これまで、何回かにわたって衛兵交代式を取り上げてきたんだけど――
じゃあ、観光する際、どこが一番お勧めなのか？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
そこで、今までの結論として、私の独断と偏見による、お勧め衛兵交代式ランキングをつくってみた。

お勧め衛兵交代式ランキング
第１位　国父紀念館
第２位　忠烈祠
第３位　中正紀念堂
第４位　慈湖

それから、パラメーター別のランキングを考えてみたよ。
こうやってみると、結局、国父紀念館はそんなに上位にはないんだけど……
それぞれ優先したいパラメーターがある人は、こちらをもとにして、行く場所を考えるといいと思う。

アクセス至便
――中正紀念堂　国父紀念館　忠烈祠　慈湖
周辺観光地の魅力
――中正紀念堂　国父紀念館＝忠烈祠　慈湖
時間的長さ
――忠烈祠　中正紀念堂＝国父紀念館＝慈湖
人混み回避
――忠烈祠　国父紀念館　中正紀念堂　慈湖
儀仗兵接近
――忠烈祠　国父紀念館　慈湖　中正紀念堂
雰囲気優先
――忠烈祠　慈湖　中正紀念堂　国父紀念館
天候、日やけ考慮
――国父紀念館　中正紀念堂　慈湖　忠烈祠

このシリーズは、ひとまずこれでおしまい。
過去にはこんなにこのことも書いていたので、よかったら見てね。
「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１」
（忠烈祠）「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２」
（国父紀念館）「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３」
（慈湖）「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４」
（中正紀念堂）「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５」

三浦しをん的小說《舟を編む》中描寫的字典編輯部在編一部23萬字的中型國語辭典時總共花了15年。故事中的男主角從二十幾歲的營業部的基層員工變成四十多歲的字典編輯部主任。從基層員工變主任並不是爬到高層，因為小說中的出版社字典編輯部的全職人員通常就只有男主角一個人而已，其餘都是約聘人員，「主任」或許只能算是名譽頭銜。

現實中，編一部有規模的字典的確要花很多時間。

現代日本的國語辭典始祖是大槻文彦的《言海》。大槻文彦花了17年完成《言海》。《言海》收錄的詞條數大約四萬左右，以現在日本的國語辭典的標準來看，《言海》的詞條數只比日本的小學生用的國語辭典多一點，規模還不如一般人用的6～7萬詞條的小型國語辭典。不過《言海》是19世紀資訊不發達的時代中，由大槻文彦一個人從零開始獨自編成，而且還自己掏腰包出版，而且是現代日本國語辭典的開路先鋒。這種極端特殊的例子今後可能不會再出現了。

《言海》開出了日本國語辭典的路，不過之後的國語辭典在編纂時中也不輕鬆，甚至有不少血淚故事。

◆◆◆

例如諸橋轍次在編大修館的《大漢和辞典》時，就歷經波折。

1925年，大修館的老闆鈴木一平想製作一部漢和辭典，於是就找了學者諸橋轍次來編。兩年後，契約成立。諸橋轍次在1929年開始正式著手編輯。不過開始編輯後，才發現資料量超乎想像。當時編輯人員總共收集了大約六萬個漢字，詞彙量達120萬。而且那個年代的原稿都是用手寫的，出版社總共用了六萬張左右的440字稿紙。當時大修館還特別蓋了一棟120坪的排版工廠來專門為《大漢和辞典》排版。

到了1943年，《大漢和辞典》的第一卷發行。從構想到發行，總共花了18年（實際編纂時間是14年）。而且這只是第一卷而已。

後來到了1945年，大修館在戰禍中受到重創，《大漢和辞典》的第二卷之後的原版資料全部在戰火中燒失，二十年間的努力化為烏有。而且當初編字典的成員當中，有四個人在戰後不久就相繼過世。這些狀況給諸橋轍次非常大的打擊。當時很多人認為大修館大概無法復興。不過諸橋轍次沒有放棄，他還是說服了大修館的老闆，要把《大漢和辞典》這部字典完成，大修館的老闆也願意全力支援。

雖然字典的原版已經燒掉了，不過當初諸橋轍次為求謹慎，把《大漢和辞典》的校正版分別放在三個地方，一部放在諸橋轍次手邊，一部放在諸橋轍次管理的静嘉堂文庫，另一部藏在三菱總裁岩崎小弥太的山梨的深山裡。因為有三部校正版保存下來，所以至少不用再從零做起。

不過事情還是沒有那麼順利。1946年時，諸橋轍次的視力惡化，右眼失明，左眼弱視。從事出版及校稿工作非常花眼力，諸橋轍次的狀況當然會影響字典的編輯狀況。不過諸橋轍次沒有放棄，還是要把字典完成。諸橋轍次就讀大學的長男及就讀高中的次男也退學加入編輯字典的行列。

《大漢和辞典》重建時的一大難題是製版。因為當時排版用的活字全部燒光了。由於《大漢和辞典》用的字非常多，如果要重刻這些活字，起碼要花個十幾二十年，而且當時根本找不到人來做。不過那時候正好日本開發出了商用照相排版機，大修館決定放棄傳統的活字，採用最新的照相排版來製作字典，於是就找了照相排版機的發明人石井茂吉來幫忙。當時開發出照相排版機的石井茂吉本來有很多機會賺大錢，不過他覺得協助製作字典的意義更重大，於是自己花了好幾年把《大漢和辞典》用到的字體全部製作完成。而大修館自己也成立了照相排版部門，培養照相排版的員工。結果《大漢和辞典》總算在1955年重新問世。1960年，《大漢和辞典》全13卷全部發行。

