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人在生活中遇到了自己不懂的字詞，或是對某個字詞產生懷疑時，最確實的方法就是查字典確認。所以字典在一般人眼中是相當有權威性的工具，而且權威大到大部分的人覺得理所當然，很少人會懷疑字典的內容。

事實上，字典是人編出來的資料。雖然編字典的人對字詞的知識可能會比一般大眾豐富，但是編字典的人並不是萬事通，因此字典不可能編得完美。特別是這個時代的資訊泛濫，如果編字典的人能參閱的資料不齊全或是漏洞百出的話，當然也無法編出一部良質的字典。

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理想的字典莫過於收錄世間所有的詞彙、而且可以解答任何有關字詞疑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有疑義的字詞，只要查閱這種「理想字典」，就可以解決心中的謎團。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字典只是一種固定化的資料集成，既然是固定化的東西，就表示內容有限。相較之下，人類使用中的語言是非固定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無限擴充發展。

由於字典不可能收錄世間所有的詞彙，所以編字典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有限的詞彙資料來滿足多數的使用者。

在幾十年前，資訊不發達的時代，由於新詞彙及新資訊增加速度並不快，所以一本字典可以用個十幾年。這是因為一般大眾在十幾年間接觸到的資訊非常有限。相較之下，現在則是資訊大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有新知識、新文化、新的社會現象出現。而且這些東西每個人都可能透過媒體輕易接觸到。這個結果就是新詞彙大量增殖。編字典的人如果沒有持續追蹤下去，字典很快的就會過時。目前台灣坊間的紙本字典的問題就是沒有跟上時代。

目前台灣的年輕人，接受過義務教育之後，大部分的人都會向高中職升學，高中職畢業後，大部分的人都會接受高等教育。這些新一代的大眾的世界觀就是「大學＝基本教育水準」。從這個世界觀來回頭看台灣坊間書店賣的紙本字典內容的話，會發現大部分的字典無法提供大眾足夠的字詞資訊，即使是在學的高中職學生都可能覺得國語辭典的內容太貧乏。當然，高中職程度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有點專業化，而且高中職的教科書中的專業術語其實也並不簡單。不過台灣大部分的字典就連高中職的教科書中的一些比較基礎、還不算偏門的詞彙都沒有確實收錄。這就是台灣的字典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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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般國語辭典幾乎都會隨時代變化而加入新詞彙。由於字典跟得上時代，所以收錄詞條不滿十萬的小型國語辭典的內容基本上還是可以照顧得到高校程度的學生（這些人用不用字典則是另外一回事）。一般日本人在買字典時，也會留意字典是否有收錄新詞。字典的新詞收錄狀況是消費者選購字典時重要的參考指標。出版社在賣字典時，只要在廣告文宣上強調字典收錄的現代新詞，多少會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然而，字典中的新詞並不是隨便增加的。因為在新詞當中，有不少只是偶然流行起來的東西，這些新詞可能還來不及成為一般詞彙就已經先淪為死語了。像這種有死語傾向的新詞就不適合收錄到一般字典當中。所以編字典的人要收錄某個新詞之前，會先判斷這個新詞將來是否可能成為一般詞彙。這個結果就是日本的國語辭典所收錄的新詞多半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詞彙。

事實上，對編字典的人而言，加新詞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真正麻煩的是怎麼去刪掉一些過時的舊詞，因為沒有人能保證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想查某個舊詞。如果只加新詞，沒有刪掉舊詞的話，字典會越做越厚。字典變厚的話，對出版社而言是個負擔，因為成本會增加。對消費者而言也是個負擔，因為攜帶不便。儘管編字典的人在收錄新詞時會精挑細選，但是由於新詞越來越多，舊詞又非常難刪，所以字典的資訊量會有膨脹的傾向。

有些人可能認為把紙本字典改成電子字典就可以解決資訊量的問題。不過現在的電子字典除了資料量和重量以外，還是有很多不如紙本字典的部分。例如電子字典的畫面不可能做到像紙本字典的版面那麼大。如果查閱解釋內容豐富的詞條，在電子字典中可能會分成好幾頁，使用者要用卷軸功能才能向下讀，非常不方便。然而在紙本字典的環境下，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頁面大到可以一目暸然。所以紙本字典還是有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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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字典文化當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不少字典的背後有家族形態的編者。

