題讓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到日本留學時並沒有覺得不適應,而且我在留學之前做過很多功課。每天看日本台的節目、也有看日本的雜誌、漫畫、動畫,也有玩日本的電玩等。而且這些事在留學前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我還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過。

日本同學的問題讓我困惑,不過這個問題讓我稍微了解日本人的狀況: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日本。也不太了解外國人。

從別人的狀況也可以了解的自己。我自己以前在台灣讀大學時,也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台灣,也不了解班上的僑生。所以我沒有資格批評日本的學生。

日本同學問我這個問題,是為了製作資料。他想在資料中加一點趣味性,所以就來訪問留學生的我。我雖然一時答不出來,不過為了不讓他空手而歸,我馬上開始思考怎麼給他「梗」。

我當然可以隨便編一些假答案應付對方,但是如果日本同學信以為真,會影響到今後他們對外國人的觀感,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我日後的人際關係發展。這種牽涉到信用問題的事情,我不敢亂來。

結果我想到的答案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這個答案或許不算有趣,但是這是誠實的回答。

從對話氣氛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到我的回答和日本同學的期待有一段落差。不過至少我讓他有「梗」可以用了。

或許那位同學當初期待我會講出「不敢吃生魚片」、「不敢吃納豆」、「不敢去公共澡堂」、「進入室內不知道要脫鞋」之類的答案。這些「日本人期待的答案」也不是我隨便說的。我後來遇過的一些日本人真的覺得外國人「應該要這樣」。

◆◆◆

以前在電視、漫畫、雜誌、電玩看過不少日本人的名字。剛開始,我覺得日本人的名字有點古怪,但是至少是我看得懂的文字。看久了之後也就習慣了。後來學了日文之後,才知道日本人的名字的「字」雖然不難,但是「音」卻不單純。

我剛到日本留學時,接觸的日本人就只是語言學校的老師。語言學校的老師在自我介紹時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所以我不會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但是當我進入日本的大學後,狀況就不同了。在大學裡,老師和班上同學在自我介紹時,大多不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如果手邊沒有名單資料,自我介紹就是考驗日語聽力的時刻。大部分的日本人的姓都不是我以前用的日語教材中出現過的「田中」或「木村」,所以聽日本人介紹名字時,實質上是在聽一段陌生的音節組合。這和聽意義不明的咒文的感覺差不多。而且每個人都只念一次而已,不會複誦。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儘管每次在這種場合我都會做筆記,但是「那一小段特異的聲音」往往超越了我的大腦的語言處理能力。

其實記外國人的名字本來就不容易,因為外國人的名字背後有外國的語言文化背景,不能用我自己的母語感覺思考。只是我在進入日本的大學之之前,遇到的日本人不多,看到的日本人的名字也都是我認識的字,所以完全沒有「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但是實際開始很多日本人相處時,「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就變得非常強烈。

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日語功力不足,再加上聽過的人名不多,所以不習慣。不過在日本住了超過十年,而且從各種管道見識過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之後,我還是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

我在參加一些講習會時,常常有小組討論的場面。小組討論時,成員要先自我介紹,我在這些場面還是很難記住同組的人的名字。因為大家在自我介紹時,名字只會講一次,而且大家的語氣平淡,不會刻意把名字「說清楚」,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每次我想做筆記,「名字」的那一段「陌生的聲音組合」就是很難辨識清楚。

後來我向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日本友人告訴我:同樣的狀況下日本人也記不住其他日本人的名字。普通人本來就很難記得住「只聽過一次的專有名詞」。更何況日本有很多稀少姓氏,這些人在自我介紹時如果只是草草帶過,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記得住。

現在日本的很多講習會都會安排小組討論的時間。每次去參加這種講習會時,我都會隱約感受到日本人很討厭這種要發表意見的小組討論活動。由於大家心裡頭有排斥感,所以自我介紹就流於形式。大家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期待或是不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只有我太認真,才會太在意這種問題。

日本人如果真的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會拿出名片。名片恐怕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前提下的社交救濟手段。

日本的外國人觀光客特徵

以前,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宣稱可以從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

當時的我已經在日本生活,而且在我的經驗中,憑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並不容易。所以我對這種說法多少抱持懷疑的態度。

後來我到觀光服務檯工作,工作時要統計到服務檯諮詢的遊客人數,還要區分日本人、華人、韓國人、東南亞人、歐美人等。結果分辨遊客是哪裡人,就變成我的職場的必須業務。

日本人來觀光服務檯一定是用日語問問題,來日本旅遊的外國人大多會拖著行李箱,所以判定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並不難。東南亞人和歐美人的外表和東亞人的差異比較大,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真有可能從外表分辨出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嗎?