從1929年到1960年，總共花了三十多年。

◆◆◆

三省堂的編輯倉島節尚在編《大辞林》時，也非常風風雨雨。

《大辞林》本來是1959年的企畫，不過一直到1988年才出版。《大辞林》延宕近三十年，是因為三省堂在1974年因石油危機破產。破產之後，很多字典企畫中止。不過《大辞林》企畫還是保留下來了。

三省堂在重建的時候，由於資金不足，所以就先把重點放在利潤比較高的字典企畫上。倉島節尚奉命擱置《大辞林》，先讓已經絕版的《新小辞林》在短期之內復活。於是倉島節尚找了學者天沼寧重編《新小辞林》。由於那時候三省堂沒有錢，所以《新小辞林》沒有餘力找外面的人來編，主要就倉島節尚和天沼寧兩個人編而已。到了1975年，《新小辞林》第二版開始發行。由於這本字典便宜，一些企業、金融機構常常買來當贈品，結果賣得還不錯。

三省堂經過十年努力，終於在1984年重建完成，《大辞林》的企畫也重開。接著《大辞林》就進入內容調整及校對階段，編輯部也增加人手來進行校對工作。到了1987年，《大辞林》排好了超過2600頁的版。不過非常不巧，在同一個時期日本的國鐵民營化，衝擊了《大辞林》的編輯部。

本來，字典是解釋字詞的工具。國鐵民營化，日語的「國鐵」這個詞彙的意義及用法就會發生變化。詞彙的意義及用法發生變化的話，所有用到「國鐵」這個詞彙的條目全部都要修正。不過問題是沒有人知道《大辞林》中到底有多少詞條當中用到了「國鐵」這個詞彙。

在電腦化的時代中，從資料庫中挑出某個字串並不困難。但是在1987年這個時間點上，《大辞林》完全由人工製作，排版總共動用到1500萬根鉛字，頁數超過2600頁。在這種狀況下，要檢查所有和「國鐵」有關的詞條，唯一的方法就是用人工從頭讀到尾。當然，有些詞條或許沒有用到「國鐵」這個詞，但是可能會用到「國有鐵道」「日本國有鐵道」這些詞，帶有這些詞的條目當然也要全部找出來。所以編輯部只好把這超過2600頁的版面全部印出來，然後動用人海戰術，一頁一頁讀，抓出所有和國鐵有關的條目來檢查。當然，印刷和人海戰術檢查，全部要花錢。

除了國鐵民營化以外，1988年，JR津輕海峽線通車、青函連絡船廢止，結果以倉島節尚為首的《大辞林》編輯部又要重新動用人力把所有相關詞條全部挑出來檢查。1988年11月3日，《大辞林》總算刊行。

在《大辞林》刊行之前，倉島節尚最擔心的就是社會發生變化或是一些重要法律修正，因為這些變化會影響到字典的編輯作業。當日本社會發生變化時，一般大眾或許會耳聞，但不見得能知道狀況，這時候大眾就會期待參考資料能提供正確有效的資訊，字典當然也是參考資料當中的一種。以國鐵為例，如果當時《大辞林》的編輯人員偷懶沒有修正條目，就表示《大辞林》的資訊會停留在1987年國鐵民營化之前的狀態。從消費者的角度來看的話，就是大家都知道國鐵已經在1987年結束了，1988年的《大辞林》還停留在「國鐵」的時代。就代表《大辞林》的資訊價值變低，隨便一本有加入「JR」詞條的小字典的資訊都比《大辞林》有用。這樣的結果可能會要了《大辞林》的命，所以編輯部不能大意。現在由於字典資料已經全部電腦化，因此社會發生變化時，編字典的人要修正詞條非常方便。

◆◆◆

在三浦しをん的小說《舟を編む》中，字典編輯部全部是人工作業。從這小說中的地名「後樂園」來看，可以推測三浦しをん想把時代設定在1988年之前。因為1988年後，「後樂園」這個地理符號已被東京巨蛋取代。

在電腦化的時代中，過去人工編輯所付出的辛勞會隨著時代變化漸漸被人遺忘，三浦しをん把小說的時代設定在1988年之前，或許是想透過小說把過去日本人工編輯的時代打下的字典文化基礎保留下來，並傳達給讀者大眾。

多分これでもう衛兵交代式の場所紹介自体は最終回になると思うんだけど――
中正紀念堂の衛兵交代式に行ってきた写真がいよいよ古くなってきたので、紹介するね。

以前、観光客が見やすい衛兵交代の場所として国父紀念館を紹介したけど、
中正紀念堂も駅のすぐそばで、アクセスはとても至便、
町歩きのついでの場所としても選ばれる場所かもしれないね。
そういう意味で、観光客の、衛兵交代をとにかく見たいというニーズを満たせる場所とも言える。

「中山と中正」でも書いたんだけど、中正とは蒋介石のことで、
中正紀念堂というこの建物の下には、蒋介石に関する文物展示室もあったりする。

さて、中正紀念堂での衛兵交代式は、９時から１７時までの毎時ちょうどからだよ。
ちなみに、９時や１７時は厳密には交代ではないかな。
正月とか施設のメンテナンス期間を除いて、基本的に年中無休でやっている。

場所は中正紀念堂の建物の中の、長い階段を上った上、どでかい蒋介石像の前で行うよ。
写真で見るとわかるけど、衛兵交代式が始まる前にどこにいるかによって衛兵交代式の見やすさが相当違ってくるように思う。
国父紀念館より間近で見られないし、見おろして見ることもできない。
前の人の背が高かったり、落ちつきがない人だったりすると、いらいらするかもしれない。

　　
（左）衛兵交代式をするスペースは広く、観客は比較的遠目から見ることになる。
（中）衛兵に近い位置、建物の内部で見られる観客はそれほど多くなく、この位置に来られなければ入り口から見ることになる。
（右）交代し、退場する衛兵はエレベーターを待っている。

