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22日，熊本市的女性市議員帶著自己七個月大的小孩到市議會開會。議會認為帶小孩進議場違反規定，要求議員把小孩帶出議場。結果議會晚了40分鐘才開始。這個消息上了日本的新聞後，這位女性議員被日本民眾罵翻了。
台灣也發生過女性議員帶小孩進議場的事情。2016年2月，台灣的女性立委帶著小孩進議場。狀況和日本差不多。有引起社會注目，女性立委也被民眾罵翻了。
兩位女性民意代表雖然都被民眾罵翻，但是兩個社會的結果完全不同。
台灣的女性立委有遭到批判，不過也有得到聲援。台灣的一些有影響力的社會人文評論家有為這位女性立委發聲。立法院也有其他立法委員支持這位女性立委，甚至還推出了立法院議場規則修正案，也讓立法院籌備托兒機構。
在日本，當然也有人聲援這位帶小孩進議場的女性議員。不過聲援的力量非常薄弱。有人在網路上做簡單的調查，大約七成多的民眾反對這種表達行為。網路媒體的聲援文章的下方多半是非常兇狠的謾罵。甚至還有議員揚言要懲罰這位女性議員。
這位日本女性議員被罵的理由包括：
延誤會議。
利用小孩。
沒有社會常識。
公私不分。
不敬業。
因為議場很神聖，所以不該帶小孩入場。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給小孩不良的影響。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干擾會議。
帶著小孩開會，可能會分心。
譁眾取寵、作秀。
不符規定。
其實這些批判理由包含了很多似是而非以及轉嫁責任的部分。
以「延誤會議」為例，女性議員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想延誤會議，女性議員要顧小孩又要完成工作，反而可能希望會議能順利進行。結果延誤會議其實是議會施壓逼迫女性議員就範的手段。至於「利用小孩」的批判的本質也是利用當事人愛小孩的心理，逼當事人自己犧牲就範的施壓方式。這些施壓轉嫁責任的手法在日本社會相當常見。
「沒有社會常識」、「公私不分」、「不敬業」的批判本質是非當事人用自己的世界觀套到別人身上。這些批判者可能認為自己在同樣的狀況會分不清公私，也無法做好事情，所以就批判別人。他們也不知道有常識的人也可能因為某些原因不得不把小孩帶入職場。現實中，有常識的人如果把小孩帶入職場，必然事前會事前設想安撫小孩並完成工作的方法。結果這些批判只曝露了批判者自己的做事能力及見識。
「因為議場很神聖，所以不該帶小孩入場」的批判者的觀念就是無法容忍小孩到神聖的地方。至於「給小孩不良的影響」、「干擾會議」、「分心」這些理由，的確有可能發生。但是也就只是可能而已，不是必然。批判者會在意種種可能發生的不良副作用，反映出批判者看事情都是從負面角度出發，也代表批判者缺乏處理突發狀況的能力。如果議會會給小孩不良的影響，真正該檢討的是多數的大人。有社會常識的人把小孩帶入職場時，必然會思考如何避免干擾工作，如何避免分心。當事人一定會想得比非當事人多。現實中的會議就算沒有小孩，會議一樣可能會受其他因素干擾，也可能有其他因素造成議員分心。但是很多議員還是一樣會努力完成工作。
「譁眾取寵、作秀」也是常見的施壓批判手法。「譁眾取寵、作秀」本質上是人格攻擊。對重視名譽、自我要求高的人的殺傷力非常大。在熊本市議會的例子中，由於當事人知道日本社會普遍對職場育兒不寬容，所以當事人可能早就料到會遭受到這種批判。當事人能預見的結果不是「寵」，而是受到人格攻擊。所以「譁眾取寵、作秀」的批判其實和現實的落差非常大。
結果比較確實的批判就只有「不符規定」而已。
其實，熊本市議會的女性議員並不是突然挑戰議場規定，而是事前和議會的行政人員溝通後，發現行政部門完全不想努力改善職場工作及育兒環境，只要求當事人自己去想辦法找托兒設施。其實日本人自己知道托兒設施很難找，所以這不是個人「想辦法」就能解決的問題。這是社會層級的問題。這個社會問題的背後是有力量的組織把問題推給沒有力量的個人。結果當事人是在不得已的情況下把小孩帶入議場。這個結果就是引起日本媒體注意，同時曝露出現在日本民眾對職場育兒的態度。
如果當事人忍氣吞聲，這個問題會繼續被日本社會及各職場放置不理。
日本的女性職場育兒是在1987年變成社會話題。事情的開端是旅日的香港裔女藝人陳美齡帶著小孩到電視台上班。由於以前日本從來沒有人做過這種事，所以陳美齡的行動受到注目，也讓日本社會開始思考職場育兒的問題。當時的一些女性學者有聲援陳美齡，但是也有一些女性評論家批判陳美齡的職場育兒行為。批判的出發點不外乎是不敬業、干擾職場、對小孩有不良影響。結果日本女性最大的敵人是女性。
（※日本的夫妻姓氏制度改革的一大問題也是女性在扯女性的後腿）
之後，陳美齡的事業受到肯定，小孩的教育也比大部分的日本家庭成功。陳美齡證明了自己的方法沒有錯。
當時陳美齡的職場育兒的爭議問題叫「Agnes論爭」（Agnes是陳美齡的英文名字）。「Agnes論爭」還獲得1988年的新語・流行語大賞的流行語部門大衆賞。
陳美齡挑戰職場育兒過了整整三十年，日本很多職業婦女依然在煩惱工作和育兒的問題。因為日本民眾對職場育兒非常不寬容。想嘗試職場育兒的人依然要面對遭受「沒有社會常識」、「公私不分」、「不敬業」辱罵的恐懼。
和台灣相比，日本在這方面的思維落後了相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