舉例來說，岩波書店的《広辞苑》的第一版是由新村出主編，新村出過世後，《広辞苑》就由新村出的次男新村猛接手。現在《広辞苑》的著作權代表是新村出記念財團，新村出的孫子新村祐一郎是成員之一。以前三省堂的《明解国語辞典》是由金田一京助掛名編者，金田一京助的兒子金田一春彦也有協助編輯。後來金田一春彦又和自己的兒子金田一秀穂共同編了學研的《学研現代新国語辞典》。至於《明解》的後繼字典之一的《新明解国語辞典》的主編本來是山田孝雄，山田孝雄過世後，兒子山田明雄也成為編者之一。另外，諸橋轍次在編大修館的《大漢和辞典》時，就讀大學的長男和讀高中的次男也都放棄學業來幫忙父親編字典。

編字典容易變成世襲產業，是因為早期編字典時，原始資料是由一張一張記載了詞彙資料的紙卡集成。在三浦しをん的小說《舟を編む》也有提到類似的東西（老學者松本整天帶在身邊的「用例採集卡」）。由於很多編字典的學者是年輕的時候就有在幫忙父親編字典，當父親過世之後，這些資料卡理所當然就變成兒子的東西。

世襲編者的另一個背景就是著作權的問題。字典是創作物，字典對字詞的解釋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創作，這些東西當然全部都有著作權。如果兒子沿用父親留下的資料來編字典的話，就可以避開複雜的著作權問題。

如果去比較日本各個國語辭典的詞條解釋的話，可以發現同一詞彙在各個字典中的解釋雖然相似，但是其實不太一樣。這是因為編字典的人全部都有顧慮著作權的問題，他們在編字典時會儘量避免和其他字典發生雷同的解釋。因為誰都不想被人說成抄襲。

編字典的人為了避開著作權的爭議，有些人會用獨特的方式去解釋詞彙，不過這種手法並不容易。因為字典的特性是用簡短的語句解釋字詞的意思，句子一簡短，編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就有限，能用的表現材料也不多，這個結果就是大家解釋出來的東西還是非常相似。目前日本用獨特的解釋手法成功走出自己路線的字典就只有三省堂的《新明解国語辞典》而已。至於走正統解釋路線的其他字典，則都是絞盡腦汁想出別的解釋方法，或是發現前人解釋當中不完美的地方，再不然就是發展出別的字典沒有的功能（例如意思相近的詞彙比較、文法解說等）。也就是因為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在同中求異，所以日本的各個字典之間才有比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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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字典最難的部分是起頭，因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做起。三浦しをん的《舟を編む》的故事主軸就是在講出版社從零開始編一部23萬字左右的中型字典。小說中也提到字典編輯部為了防止出版社的高層把字典企畫腰斬，於是拼命對外放風聲，讓外部的人覺得這家出版社下定決心要製作字典，讓出版社高層騎虎難下。現實中，出版社在製作第一版字典時，由於要花很多人力、時間、金錢，所以製作第一版字典通常是賠本生意。不過第一版完成後，基礎已經打好，之後的改版作業就只是隨時代變化加入新詞、調整內容而已。這時候字典才變成賺錢的商品。

日本有許多字典從初版到現在已經歷經數十年，製作初版的人員很多已經過世了，結果真正得到商業利益的往往是之後出版社及新一代的編者。日本的學者小谷野敦就曾經用批判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小谷野敦指出，編字典的人當中，編初版字典的人最偉大，這些人真的值得尊敬。至於後繼的人做的就只是改版的簡單工作而已，本質上是吃前人留下的遺產。小谷野敦又指出，《広辞苑》是靠「親朋好友的小孩升學時的祝賀禮物」的行銷手法成為國語辭典的主流代表，然後成了岩波書店的搖錢樹。本質上《広辞苑》只是資料量較大的通俗字典，因為很多詞彙在這幾十年間改版過程中被刪除了，就學者及研究者的角度而言，並不算理想的工具書。

小谷野敦是以一個對字典及文化期待非常高的學者的角度批判字典。對一般日本消費者而言，一般字典只要持續改版，跟得上時代，就很滿足了。特別是現代社會變化非常快，現在的一般大眾的基本知識以及能接觸到的資訊量遠遠超過幾十年前的大眾，所以編字典的人光是要把字典調整成符合現代大眾需求的語言工具並不容易。如果到日本的書店的字典區一看，其實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字典都在努力跟上時代，讓消費大眾覺得在資訊泛濫的時代中，字典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這就是日本人的字典世界觀，也是日本的字典文化的現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