私は、このときは衛兵交代式の途中から見たんだけど、
中正紀念堂のエレベーターを使ってこのフロアにアクセスした結果、
すごく見やすいところにたどり着けたように思う。
ただ、このエレベーターは衛兵の上がってくるエレベーターでもあるので、
衛兵交代式前には観光客はエレベーターは使えないのかもしれないと思う。

このトピックでまとめをしようと思ったんだけど、せっかくなので次回に続く。

過去にはこんなにこのことも書いていたので、よかったら見てね。
「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１」
（忠烈祠）「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２」
（国父紀念館）「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３」
（慈湖）「台北の衛兵交代式　その４」

有一個關於字典的笑話：某人用字典查「○○○」，字典中的「○○○」的解釋是「×××」。不過這個人也不知道「×××」的意思，所以繼續查字典。結果字典中「×××」的解釋是「△△△」。很不巧，這個人正好也不太懂「△△△」的意思，於是又用字典查「△△△」，結果「△△△」的條目解釋是「○○○」。

有些人可能會覺得這種Ａ＝Ｂ、Ｂ＝Ｃ、Ｃ＝Ａ的循環解釋很不負責任。

其實嚴謹的字典必須要有這種循環解釋構造。因為字典中的「解釋」也是由字詞構成。內容周詳的字典當然必須收錄這些「解釋中用到的字詞」的解釋。

一般人查國語辭典時，可能看到字詞解釋的瞬間就滿足了，會繼續深究解釋內容的人恐怕不多。不過學英文的人在用英英字典時，狀況會不一樣。

學英文的人剛開始用英英字典查生字時，常常會遇到解釋內容又出現了其他生字的情形。在這種狀況下，就是用同一本字典繼續查下去。繼續查新生字時，新生字的解釋中可能又出現了其他的新生字。不過這種狀況大多查個三四回就可以解決。因為查了三四回之後，得到的資訊變多，這樣就有機會釐清字詞的意思。

用心編字典的人當然會設想到查字典的人可能會看不懂字典的「解釋」中的字詞，所以當然也會把「解釋」中用到的所有字詞也編入條目中。這樣子，字典必然會出現循環解釋。不過編字典的人也知道要儘量避免Ａ＝Ｂ、Ｂ＝Ｃ、Ｃ＝Ａ這樣的單純循環，所以他們會想盡辦法把循環複雜化。循環越複雜，查字典的人就有越多資訊來釐清字詞的意思。

舉例來說，三省堂的《大辞林》第二版中，「道具」（相當於中文的「工具」）這個詞條的解釋多達六項。其中第一項是現代日語最常用的解釋，內容大致是「製作物品、讓工作順利進展、讓生活便利的器具總稱」。（其餘五項省略不談）

什麼是「道具」？就是「器具」的總稱。「道具」和「器具」是名稱的代換。不過單純的名稱代換不算解釋。所以《大辞林》加上了其他的說明。即，這些器具的效果包括：製作物品、讓工作順利、讓生活便利。因為有這些說明，所以就算查字典的人不懂「器具」是什麼，至少也可以想像某種東西可以製作物品，可以讓工作順利、生活便利。這就是解釋。

那麼「器具」又是什麼呢？《大辞林》的解釋是「構造簡單的機器、道具」。

在這個解釋中，「器具」可以代換成「機器」和「道具」。把「器具」代換成「道具」，就是一種循環解釋。不過這裡的「器具」還可以代換成「機器」，這就是代換過程產生的新資訊。另外，《大辞林》還用「構造簡單」來說明機器、道具的性質。也就是說，這裡並不是只做詞彙代換，也有追加說明這些東西的性質。這就是解釋。

如果再查「機器」這個詞的話，《大辞林》的解釋是「機械、器械、器具的總稱」。這個解釋中又出現了「器具」的循環，不過另外還衍生了「機械」和「器械」這兩個詞。嚴格來說，這裡的機械、器械、器具這三個詞的功能並不是代換，而是舉例。讓查字典的人透過這三個例子來想像「機器」這樣的東西的領域概念。

從這裡可以看出，編字典的人在解釋詞彙時，就算發生解釋上的循環，他們也會儘量擴充資訊，讓查字典的人透過這些具體的資訊來交叉比對出字詞的意思。

◆◆◆

再來看看台灣人常用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

《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工具」這個詞彙的解釋有兩項，第一項解釋是一般人最常用的解釋，內容是「工作時所用的器具」。這個解釋把「工具」代換成「器具」。然後強調「器具」的使用時機是「工作時」。

如果繼續追縱「器具」這個詞的話，可以發現《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器具」的解釋就是「工具」。就這兩個字而已。嚴格來說，這不能算是解釋，這只是單純地用「工具」這個詞彙代換掉「器具」這個詞而已。

從上面的ＡＢＣ的循環解釋的構造來看，就是「Ａ」的意思就是「工作時所用的Ｂ」，「Ｂ」的意思就是「Ａ」。這個構造連「Ｃ」都沒有。Ａ與Ｂ以外的資訊就只有「工作時所用的～」而已。這表示負責編寫「器具」這個條目的人完全放棄解釋「器具」這個詞，只丟下了「工具」這個詞來搪塞。

如果去改追縱「工作」這個詞的話，《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對工作的解釋有三項。然而這三項解釋都沒有確實解釋到「工作時所用的器具」的「工作」。這表示「工作」這個條目的解釋也發生了破綻。

至於比較白話的《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對「工具」的解釋是「泛指工作時所用的器具與設備」。這個解釋把「工具」代換成「器具」和「設備」，資訊似乎擴充了。不過再查下去的話，「器具」這個詞的解釋就只寫了「用具」兩字而已，又是只做代換不做解釋。如果再查「用具」的話，解釋則是「使用的器具」，又回歸「器具」了。資訊並沒有擴充。

