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6日，我參加了京都馬拉松。

在武漢肺炎可能已經在日本蔓延的時期參加大型都市馬拉松，心裡頭難免會不安。在大會的前幾天，日本本土的武漢肺炎確診人數明顯增加，不過大會最後還是如期舉行。

京都馬拉松為了減少跑者的不安，有請求住在中國的跑者不要參加。雖然不是強制，但是多少可以降低肺炎風險。另外，大會在報到會場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

比賽當天早上，天空下著不算小的雨。一直到開跑後，雨才漸漸變小。前半段濕暖的空氣讓眼鏡上的霧氣久不消散，後半段則要面對約3公里左右濕滑的泥漿路。雖然客觀條件不算好，不過我還是跑完了全程。我自己為了降低感染風險，沿途不和觀賽民眾擊掌，也儘量不跑在路邊。經過賽道上的補給站時，只拿運動飲料和水，完全不拿大會提供的食物。因為食物被不特定的多數人觸摸過的機率太高。完賽後，大會在更衣會場入口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也算是努力保護了參賽者。這些措施不可能100%保證完美，但是對我而言，如果這樣還出狀況，那就只能認命了。

這次到京都，明顯感受到路上講中文的人變少了。就算偶爾聽到中文，也沒有強烈的「後鼻音」，而且講中文的人大多戴著綠色的口罩，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到拉麵小路吃拉麵時，也幾乎不用排隊。就某種意義而言，京都的旅遊舒適度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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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準備京都馬拉松時，我在1月下旬在東京接觸過來自南京的中國遊客。接觸了中國遊客後，當天晚上回到家喉嚨就有點不舒服。在馬拉松大會前生病是非常危險的事，再加上喉嚨不舒服的時機實在太敏感，讓我非常不安。我能做的就只是戰戰兢兢過日子：工作時一定戴口罩、取消和朋友見面。我也暫時不去健身房，在室外練跑時也不敢「太努力」。

提心吊膽地過了兩個星期，呼吸道症狀沒有惡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事後我的同事指出：喉嚨不舒服，可能是因為那一天講了太多話。

這次武漢肺炎的問題，日本的防疫做得非常糟。日本國會當初不太關心肺炎，只關心日本首相例行賞櫻活動的費用問題。醫療行政當初則是擺出一副「只要沒去過武漢或是沒接觸過武漢的人，就不做篩檢」的態度，實質上就是放棄監控疫情。

日本的防疫出狀況，根本的原因是官僚體系機能不全。日本有很多民眾會批判官僚，很多人覺得官僚不做事。不過實情是官僚一直在做事，只是事情多到做不完。

日本雖然有優秀的文官，但是當行政業務不斷肥大化，卻沒有增加人力部署時，再怎麼優秀的人也無力把所有的業務處理好。因為人畢竟就只是人而已。如果官僚平時的業務量可以讓他們朝九晚五上下班，再多加一個肺炎防疫業務或許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有調查指出，官僚的平均「月」加班時數達到100小時。極端的繁忙期，官僚的月加班時間甚至達200小時。這次武漢肺炎問題爆發時，日本國會的通常國會會期已經開始，正是官僚們的工作繁忙期。官僚們每天都要在辦公室熬夜加班準備各種質詢資料。日本國會有兩個議院，各委員會的人數是台灣立法院委員會人數的好幾倍，議員的書面質詢量就足以壓垮官僚。在官僚們最疲於奔命的時期，肺炎問題給了他們致命的一擊。

防疫是一門大學問。日本的官僚的專業大多是法學，沒有防疫的知識。在時間、人力、睡眠不足的情況下，官僚沒有餘力去仔細調查其他先進國家的防疫措施，所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日本政府在決策時雖然會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但是日本政府找的專家學者大多是支持官僚意見的人。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官僚的業務量過重，官僚為了省麻煩，在找學者顧問時，從一開始就會找一些傾向支持官方立場的人。這樣官僚就不用花時間處理反對意見。這種草率簡化業務的結果，平均月加班時數還是高達100小時。

學者能成為政府顧問，當然會很高興。有不少學者為了保住顧問的頭銜，會努力迎合官僚。結果官僚就聽不到多方面的專業意見，視野變得狹隘。沒有防疫知識的政治家聽這些沒有防疫知識的一言堂官僚的意見來防疫，結果當然非常糟。由於這次政府本身專業不足，所以那些靠抄政府機關新聞稿維生的傳統媒體的報導品質當然也不怎麼樣。

民主法治國家的行政基礎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由民意產生。日本的官僚疲弊的本質是法律制度不符時宜造成行政機能不全。日本國民平常不關心政治，選舉時投票也不積極，讓一群月加班時數已經超過100小時的外行人處理防疫工作，這種結果也只是剛好而已。

其實日本的防疫鬆散，在武漢肺炎之前就已經有跡象。

2018年中國爆發非洲豬瘟時，日本的農林水產省有開設疫情專頁，也有在機場張貼告示。但是日本民眾大多不知道鄰國發生了非洲豬瘟。因為日本的主要媒體的報導相當消極，似乎不希望民眾得知這方面的消息。同一年，日本發生古典豬瘟時，日本媒體就報導相當積極，和非洲豬瘟的報導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日本媒體消極處理非洲豬瘟的資訊，可能是農林水產省不希望媒體積極報導，也可能是媒體本身有什麼原因不想報導。外部人無法得知真相。防疫的基礎是全民教育，日本的媒體不希望民眾得知非洲豬瘟的消息，一般日本民眾也沒有這方面的危機意識，這就是防疫機能不全。

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日本國會在1月28日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翌日，有媒體專訪了一名曾經在WHO及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任職、而且參加過流感防疫工作的醫師學者。這名醫師學者的意見非常樂觀，認為WHO沒有發布緊急宣言非常妥當，甚至認為日本國會不該急著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這名醫師學者還上了電視為厚生勞働省的政策辯護，顯然受到官方信任。用樂觀論安撫民眾或許是出於善意，但是樂觀論如果沒有明確的立論根據，實質上就形同個人膚淺的感覺，民眾還是會不安。

其實在日本的網路上也不難發現其他盲信WHO的意見的醫師。而且盲信的理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WHO和中國有利益關係，所以願意相信WHO」，實質上是醫師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科學判斷完全變質成「個人信仰」。這樣的人在日本似乎並不少。

相較之下，日本感染症學會的態度就比較慎重。日本感染症學會發表的聲明，是根據現實狀況告知民眾武漢肺炎的現狀，然後說明今後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民眾該留意的地方。和厚生勞働省搖擺的姿勢相當不同。

日本罹患武漢肺炎的人數增加後，民眾開始緊張，樂觀論者的聲音變小了，國會議員終於開始了解事態重大，而日本政府的防疫工作也開始修正。本來肺炎篩檢工作是由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負責，一天只能篩檢幾百件。這個背景是厚生勞働省當初錯估形勢外加想要顯示自己部門的價值，所以就把篩檢工作包給自己的直屬機關。今後肺炎篩檢會委託給外部，檢驗效率會大幅提升。日本要根除武漢肺炎並不容易，但是這次的失敗經驗多少會讓日本政府重新思考國家的防疫機制。

至於行政體系疲弊，已經是多年的問題。由於近年來日本的工作觀改變，大家開始重視私人生活。有些中堅官僚覺得留在中央官界賣肝得不到成就感，過得也不快樂，於是就辭職改行。年輕的官僚則有透過網路告知世人日本的行政深刻疲弊的問題，以及他們的無力感。如果日本沒有改革行政人力體系，日本的官界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