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近20年間，總共有14個人當過首相，平均起來每個人的任期不到一年半。如果從台灣人對國家首長任期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首相任期非常短。

一些對日本事情感興趣的人可能會相知道：日本的國家首長如此頻繁更迭，對日本這個國家有什麼影響呢？

如果單就日本的小市民的感覺來看的話，就是沒什麼特別大的影響。不管有沒有換首相，日子還是一樣要過下去，而且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就是這樣而已。日本的一般小市民就算不知道現任日本首相是誰，對小市民的人生其實幾乎沒有影響。

如果從經濟的角度來看的話，日本首相更迭對經濟的影響也很有限。就整體而言，單只是首相更迭對日本的股價或是日元匯率其實幾乎可以說是沒有影響。日本2012年12月16日總選舉造成政權交替後，雖然股價上漲，日元匯率下跌，但是這其實只是短期現象。因為選舉結束後日本的制度並沒有任何變化，新政權如果有新的政策的話，新政策的施行結果如何，其實也沒有人知道。因此股價上漲，匯率下跌嚴格來說其實只算是投資家對新政權祝賀的儀式而已，這種祝賀儀式對日本整體經濟狀況而言意義並不大。

從國際的角度來看，日本就算換了首相，日本這個國家在國際上的運作方式還是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因為這個國家是成熟的法治國家，長期的國際政策方針其實早已確立。首相更迭只是這個國家正常的政治運作方式而已。首相更迭並不會讓這個國家發生太大的變化，首相個人的好惡也無法讓這個國家發生劇變，因為這個國家不是人治國家。日本這個國家雖然沒有因為換首相而有大變化，不過日本周邊的國家卻對日本的首相更迭非常神經質，甚至用自己的世界觀來塑造日本首相對日本或是國際關係的影響。從這個現象反而可以看出日本周邊國家的媒體及大眾仍停留在人治國家的世界觀，而且深信自己的經驗和感覺是世間普遍的原理原則，所以也就深信全世界和自己國家一樣是人治國家，所以才會以人治的「信仰」來解釋世界。

日本的政治是以政黨政治為中心，日本的國家政策的本質是政黨的政策。政黨的政策並不是由政黨的總裁一個人決定的，而是由政黨內的政治家共同策定出來的。如果執政黨不變，就算首相換人，日本其實不會發生太大的變化。那麼如果執政黨變了的話呢？照理來說政策應該會發生變化，不過從近20年間日本的政治狀況來看，即使日本換了政黨執政，日本還是沒有發生劇變。這是因為實質上在掌控日本的並不是政治家，而是霞ヶ関的大群菁英官僚。

營運現代國家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大學問。政治家雖然有政治抱負，雖然有在國會審議國家法案的經驗，但是政治家不可能精通所有的制度。在自民黨政權時代，日本的國務大臣職位本來是總選舉過後新政權論功行賞的象徵，因此擔任大臣的議員不見得精通自己省廳的種種事物。精通農業的議員不見得真的能擔任農林水產大臣，精通經濟的議員不見得能擔任經濟產業大臣。這種安排手法似乎很奇怪，不過這樣子可以避免大臣和官員之間太過熟識而產生外界不易發覺的弊端。找文官不熟識的議員當大臣的話，大臣和文官做事都會小心一點。至於民主黨政權時代由於政治家本身和官員保持距離，因此一些有相關問政經驗的議員就被選為相關省廳的大臣。然而，就算安排精通某些領域專業議員來擔任相關省廳的大臣，這些議員還是不可能全盤理解自己所管的省廳的一切。因為現代國家的制度非常複雜。

精通厚生勞働領域的大臣可能非常熟悉年金、醫療方面的法規及政策，但是厚生勞働省並不是只管這些東西而已，厚生勞働省還要管育兒、看護、就業問題等方面的領域。精通國土交通領域的大臣，可能非常熟悉汽車、鐵路、航空方面的法規及政策，但是國土交通省並不是只管這些東西而已，國土交通省還要管河川、海港、都市計畫、海上保安廳等領域。

由於人一輩子能學的東西、能知道的東西其實非常有限，因此經驗豐富的政治家就算當上了自己專業領域的大臣，也不可能知道自己管的部門所有的政策及制度問題。因此政治家在推動自己的理念時，必然要借重菁英官僚的力量。事實上，日本多數法律和制度其實並不是由國會制定，而是由各個省廳的官僚設計後，再交由國會表決成立。這些官僚集團才是政策及制度的專家，因此日本的國家構造實質上是由這些菁英官僚打造出來的。

不過就算借重了文官的力量，不見得所有的理念都能確實實行。因為有些政治理念並不務實，牽涉到許多複雜的問題，推動起來可能會造成更多負面的結果。如果要強行推動的話，政策本身可能無法說服國會，最後的結果就是會傷到政治家自己的政治聲望。這個結果就是許多政治家最後只能妥協於現實。

舉例來說的話，日本在1994年時的執政黨是社會黨。社會黨執政是一段非常有趣的歷史，因為社會黨的前身是戰前的日本馬克思主義勞農派（戰前日本馬克思主義的另一派是講座派，是日本共產黨的前身），勞農派的理念是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日本的社會黨和共產黨許多理念和戰後日本的保守政黨非常不同，非常特別。1994年當時的社會黨覺得自衛隊是一種惡的制度，非常想裁掉自衛隊，不過1995年阪神淡路大震災時，自衛隊在救災方面發揮了非常大的作用，這個結果是裁掉自衛隊的理念其實根本無法實行。就算社會黨想以政權的力量強制裁掉自衛隊，恐怕也過不了民主主義程序這一關。結果即使是社會黨執政，日本還是沒有太大的變化。

又例如2009年民主黨政權時，曾經提出「政治主導」的理念，減弱官僚的決策機能，讓政治家來下決策。不過施行「政治主導」理念的結果就是民主黨政權無法有效活用文官。例如災害時，現場文官不能像以前一樣先行緊急處置，因為民主黨政權不允許文官先有動作，政權認為公務員要等政治家下令後才能行動。這個結果就是東日本大震災時許多處置效率不彰，進而影響到政權的支持率。最後野田政權時代的政治家與文官的力學又回到原來傳統的構造。另外，民主黨所推行的育兒補助金、農業所得補償、廢止障害者自立支援法等政策，本來是為了社會公平，但是因為制度設計不當，結果反而讓許多弱勢族群失去支援，最後再修正制度的結果就是又回歸原有的制度。結果這只證明過去官僚們設計的制度反而是問題比較少的制度。

日本政治的本質並不是靠大臣個人的專業或是理念運作，因為大臣再怎麼專業，也很難超越官僚的專業。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在推行政策時真正重要的是在怎麼去活用官僚、怎麼讓這些官僚的專業能力發揮最大的效果。就算政權變了，政權還是要靠這些官僚來設計政策，因此就算首相換人、大臣換人，日本的國家發展方向發生劇變的可能性其實並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