如果查「設備」的話，「設備」解釋是「建築或器物的設置、設備」。這個解釋其實也很不負責任，因為這裡把條目自身當成解釋用的材料。什麼是「設備」？「設備」就是「○○○○的××、設備」這就變成「Ａ＝○○○○的××、Ａ」的構造。這個解釋的另一個問題則是把「設備」這個詞定位為物的狀態 (設置、設備)。事實上，一般人在談「設備」時多半指的是「具體的物」而非「物的狀態」。這個詞條的解釋顯然也出現了破綻。

◆◆◆

日本的學者水谷静夫指出，編字典時要先設定字典的「基本詞彙」。「基本詞彙」指的是一般成人在現代生活中看文章、寫文章時會用到的詞彙。對編字典的人而言，最理想的狀況就是讓字典收錄生活中所有的「基本詞彙」。在編字典的時候，編者一開始會先選好五十個左右的基本詞彙，然後絞盡腦汁，用平易、不艱澀的表達方式來努力解釋這五十個基本詞彙。解釋完了之後，再檢查解釋的部分，把剛才解釋過的五十個基本詞彙以外的詞彙全部挑出來，然後再絞盡腦汁，用平易、不艱澀的表達方式來努力解釋這些詞彙，這是第二輪作業。然後再從第二輪的解釋中挑出前兩輪沒解釋到的所有詞彙，再繼續解釋。這樣的工作起碼要做個五輪。光是做五輪，就是個大工程。而這種工作不是一個人做，而是很多人一起做。由於每個人對詞彙的解釋方法不同，所以第一輪解釋完之後，每個人的解釋文產生的新詞也會不同。基本詞彙的資料會越做越大。當大家做了五輪之後，就交換原稿，比較一下別人的解釋，這樣還可以發現解釋當中不周全的部分。

水谷静夫本身有參與編寫《岩波国語辞典》（第二版～第七版），所以他提出的方法是字典編輯現場的實際作業方式。字典的解釋難免會有疏漏，不過這種方法可以避免基本詞彙的解釋發生破綻。

再看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及《教育部國語辭典簡編本》對「工具」、「器具」、「用具」、「設備」這些基本詞彙的解釋狀況來看，這兩部字典並沒有做好基本的工作。

台灣教育部的國語辭典在查傳統詞彙的出典時還算蠻好用的，不過跨出了傳統詞彙的領域，去查現代辭彙的話，就會發現資料品質嚴重劣化。現代的一般用詞就只是草率的解釋加上造幾個句子交差。更糟的場合則是連解釋都沒有，就像上面例子中的「器具」的解釋欄中只敷衍地塞了個「工具」這個詞而已。

在一般人的眼中，字典是權威性的工具。一般人幾乎不會去懷疑字典。當自己的認知和字典寫的東西發生落差時，大部分的人會傾向相信字典的解釋。特別是目前台灣人常用的教育部國語辭典有「教育部」的光環加持，所以一般人更不會懷疑裡面的內容。在這種權威光環的影響下，字典的「解釋」也會成為一般人學習的對象。因為一般人理所當然會把教育部的字典當成典範。

然而，以「器具」這個詞為例的話，教育部國語辭典其實並沒有解釋這個詞。只是用另一個詞代換了這個詞而已。這個過程沒有解釋，只有代換。編寫這些詞條解釋的人可能覺得「這樣就可以了」或「這樣大概就算是解釋了吧」。資訊素養不足的人可能真的會誤把這種不算解釋內容當成解釋。

メールで質問が来て答えたことだけど、
こういうこともあ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コンテンツにしてみるね。

例えば、我々が台湾のちょっとしたウエブサービスを使うために登録をしたいとする。
そこには身分証番号を記入する欄があったりして、結局登録できない、
ためしに適当な番号を入れたり、日本のパスポート番号を打ち込んでみても、うまくいかないということがあるかもしれない。

そういうときは、そのウエブサービスを使うのはあきらめろということなんだけど、
何と、身分証番号を生成できるウエブツールがあって、それを試すという手もあるらしいね。
「身份證產生器」「身份證字號產生器」でググると、そういうサイトにたどり着けるよ。

身分証を持っていたとしても、
ちょっとしたウエブサービスに自分の本当の身分証番号を入れるのに抵抗があれば、
こういう番号を生成して、活用してみるという人も、もしかしたらいるかもしれない。

こういうのを調べていると、身分照明証番号を生成できるのは、
台湾のほか、中国、香港、韓国もあるんだね。
日本でも、共通番号法案が通れば、マイナンバー生成器とかできるのかな。

ちなみに、これは恐らく文書偽造罪に問われるわけで、
台湾の刑法では、文書偽造罪は１５章だから、その中のどれか、
例えば、２１２条の特種文書偽造変造罪に該当すれば、１年以下の懲役または３００元以下の罰金だよ。
使う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２１６条の文書偽造等の行使罪というのもある。

最後に、わかっていると思うけど、このブログではツールの存在を紹介しているだけで、
それをどのように読者が受けとめたかということには、一切責任をと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を書いておくよ。

身分証明書については、たくさん書いてきているので、よかったら見てね。
「台湾人の身分証明書」「台湾の身分証明証番号」「中華民国国民身分證（表）」「中華民国国民身分證（裏）」「台湾人の統一編號」

一般人在生活中遇到了自己不懂的字詞，或是對某個字詞產生懷疑時，最確實的方法就是查字典確認。所以字典在一般人眼中是相當有權威性的工具，而且權威大到大部分的人覺得理所當然，很少人會懷疑字典的內容。

事實上，字典是人編出來的資料。雖然編字典的人對字詞的知識可能會比一般大眾豐富，但是編字典的人並不是萬事通，因此字典不可能編得完美。特別是這個時代的資訊泛濫，如果編字典的人能參閱的資料不齊全或是漏洞百出的話，當然也無法編出一部良質的字典。