如果把外表侷限在容貌的話,頂多只能粗略分辨某些特徵特別明顯的例子而已。實際上我在工作時,不能只憑容貌判斷遊客從哪裡來。容貌只能當推論的起點。開始推論後,還要和對方對話,聽對方的口音才有可能得到結論。當然,結論也不可能100%正確。但是多方面綜合判斷的精度遠高於只看外表。有時候我還要直接向遊客確認對方從哪裡來。

剛開始,來觀光服務檯諮詢的外國遊客大多是用英文問問題,少部分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會用日文問問題。我就是從遊客的英文和日文口音來判斷對方是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有時候會遇到英文發音很漂亮,但是卻是亞洲面孔的人,這時候我就會詢問對方是從哪裡來。有時候對方是香港或新加坡人,也有不少是歐美國家的亞裔人。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第一個留意到有明顯外表特徵的東亞遊客是韓國女生。韓國女生的皮膚非常白,然後會塗鮮紅色的口紅。由於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香港人比較不會這樣化妝,所以當我看到皮膚很白,嘴唇很紅,而且拖著行李箱的女生,就會推論對方可能是韓國人。不過這只是韓國女生比較常見的特徵而已,並不是所有韓國女生都這樣。其實我在日本也看過韓國式化妝的日本女生,只是沒有那麼常見。

韓國女生的另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穿著相當時髦。時髦到不像是來旅行的人。事實上,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指出,亞洲國家的遊客當中,對日本文化最不感興趣的就是韓國人。從這裡可以推論韓國遊客到日本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體驗文化,而是逛街。韓國女生的打扮時髦,正好反映了這個現象。在服裝特徵上,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戴棒球帽,也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穿闊腿褲,還有一些韓國女生會穿短裙然後外面披一件大衣。

除了韓國女生以外,中國女生的穿著也多半相當時髦。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韓國女生的化妝特徵非常明顯,中國女生的服裝則比較花俏,而且穿裙子的比較多。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中,中國遊客對日本文化也不感興趣。中國女生穿著時髦,恐怕也是因為她們是想到主要景點打卡,然後購物。當然,也可能是旅行經驗不多,所以穿的服裝不適合旅行。

至於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女生的穿著,大多都是適合戶外活動的服裝。從服裝可以看出,到日本的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遊客顯然比較習慣旅行。在這些族群當中,喜歡穿粉紅色系的衣服的多半是台灣人,喜歡穿顯露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的多半是東南亞人。

我本來對遊客服裝並沒有特別感興趣,不過我的職場同事都是女的,上班時會和我聊衣服的事情。在聊衣服的話題時,由於男性遊客的服裝比較沒有非常明顯的特徵,所以話題焦點就落在女性遊客的服裝上。

那麼日本人的服裝呢?

有些台灣人可能覺得日本女生很時髦,其實日本女生的穿著意外地「普通」。由於我的工作地點不是走在流行前端的地區,所以來觀光的日本人大多不會穿得太時髦。穿得比較時髦的日本人都是一些偶然路過的人。而且服裝的花俏程度不如韓國或中國的女生。有不少韓國和中國的女性遊客會穿短裙,日本女生會穿短裙的大多限於少數路過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一般日本女生大多穿一些比較寬鬆的服裝,顏色大多是樸素的黑色、灰色、白色。這些服裝大多不是名牌,不過有經過搭配。除了觀光服務檯,我自己搭飛機回台灣時看到的赴台旅遊的日本女性的服裝也幾乎都相當內歛而不花俏。所以在台灣的街頭如果看到服裝相當時髦花俏卻又不是台灣人的東亞女性,對方是韓國人或中國人的可能性恐怕遠高於日本人。

