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生活記錄(2)

日本的武漢肺炎防疫表現並沒有台灣出色。疫情發生初期,日本的對應有很多問題。例如錯失防疫先機、專家的防疫呼籲避重就輕、感染篩檢要件過苛等。現在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雖然解除,但是東京的感染人數又有回升的趨勢。

可能有些台灣人想知道:日本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從過去日本政府處理災害的狀況來看,一點也不奇怪。從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災、2011年的東日本大震災,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日本政府的初期對應一直都是荒腔走板。以前體驗過大災害的日本人恐怕都不會覺得意外。

儘管日本的初期對應相當糟,但是日本還是日本,日本民眾還是要過日子,不能因噎廢食。日本的對應雖然有問題,但是很多問題之後都有修正,所以日本的防疫狀況已經比當初改善很多了。日本一直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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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日本的防疫對應相當糟,是因為相關法令制度不周全,醫療衛生行政的相關專業不足。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日本首相曾經公開呼籲各級學校儘可能在3月初停課,但是立刻就遭到各方批判。批判的人主張日本是法治國家,日本法律沒有規定首相可以公開呼籲學校停課。這些批判當然帶有見縫插針的政治鬥爭成分,因為批判的人沒有提出正確的處理方式或代替方案。由於支持停課呼籲的人沒有理由要特別出聲,所以日本媒體就只有反對意見可以報導,讓人有一種「大家反對」的錯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現實中的日本首相並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政黨內外、官僚和專家、媒體、民意等都可以牽制首相。這和日本左派努力塑造的「獨裁強人」的假想敵形象相當不同。其實從近代日本歷史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過「獨裁強人」政治。

日本是在「停課呼籲」的兩週後,才終於有法律能針對武漢肺炎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管制物資和醫療方面有強制性,但是對民眾行動的約束力相當有限。既無法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禁止民間商業活動。政府就只能呼籲民眾自制而已。在這種無法強制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讓民間停業的緊急狀態下,真正支配日本的是人的「自保」本能。民眾為了自保,會設法取得口罩,並減少外出。企業組織為了自保,會儘可能讓成員遠距離工作。店家為了自保,會在櫃檯或收銀機附近加裝透明隔膜。餐廳為了自保,會推出外帶服務,或是在座位之間加設隔板。日本人這麼做,並不是服從政府,而是為了自保。只是日本政府的呼籲內容和民眾的自保行動的利害一致而已。

在疫情發生初期,一般民眾要發燒4天才能篩檢。專家在電視上向民眾呼籲「發燒時要待在家裡」,但是卻沒有提到「家人該怎麼自保」。東京的住宅空間相當小,有不少民眾無法分出房間隔離有疑似症狀的家人。實質上這是專家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就含糊其辭。日本民眾當然也知道專家在避重就輕,結果大家能做的也就是小心翼翼地行動。幸運的是,日本的家族間感染並沒有讓疫情失控。之後,日本各自治體設法確保了輕症患者的隔離設施,日本政府也廢除了「發燒4天」的篩檢要件。

日本的篩檢量明顯不如鄰國的韓國,讓不少民眾覺得日本無心防疫。但是現實中,日本各地篩檢出的陽性比率並不高,這表示醫療現場有儘可能擴大篩檢母群體,而結果證明實際感染的人數比民眾想像得少很多。這也代表日本並沒有把有限的醫療能量耗費在非感染者身上。

日本會去追查曾經和感染者接觸過的人,但是沒有像台灣那麼嚴格地管理有疑慮的人。有些人認為這是防疫漏洞,可能會讓疫情失控。但是日本的疫情最後也沒有因此失控,這表示日本的回溯追查工作有發揮效果。

我自己在2月的時候,對日本的防疫措施感到相當不安。不過之後日本政府和各個地方自治體一直改善防疫措施,5月的黃金週過後,東京出院的人越來越多,醫療體系回避了崩潰危機,日本撐過了第一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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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第一波疫情是在社會防疫技術和準備不足下發生,但是日本還是撐過了。隨著日本的防疫措施的整備及修正,之後第二波疫情的規模就比較不太可能像第一波那麼大。

儘管如此,還是會有民眾不安。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資訊能力及想像力不同。一般人可以從生活周遭的各種現象得知社會防疫措施不斷在進化。例如戴口罩的人明顯變多,買東西的時候櫃檯有加裝透明隔膜等。但是資訊停滯的人,可能會過度低估他人的衛生常識,也可能會以為日本的防疫措施一直停留在1、2月當時的狀況,無法想像現實社會其實會不斷改良做事的方法。

其實日本大部分的民眾都有一定的衛生習慣。日本社會並不排斥戴口罩,而且日本民眾從小就知道洗手的重要性。疫情發生後,戴口罩及洗手的衛生宣導對日本民眾而言只是老調重彈而已。日本人並不是在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才開始戴口罩和洗手,而是在1月就已經比過去更徹底地實踐這些衛生習慣。只是當時有不少民眾買不到口罩而已。早在1月的時候,日本網路上就有人在談論公共場所的門把或扶手、電梯的按鈕、公車和電車的吊環、購物時的現金等的衛生問題。