對一般消費者而言，理想的字典莫過於收錄世間所有的詞彙、而且可以解答任何有關字詞疑惑。如果在日常生活中遇到任何有疑義的字詞，只要查閱這種「理想字典」，就可以解決心中的謎團。

不過這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字典只是一種固定化的資料集成，既然是固定化的東西，就表示內容有限。相較之下，人類使用中的語言是非固定化的東西，這種東西可以無限擴充發展。

由於字典不可能收錄世間所有的詞彙，所以編字典的人只能退而求其次，用有限的詞彙資料來滿足多數的使用者。

在幾十年前，資訊不發達的時代，由於新詞彙及新資訊增加速度並不快，所以一本字典可以用個十幾年。這是因為一般大眾在十幾年間接觸到的資訊非常有限。相較之下，現在則是資訊大爆炸的時代，每天都有新知識、新文化、新的社會現象出現。而且這些東西每個人都可能透過媒體輕易接觸到。這個結果就是新詞彙大量增殖。編字典的人如果沒有持續追蹤下去，字典很快的就會過時。目前台灣坊間的紙本字典的問題就是沒有跟上時代。

目前台灣的年輕人，接受過義務教育之後，大部分的人都會向高中職升學，高中職畢業後，大部分的人都會接受高等教育。這些新一代的大眾的世界觀就是「大學＝基本教育水準」。從這個世界觀來回頭看台灣坊間書店賣的紙本字典內容的話，會發現大部分的字典無法提供大眾足夠的字詞資訊，即使是在學的高中職學生都可能覺得國語辭典的內容太貧乏。當然，高中職程度的教育在某種程度上算是有點專業化，而且高中職的教科書中的專業術語其實也並不簡單。不過台灣大部分的字典就連高中職的教科書中的一些比較基礎、還不算偏門的詞彙都沒有確實收錄。這就是台灣的字典的問題。

◆◆◆

在日本，一般國語辭典幾乎都會隨時代變化而加入新詞彙。由於字典跟得上時代，所以收錄詞條不滿十萬的小型國語辭典的內容基本上還是可以照顧得到高校程度的學生（這些人用不用字典則是另外一回事）。一般日本人在買字典時，也會留意字典是否有收錄新詞。字典的新詞收錄狀況是消費者選購字典時重要的參考指標。出版社在賣字典時，只要在廣告文宣上強調字典收錄的現代新詞，多少會吸引消費者的目光。

然而，字典中的新詞並不是隨便增加的。因為在新詞當中，有不少只是偶然流行起來的東西，這些新詞可能還來不及成為一般詞彙就已經先淪為死語了。像這種有死語傾向的新詞就不適合收錄到一般字典當中。所以編字典的人要收錄某個新詞之前，會先判斷這個新詞將來是否可能成為一般詞彙。這個結果就是日本的國語辭典所收錄的新詞多半都是經過精挑細選的詞彙。

事實上，對編字典的人而言，加新詞並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真正麻煩的是怎麼去刪掉一些過時的舊詞，因為沒有人能保證這個世界上不會有人想查某個舊詞。如果只加新詞，沒有刪掉舊詞的話，字典會越做越厚。字典變厚的話，對出版社而言是個負擔，因為成本會增加。對消費者而言也是個負擔，因為攜帶不便。儘管編字典的人在收錄新詞時會精挑細選，但是由於新詞越來越多，舊詞又非常難刪，所以字典的資訊量會有膨脹的傾向。

有些人可能認為把紙本字典改成電子字典就可以解決資訊量的問題。不過現在的電子字典除了資料量和重量以外，還是有很多不如紙本字典的部分。例如電子字典的畫面不可能做到像紙本字典的版面那麼大。如果查閱解釋內容豐富的詞條，在電子字典中可能會分成好幾頁，使用者要用卷軸功能才能向下讀，非常不方便。然而在紙本字典的環境下，這根本就不是問題，因為頁面大到可以一目暸然。所以紙本字典還是有發揮的空間。

◆◆◆

日本的字典文化當中，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有不少字典的背後有家族形態的編者。

舉例來說，岩波書店的《広辞苑》的第一版是由新村出主編，新村出過世後，《広辞苑》就由新村出的次男新村猛接手。現在《広辞苑》的著作權代表是新村出記念財團，新村出的孫子新村祐一郎是成員之一。以前三省堂的《明解国語辞典》是由金田一京助掛名編者，金田一京助的兒子金田一春彦也有協助編輯。後來金田一春彦又和自己的兒子金田一秀穂共同編了學研的《学研現代新国語辞典》。至於《明解》的後繼字典之一的《新明解国語辞典》的主編本來是山田孝雄，山田孝雄過世後，兒子山田明雄也成為編者之一。另外，諸橋轍次在編大修館的《大漢和辞典》時，就讀大學的長男和讀高中的次男也都放棄學業來幫忙父親編字典。

編字典容易變成世襲產業，是因為早期編字典時，原始資料是由一張一張記載了詞彙資料的紙卡集成。在三浦しをん的小說《舟を編む》也有提到類似的東西（老學者松本整天帶在身邊的「用例採集卡」）。由於很多編字典的學者是年輕的時候就有在幫忙父親編字典，當父親過世之後，這些資料卡理所當然就變成兒子的東西。

世襲編者的另一個背景就是著作權的問題。字典是創作物，字典對字詞的解釋當然也是不折不扣的創作，這些東西當然全部都有著作權。如果兒子沿用父親留下的資料來編字典的話，就可以避開複雜的著作權問題。