我的同事告訴我,大部分的日本女性在選購衣服時,會選寬鬆的服裝,目的是不讓腰部和腿部的曲線外露。當她們看到東南亞的女性觀光客穿著凸顯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時,會覺得這些東南亞女性非常大膽而且非常有自信。事實上,這幾年我看的一些日本的購物型錄或是電視購物頻道的女裝,大部分的賣點就是隱藏腰的位置,同時讓腿看起來比較修長。

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有時候還可以直接體感流行的動態。例如2017年年初,有同事告訴我最近常常看到一種藍白紅的三色背包。結果那一天上班時,真的有好幾個路人背著那款背包。查了一下,才知道那種背包的牌子是「阿捏囉」。當我們開始留意到「阿捏囉」時,日本在賣這種背包的店還不多,不過幾個月後,東京很多店都看得到這種背包,而且款式也不只藍白紅了。再過一陣子,連一般超市的服飾區都開始賣了。

◆◆◆

我的觀光服務檯要統計華人、韓國人、歐美人、東南亞人。根據這幾年的實際經驗,來服務檯諮詢的外國人是華人、歐美人、東南亞人三足鼎立。韓國人最少。華人當中,台灣人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和中國人。觀光服務檯的主管單位並不要求我們區分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其實就算想區分,也沒有能力實施。因為服務檯能分得出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的只有我而已。我的同事當中雖然有人懂中文,但是沒有能力分辨口音。工作時,如果我沒有特別告訴同事哪個遊客是台灣人、哪個遊客是中國人,她們可能會把所有講中文的遊客當成中國人。其實來觀光服務檯的講中文的遊客當中,中國人最少。

我在日本認識不少懂中文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中文表達能力相當高的人,但是我還沒有遇過能分辨台灣、香港、中國口音的人,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台灣和中國的用詞差異。這就是懂中文的日本人的現狀。

到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和韓國人雖然多,但是多半不會來觀光服務檯索取資料,這也反映了這兩個國家的遊客對日本當地的文化比較不感興趣。中國遊客和韓國遊客最大的差異是中國遊客非常喜歡購物,韓國遊客在日本的消費額則是所有外國觀光客中最低的。2019年下半年,由於日韓關係不佳,我自己明顯感受到韓國遊客減少。同一時期,香港遊客也明顯減少,這可能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關。不過11月開始,香港人遊客又開始增加了。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發現有不少外國遊客不敢來問問題。原因是這些遊客不會講日文,又不確定服務檯人員能否用英文溝通。後來我加了中文和英文標示後,狀況就有明顯改善。其中,台灣遊客大多是用中文問問題,其他國家的遊客則是用英文問問題。

中國遊客雖然會講中文,但是大部分來服務檯問問題的中國遊客劈頭就是講英文。我向這些中國遊客確認後,才知道他們用英文問問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說明標示,就只是憑直覺來試試能不能溝通。

中國遊客不看說明標示,並不是觀光服務檯特有的現象。我有一名友人在日本管理民宿,專門做華人生意。友人花了很多心思製作了精美的住宿說明書、實用的日本生活及觀光景點資訊等,放在房間裡供住宿客參考。但是很多中國住宿客還是會特地花時間把友人叫出來問一堆房間資料裡早就寫得清清楚楚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住宿客根本沒看友人製作的資料。他們不看資料,可能是旅行經驗不足,不知道旅遊住宿時房間常常會擺放相關資料。當然,也可能是他們從小到大日常生活周遭的各種文字標示沒有實質意義,看了也是白看,結果很多人就養成了不看說明標示的習慣。

日本的皮夾

我在日本用過兩個皮夾。兩個皮夾都不是我買的。皮夾一號是以前我的台灣的老闆在我離職時送給我的。皮夾二號則是日本友人送給我的。

以前我在台灣選購皮夾的條件是能放鈔票、零錢,然後能放多張證件,而且能完全放進牛仔褲後面的口袋。以前符合這些條件的皮夾意外地少,男性用的短皮夾多半沒有放零錢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符合條件的皮夾,用不了多久,放零錢的地方就會開始劣化。