日本的網路媒體J-CAST曾經做過關於公車和電車吊環的調查。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中旬的調查顯示,大約三成的日本人搭車時不想抓吊環。三成的數據看似不多,不過這個調查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開始,而且還包含感染人數零星的地方都市。之後,2020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調查顯示,大約有六成的日本人不想抓吊環,這些不想抓吊環的人當中,有2/3的人是在疫情發生後開始不想抓吊環。至於會抓吊環的人當然也知道有感染風險,這些人回避風險的方法是下車後洗手。

疾病沒有根除也是民眾不安的原因之一。疾病沒有根除是事實,甚至可能無法根除,所以今後人們必須要設法適應這種環境,但是也沒有到絕望的地步。當日本壓住第一波疫情時,最嚴重的東京地區還有99.95%以上的民眾沒有被感染。今後的第二波、第三波的感染人數可能會比第一波少。結果東京沒有受到感染的人還是佔了極大多數。

從機率來看,如果家人或室友沒有受到感染,一般人在生活中很難和感染者發生濃厚接觸。走在東京街頭,或許會遇到帶病者,但是這些帶病者往往是大家不認識的陌生人,一般人也沒有理由去直接觸摸這些陌生人,或是直接接受陌生人噴出的飛沫。感染的高風險群主要是從事醫療、看護工作的人,或是一些在社交場面中欲望凌駕理性、興奮忘我的人,以及因為某些原因不得不和這些人接觸的人。

即使是處處留心、重視衛生的人,如果運氣相當不好,也可能會受到感染,只是機率很低而已。我自己就時常提醒自己: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我不會放棄追求安全,但是人不論再怎麼小心,安全還是有限度,還是不可能達到「零風險」。今後我的人生當然也免不了遭遇各種意外,重要的是在意外發生時要能及時調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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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2020年5月25日完全解除。宣言解除後的翌日,東京很多店家開始恢復營業。東京的街頭雖然變得比較熱鬧,但是從各個店家的營業方式,還是可以感受到疫情下的緊張。

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意義並不是回歸疫情發生前的日常。「緊急事態宣言」只是防疫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過後,防疫還是依然在繼續進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讓日本社會在8月進入「新型態生活」,宣言解除後的兩個多月就是社會的轉型期。

日本的「新型態生活」,具體而言就是民眾平時多洗手洗臉、多戴口罩、儘可能和他人保持距離。職場儘可能推動彈性工時或遠距離工作。店家則要儘可能讓客人能保持距離消費。日本政府也有對「新型態生活」的移行期間設定目標和時間表。

※「新型態生活」移行期間的概略內容:
5月25日:緊急事態宣言解除。民眾避免跨縣移動。有限度解禁演唱會及展覽會。
6月1日:最後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5都道縣的民眾繼續避免跨縣移動。有防疫措施的健身房及KTV可恢復營業。
6月19日:跨縣移動解禁。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職業運動解禁(無現場觀眾)。
7月10日: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有限度解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
8月1日:「新型態生活」開始。有限度鬆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的人數。

我自己有實際感受到日本社會在移行期間的變化。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的第一個週末,我到御徒町逛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在入口加設了紅外線攝影機,也有分離進場和出場的動線。民眾入店時要戴口罩,而且雙手要先讓百貨公司的員工噴酒精消毒液。幾週後,百貨公司緩和了入店管制。我常去的健身房在6月1日恢復營業。健身房在門口放了酒精消毒液和體溫計,並規定所有入場的人都要戴口罩,而且使用時間限1個小時。之後,健身房開始公布每天每個時段的使用人數,讓會員能避開人多的時段。我一直有在關注的日本職棒球季則在6月19日開打,在7月10日開放觀眾入場,這也是參考「新型態生活」的設定目標。

日本社會要完全進入「新型態生活」並不容易。舉例來說,東京上班尖峰時段的電車車廂在6月的第四週左右已經漸漸恢復到過去的擁擠狀態,乘客之間很難保持距離。如果疫情發生變化,社會進入「新型態生活」的步調當然也要修正。

就某種意義而言,防疫就像是馬拉松比賽。日本的基礎體能並不差,只是對比賽研究不足,加上起跑不順利,然後途中還發生過讓人冷汗直流的驚險狀況。不過日本並沒有因為馬拉松起跑時落後,就莽撞地燃燒生命,用百米速度暴衝來補救。而是謹慎地根據自己的能力調整步調,不讓自己爆掉。現在調整的步調的方式比起跑當時好了很多。今後漫長的防疫之路當然還是可能出現各種變化和危機,不過至少日本已經逐漸適應這場持久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