如果去比較日本各個國語辭典的詞條解釋的話，可以發現同一詞彙在各個字典中的解釋雖然相似，但是其實不太一樣。這是因為編字典的人全部都有顧慮著作權的問題，他們在編字典時會儘量避免和其他字典發生雷同的解釋。因為誰都不想被人說成抄襲。

編字典的人為了避開著作權的爭議，有些人會用獨特的方式去解釋詞彙，不過這種手法並不容易。因為字典的特性是用簡短的語句解釋字詞的意思，句子一簡短，編者自由發揮的空間就有限，能用的表現材料也不多，這個結果就是大家解釋出來的東西還是非常相似。目前日本用獨特的解釋手法成功走出自己路線的字典就只有三省堂的《新明解国語辞典》而已。至於走正統解釋路線的其他字典，則都是絞盡腦汁想出別的解釋方法，或是發現前人解釋當中不完美的地方，再不然就是發展出別的字典沒有的功能（例如意思相近的詞彙比較、文法解說等）。也就是因為大家都非常努力地在同中求異，所以日本的各個字典之間才有比較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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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字典最難的部分是起頭，因為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做起。三浦しをん的《舟を編む》的故事主軸就是在講出版社從零開始編一部23萬字左右的中型字典。小說中也提到字典編輯部為了防止出版社的高層把字典企畫腰斬，於是拼命對外放風聲，讓外部的人覺得這家出版社下定決心要製作字典，讓出版社高層騎虎難下。現實中，出版社在製作第一版字典時，由於要花很多人力、時間、金錢，所以製作第一版字典通常是賠本生意。不過第一版完成後，基礎已經打好，之後的改版作業就只是隨時代變化加入新詞、調整內容而已。這時候字典才變成賺錢的商品。

日本有許多字典從初版到現在已經歷經數十年，製作初版的人員很多已經過世了，結果真正得到商業利益的往往是之後出版社及新一代的編者。日本的學者小谷野敦就曾經用批判的角度來看這種現象。小谷野敦指出，編字典的人當中，編初版字典的人最偉大，這些人真的值得尊敬。至於後繼的人做的就只是改版的簡單工作而已，本質上是吃前人留下的遺產。小谷野敦又指出，《広辞苑》是靠「親朋好友的小孩升學時的祝賀禮物」的行銷手法成為國語辭典的主流代表，然後成了岩波書店的搖錢樹。本質上《広辞苑》只是資料量較大的通俗字典，因為很多詞彙在這幾十年間改版過程中被刪除了，就學者及研究者的角度而言，並不算理想的工具書。

小谷野敦是以一個對字典及文化期待非常高的學者的角度批判字典。對一般日本消費者而言，一般字典只要持續改版，跟得上時代，就很滿足了。特別是現代社會變化非常快，現在的一般大眾的基本知識以及能接觸到的資訊量遠遠超過幾十年前的大眾，所以編字典的人光是要把字典調整成符合現代大眾需求的語言工具並不容易。如果到日本的書店的字典區一看，其實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字典都在努力跟上時代，讓消費大眾覺得在資訊泛濫的時代中，字典還是非常有用的工具。這就是日本人的字典世界觀，也是日本的字典文化的現狀。

この前、台湾に遊びに行ったときに、サイエンスに関する博物館に行って、いろいろ見てきたんだけど、
そのとき、多分、これまで生まれてこの方、この部首の漢字をこんなに見たことがないだろうという場面に遭遇したんだよね。

もしかして、全部の元素名を調べれば、お寿司の湯飲みみたいになる？と思ったので、
どれだけのきがまえ（气）の漢字があるかを調べるべく、元素周期表をつくってみた。

この表では、台湾で使われている漢字表記をもとにしているので、
もちろん中国とかでは別のものもあると思う。
ちなみに、ランタノイドとアクチノイドは省略しているので、この表は完全ではないよ。

こうやって見てみると、実際には、きがまえ（气）の漢字は少なく、かねへんが多いね。
元素は金属元素が多くを占めるんだから、当然といえば当然なのかな。

そんなわけで、きがまえ（气）の漢字でお寿司の湯飲みのようなイメージをつくってみたものの、何かいまいちのできばえになってしまった。

ここまでの作業が結構膨大だったので、次回に続く。

上星期，利用瑣碎的時間把三浦しをん的小說《舟を編む》讀完了。這本書是日本2012年本屋大賞第一名。我看書的速度不算快，不過這本250頁左右的小說寫得很流暢，所以不到一個星期就讀完了。

我對這部小說感興趣，並不是因為小說得了獎，而是因為小說的主題和日本的語言文化有關，內容是講出版社的字典編輯部的人的故事。

在我讀這部小說的時間點上，日本有報導指出這部小說已經銷售了50萬部。這表示有將近50萬個日本民眾可能會讀這本書，也表示日本有相當多的民眾對編字典這樣的題材感興趣，願意花時間去理解這種文化承傳的工作。當然，這部作品本身寫得生動有趣，可以讓大眾讀者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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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怕有不少台灣人對字典的印象是正經八百、內容枯燥的工具書，因為台灣大部分的字典幾十年間都是那副老樣子。到坊間書店的字典陳列區一看，大部分的國語辭典的內容貧乏，只有收錄相當基本的詞彙，就只能賣給小學生而已。民眾翻閱這種字典當然得不到樂趣。

在日本，各個字典的出版社在編字典時都會絞盡腦汁，努力製作出獨一無二的工具書，所以各家出版社的字典都有自己的特色。消費者在選購字典時，除了可以比較各家字典的收錄詞彙、對詞彙的詮釋方法、附加的語言學資料等，甚至還可以比較閱讀的舒適性。挑字典、比較字典本身就是一種享受。所以對日本人而言，字典不是枯燥死板的工具書。日本人在翻閱字典時，常常可以發現一些有趣的東西。