我到日本生活後,開始用台灣老闆送我的皮夾一號。皮夾一號只能放證件和鈔票,不能放零錢。但是我馬上就適應了。把零錢放褲子的口袋,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而且少了零錢的皮夾變輕、變薄,用起來反而比較順手。

在日本住久了,隨身攜帶的卡片就越來越多。外國人登錄證、學生證、大學生協會員卡、提款卡、駕照、社區圖書館閱覽卡、西瓜卡、交通磁卡、學生月票、各個店家的集點卡或會員卡、各家診所的掛號卡等。皮夾裡塞了十幾張卡片。而且多數的卡片都有一點厚度,結果皮夾一號就被大量的卡片撐到變形了。

皮夾一號變形後,我就開始找新一代的皮夾。由於我有皮夾一號的使用經驗,所以我在選購皮夾二號時,不再需要「放零錢」的功能,重點是要能放多張卡片。在日本當地選購皮夾,我當然非常期待。

當時在東京買平價生活雜貨,就是去御徒町的多慶屋。不過到多慶屋一看,我發現那裡的男用短皮夾全部有摺疊的「零錢盒」設計。零錢盒雖然可以放零錢,不過這個可以摺疊的盒子會讓皮夾增加3~4層皮革外加一顆金屬扣的厚度。對隨身卡片很多的人而言,零錢盒只會擠壓皮夾放卡片的空間。而且摺疊盒子的設計老氣,讓我敬而遠之。

多慶屋不行,我又到東急手創館。東急手創館賣的皮夾雖然比較有型,不過價位高。而且一打開皮夾,又是累贅的零錢盒。而且沒有例外。或許真的有不少日本人喜歡用這種帶了「盒子」的皮夾,但是平價的男用短皮夾千篇一律都是這種設計,這讓我重新認識了日本人的審美感性。

 
日本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的零錢盒。這一類摺疊零錢盒打開後,多半會變成四四方方的皮盒子。這種皮夾放不了多少零錢,也不適合卡片很多的人使用。

我的日本友人得知我在找皮夾,就送了我符合我需求的皮夾。友人並不是特別去買皮夾送我,而是友人認識一名開過皮件工廠的香港人,那位香港人後來改開其他工廠,就把手邊剩下的幾個皮夾送給了我的友人。由於友人沒機會用到那些皮夾,所以就轉送給我,變成我在日本用的皮夾二號,以及專門放台灣證件和鈔票的「台灣專用皮夾」。

皮夾二號的設計比皮夾一號更單純。打開皮夾,左右兩邊各有四個可以插卡片的口袋,沒有透明的證件格,然後有兩個放鈔票的夾層。

我在用皮夾二號時,也變得比較小心。例如儘可能不讓皮夾潮溼。夏天容易出汗時,皮夾就不放褲子口袋,改放隨身的包包裡。出門跑步時,我還會特別用夾鏈袋密封皮夾。雖然我用得非常小心,不過隨著時間累積,我隨身攜帶的卡片比以前更多,最後我的皮夾二號裡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嚴重變形。

由於皮夾嚴重變形,皮革部分磨得相當薄,而且出現裂痕,所以我就開始找皮夾三號。

在物色皮夾三號時,我去過家電大賣場及大型綜合超市的雜貨專區,也去過唐吉訶德。這些平價賣場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清一色都附有零錢盒。

後來我到淺草的商店街,才發現有幾家店有賣「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但是數量種類不到全體的一成。例如某家店的男用短皮夾有二十幾種款式,「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可能只有一兩種。後來我又到淺草橋附近的批發店找皮夾,某個精品批發店的老闆告訴我: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很少見。

之後,我又去看了東急手創館和百貨公司。以前這兩個地方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都有零錢盒,不過現在已經可以找得到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了。只是沒有零錢盒的皮夾還是少數,而且價位高,一般小市民很難買得下手。