在日本，不同的國語辭典在不同的年代刊載的詞彙的讀法、用法都可能不一樣。因為語言會隨時代變化，字典也會隨時代變化而調整內容。另外，不同字典的編輯方針也不一樣。舉例來說，見坊豪紀認為字典是反映現實語言的鏡子。他在編《三省堂国語辞典》時，會比較積極地把現實中的語言變化收錄到字典中。至於山田忠雄則比較傾向把字典當成語言規範，所以他在編《新明解国語辞典》時，收錄新詞新用法時的態度比較慎重。

雖然《新明解国語辞典》的方針比較重視語言規範，但是這並不代表這部字典非常枯燥。其實《新明解国語辞典》是日本的主要國語辭典中詞彙解釋最有創意的字典。舉例來說，一般日本的國語辭典在解釋「戀愛」這個詞時，大多是解釋成「男女間的一種特別的愛情」。不過《新明解国語辞典》對戀愛的解釋並不止於男女間的特別的愛情，還追加說明了這種愛情會讓男女想在一起，讓兩個人的心一體化，甚至想讓肉體也一體化……。這樣的解釋非常露骨但是卻相當貼切。另外，《新明解国語辞典》中的例句裡面提到的人名大多都是「山田」，因為字典的主編就是姓山田。

《三省堂国語辞典》和《新明解国語辞典》是源自1943年的三省堂的《明解国語辞典》。兩部字典雖然出自同源，但是兩名主編對現實中的語言處理觀念和詞彙詮釋方式不同，所以發展成了兩種不同風格的工具書。也就是因為每部字典都有自己的風格，所以日本人在查閱字詞資料時，有機會去比對各家字典的解釋。

本來，字典並不是很精確的工具。查過字典的人都知道，字典裡的字詞解釋非常簡短。編字典的人要考量篇幅問題，不可能做出非常詳細的解釋。特別是日常生活用的字詞大多意義模糊，很難用簡短的幾句話精確解釋。所以字典的本質只是讓人「大致理解」某個字或詞而已。如果要鑽研某個特定詞彙的意義的話，不能只用一本字典，因為這樣子太貧乏。

在台灣，由於只剩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還算有點規模，所以台灣人要鑽研現代新詞的意義時，大概只會看《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不過真正的現實恐怕是自己腦內補完，根本懶得查字典）。《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雖然有收錄現代新詞，但是很多新詞的解釋相當草率，草率到讓人懷疑這些解釋可能是隨便找工讀生腦內補完後交差了事。結果很多台灣新詞的解釋就被不擅長新詞的《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積非成是。辨析語言的重要工具淪為了劣質的一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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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を編む》這部作品中，字典編輯部的人在思索詞彙的意思時，會反復對照其他字典的解釋，而且參考的對象不只一本。在多本工具書的交叉比對之下，才可以避免疏漏，進而重新發現詞彙的意義。他們能這樣做，是因為現實中的日本真的有多種用心編輯製作的良質字典可供參考比對。劇情確實反映了現實。字典編輯人員的目標是編出獨一無二的字典，他們參考的字典當然也是獨一無二的。這就是日本的字典的世界觀。

《舟を編む》讀起來有點像是時下流行的「輕小說」。「輕小說」的特徵是人物個性鮮明，鮮明到不像現實中的人，而像漫畫或卡通中的人物。日本的次文化評論家大塚英志把這種人物塑造手法稱作「漫畫卡通型寫實觀」。由於三浦しをん本身喜歡漫畫，所以用漫畫型的人物觀念塑造小說人物並不令人意外。小說中的男女主角登場時，就像是漫畫或卡通的人物登場時的情節，非常有戲劇性。

《舟を編む》的人物塑造雖然像輕小說，不過類似輕小說的部分也就到此為止。這部作品的人物以外的部分大多是考察自現實中的字典編輯、裝訂等製書作業等，所以作品中關於這方面的劇情描寫會反映現實狀況。編輯部中有監修學者、出版社編輯、約聘員工。如果需要大量人力作業時，還會找相關科系的大學生來幫忙。現實中的字典編輯部真的就是這樣。如果硬是要挑毛病的話，現實中出版社在編字典時，學者不可能只有一人，編輯員工也不會那麼少。三浦しをん把編輯部的成員簡化，是因為這樣子才有餘力發展人物的個性，也可以減輕讀者理解故事時的負擔。算是大眾小說創作時不得已的妥協。

作品中的老編輯荒木和老學者松本在聊字典時，有聊到學生時代在字典上查「ちんちん」這個詞的經驗。其實很多小孩拿到第一本字典時都會有類似的行為。因為那個年代的小孩沒有其他學習這方面知識的管道，所以只能從工具書來鑽研。由於四五十年前的字典的發展還不成熟，所以無法滿足少年時代的荒木及松本的好奇心。不過現在日本的國語辭典幾乎都有少年時代的荒木及松本想找的答案。這就是進步。從這個現象也可以看出，日本的編字典的人並沒有放棄解釋幼兒俗語。因為幼兒俗語也是語言的一部分。而且這是大部分日本人都用過的詞彙，而且這個詞彙現在依然健在，意義非常安定。如果編字典的人沒有把這個普遍而且安定的詞彙編入字典，就表示編字典的人放棄了自己的工作。

三浦しをん在寫這本小說時，曾經到好幾家出版社的字典編輯部取材。三浦しをん發現編字典的人並不排斥年輕人用的新詞，他們反而對新詞的意義充滿好奇心。編字典的人本身雖然語言知識淵博，但是這些人在解釋詞條時，並不是看到詞條就直接用自己的知識解釋，而是一直和別人對話，透過和別人不斷溝通對話來抓出詞彙的意思。這種編字典的態度就是字典進化的原動力。

這部小說有不少摸索、思考詞彙的意義的情節，對我個人而言正好是反省自己的日語知識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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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舟を編む》另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方是「正字」這個觀念。

這部作品提到的「正字」，指的是比照《康熙字典》的字體。製作書籍時可以使用的字體有很多種，不過字典上的字體要用「正字」。小說裡面舉了「揃」這個字。

「揃」的字型。字型會因為設計者或設計理念而不同。有些「揃」的字體的「月」的中央部分是兩橫，不過《康熙字典》的「揃」這個字的「月」的中央部分是兩點。字典在採用字體時，會用這種兩點式的「揃」，這種《康熙字典》的字體就是「正字」。

《康熙字典》對近代日本的印刷用的活字字體的影響非常大。比照《康熙字典》的字體製作的活字字體就是「康熙字典體」，也就是「正字」（正字體）。日本的國語審議會在討論常用漢字表外的漢字時，《康熙字典》的字體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
（※其實我國中時代的國文老師也有在課堂中簡單提到「正字」，所以「正字」的觀念並不是只有日本才有。）

談到「正字」，就讓我想到幾年前台灣忽然開始流行「正體字」這個詞彙。網路上還出現了一窩蜂的「正名運動」。其實我當初第一次聽到「正體字」這個名稱時，腦中閃過的第一個感覺就是「該不會是有人搞錯『正字』的意思和名稱了」。

《舟を編む》提到的「正字」，是字典業界的專業術語。意義非常明確，就是《康熙字典》的字體。

另一方面，幾年前台灣官方忽然大肆宣傳「正體字」時，並沒有為「正體字」下清楚的定義。以《臺北市政府推行使用正體字說帖》為例，這個說帖提到正體字是「祖先傳下的正統字」，或是與異體、俗體、簡體相對的文字。

然而，「祖先」指的是什麼呢？「正統字」又是什麼呢？異體、俗體、簡體的判定基準又是什麼呢？

說帖完全沒有解釋。

也就是說，這個說帖其實刻意把「正體字」的意義模糊化。寫說帖的人顯然很不想讓事情明確化。

如果要強調「正體字」這個名稱的正統性，最簡單的方法就是引用各種明確的歷史文脈來說明「正體字」這個名稱的正統性。行政單位把意義模糊化，恐怕是找不到「正體字」的歷史文獻根據。

政府機關的辦事人員動用權力資源卻找不到可以說服人的明確證據，還得要向上頭的「大人」交差，而且還不能誠實地告訴上頭的「大人」：「正體字」這個名稱真的找不到歷史根據。

辦事人員為了保身，唯一的方法就是用詭辯及含糊其詞的方式來寫上頭指定的作文。結果一篇含糊其詞而且帶著詭辯的說帖還真的讓上頭的「大人」接受了。上頭的「大人」當然看得出這個說帖在含糊其詞，所以上頭的「大人」可能根本不在乎「正體字」這個名稱的歷史根據，而是從一開始就想造出一個虛構的東西。在這種「大人」底下辦事的人真的是活在戰戰兢兢的世界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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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善意來推敲「正體字」的本質，「正體字」可能指的是教育部公布的「標準字體」。不過目前教育部的「標準字體」是1982年公布的。如果仔細去比對字體設計，這種字體頂多只能算是「參考了」祖先的字，其實還有不少地方和《康熙字典》中的字體不一樣。

在上面的「揃」的圖中，左邊的字體是《康熙字典》的字體，中央則是教育部公布的標準字體的宋體，右邊則是教育部公布的標準字體的楷書。就《舟を編む》對「正字」的定位來看，教育部公布的字體不能算「正字」。

日本的國語辭典用的「正字」字體至少還比照了18世紀的《康熙字典》的字體。至於台灣的「標準字體」（正體字？）則是把「祖先」用字變更過後的產物。從這個角度來看，《臺北市政府推行使用正體字說帖》聲稱的「正體字是沿用祖先正統的文字」顯然與事實不符。

官方在推廣「正體字」時，不使用科學式的檢驗，而是直接用傳統權力來自我正當化。結果「正體字」的正統性不過就只是20世紀的中華民國權力機構造出的非科學的「故事」而已。這個「故事」在近幾年才開始像宗教一樣流傳開來。當然，這種非科學的故事非常多，過去台灣的歷史、地理以及公民教育，都充滿了許多權力機關創造出來的虛構故事。這些上個世紀創造出來的虛構故事到現在依然深深影響台灣社會。因為現在台灣的社會中堅層的人文觀及倫理觀就是建立在這種虛構故事的基盤上。

我個人寫文章談到台灣的字體時，基本上不用「正體字」這個詞彙。因為這個詞彙有種「local」的感覺，而且帶了自封正確的排他性文化沙文主義意識。

如果「正體字」指的是台灣官方公布的標準字體的話，「正體字」的意義就已經被侷限在台灣內部的「非異體、非俗體、非簡體的字體」的框框下。「正體字」這個字體類別就只是為了在台灣內部和異體、俗體、簡體區別而已。這就是「local」。

由於我自己的文章並不是只有台灣人會看，所以我在寫文章時要儘可能避免「local」表現。

現實中，我打出來的文章的字體還真的不能說是「標準字體」。我打文章時看到的字體是我的電腦的預設字體。我的電腦預設的字體或許和教育部公布的「標準字體」相似，但是兩者絕非同一種字體。其實在網路上看我的文章的人看到的字體也都是各個瀏覽器初期設定的字體。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實在沒有資格宣稱我用的中文字體是「正體字」。我用的字體或許和「祖先」的文字類似，或許設計字型的人也有參考過「祖先」的文字，但是電腦字體的歷史也不過幾十年而已，所以我不敢宣稱我用的中文字體「絕對正統」。「繁體字」或「傳統漢字」這些稱呼或許不理想，但是至少沒有自封絕對正確的排他性文化沙文主義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