為了找皮夾三號的候補,我跑了不少地方,意外地重新認識了東京的幾個地區。

除了實體店面以外,我也在網購網站上物色過皮夾三號的候補。我搜尋過美國的阿馬松,發現美國的阿馬松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看不到「零錢盒」。至於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等網站,九成以上的男用短皮夾都有零錢盒。這就是日本男用短皮夾的現實。而且搜尋時很難過濾掉這些商品。

好不容易找到了沒有零錢盒的皮夾,有些皮夾卡片口袋太少,放不了幾張卡片。有些則是卡片口袋太多太密,卡片的口袋會太緊,拿卡或收卡時會比較麻煩。另外,卡片過密也可能會讓卡片之間彼此磨擦。也有一些皮夾雖然沒有上述問題,但是卻印了非常幼稚的英文字。稍微用網路交叉搜尋一下照片和英文字樣,就可以確定是某國的品牌。這些皮夾的設計洗練,如果不印字,洗練的設計就是最大的優點。印上土氣十足的英文字樣,反而會把原本的洗練破壞殆盡。這就是文創實力的問題。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符合條件、便宜,而且沒有任何怪怪英文字樣的皮夾下單。下了單之後才發現貨要花將近兩個星期才會送到。我才驚覺自己訂到了某國貨。都已經買了,也就只能認了。

我訂了皮夾後,還是有在網購網站上看皮夾。我赫然發現有些賣家的商品照片顯然是我訂的皮夾,只是照片上多加了「RFID」的字樣,然後文字敘述宣稱可以防側錄。看到這個商品,讓我發出會心的一笑。原來我訂的便宜的皮夾可以變身成防側錄的高階商品!

後來我收到貨,皮夾確實符合我設的條件,而且縫製得並不差。但是實際一用,在車站進出閘門時會被卡到。表面上,這種現象似乎和某些網購商家宣傳的「RFID」的遮蔽效果有關。其實這就只是皮夾裡面多了一層底板而已。這種底板多半是用來保持大皮包底面平坦變的軟塑膠板。業者在皮夾裡加底板的原因,恐怕本來並不是為了防側錄,而是避免皮夾變形。結果加了底板的皮夾變厚,阻礙了電子感應的效果。事實上,我進出車站閘門時並不是完全刷不過,而是感應不良。這就是RFID遮蔽功能廣告的真相。

由於網購的皮夾裡加了多餘的底板,變厚又變重,質感也變糟,所以網購的便宜皮夾落選。我在淺草商店街的小攤子買的皮夾變成皮夾三號候補。

我在這次購物學到的教訓是:網購時要多留意出貨時間。因為現在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的商品,很多都不在日本境內。就算賣家資料寫的是日本名字,也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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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皮夾一號和二號都是因為超載而變形。特別是皮夾二號最後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二十多張卡片實在太誇張,但是每張卡片確實都有機會用到,這就是在日本生活的現實。要讓新皮夾不超載,比較實際的方法就是實施雙皮夾制度。正皮夾用來放鈔票、證件、信用卡、提款卡,以及少數精選的重要會員卡和集點卡。剩下的會員卡和集點卡則放在副皮夾裡。不過要找一個專門用來放卡片,而且卡片要好拿好收、而且輕便、小巧、耐用的皮夾,相當不容易。在日本,有很多人在網路上詢問怎麼整理過多隨身卡片,這代表很多人有和我一樣的煩惱。可惜大部分的日本業者太不爭氣,沒有做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商品。

現在日本的消費稅升到10%,而且日本政府也在設法推動非現金支付。消費稅變成10%,會減少1日元和5日元硬幣的流通量。非現金支付也會幫不喜歡用零錢的人省下麻煩。今後的日本使用零錢的機會只會變少。但是現在日本市販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又不美觀的零錢盒。想要沒有零錢盒的皮夾的人,只能去高價位的店家或是在網路上向從不明國家進口商品的網路賣家購買。

有不少日本人批判日本的製造業並不是根據消費者需求來生產商品,而是生產自我感覺良好的商品後再設法強迫消費者購買。大部分的日本小市民到平價賣場只買得到帶有零錢盒的男用短皮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