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6日，日本眾議院議員菅義偉接替安倍晉三，擔任日本第99代首相。是繼2010年的菅直人以來的第二個「菅首相」。

菅義偉和菅直人的姓都是「菅」，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這兩位首相是同姓。不過從日本人的角度來看，兩名「菅首相」的姓雖然文字相同，不過不是同姓。因為菅義偉的姓是「SUGA」，菅直人的姓是「KAN」。只是「SUGA」和「KAN」這兩個姓都是寫成「菅」。

日本人習慣用姓來稱呼人。所以日本人講話提到「菅首相」時，由於兩名「菅首相」的姓的音完全不同，所以聽的人不會發生誤會。

日本的國會議員超過700人，當然少不了完全同姓的議員。例如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眾議院就有6名佐藤議員、5名伊藤議員、5名井上議員、3名青山議員、兩名安藤議員，以及兩名森山議員。日本的國會會議記錄會在這些同姓議員的姓的後方用括弧加註「名」的第一個字來區別。

菅義偉和菅直人的姓雖然不同音，但是由於文字相同，所以會議記錄中的名字的處理方式也是比照同姓議員。另外，眾議院也有兩名不同音的神谷議員，一個是姓「KAMITANI」，另一個是姓「KAMIYA」，這兩名神谷議員在會議記錄中的名字也是比照同姓議員。

由於一般日本人是用「姓」來認人，所以同姓議員有可能會被民眾誤認。例如Ａ議員的政績可能會誤傳成同姓的Ｂ議員的成果。又例如Ｃ議員如果失言，搞不清楚狀況的民眾可能會打電話到同姓的Ｄ議員的辨公室抗議。

對政治家而言，知名度和形象是職業命脈。如果議員想要凸顯自己的個人品牌，回避同姓誤認，可以用「通稱」制度來回避誤認的問題。日本國會的兩院都是有條件允許議員使用「通稱」活動。

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眾議院有兩名議員姓「阿部」，但是其中一名議員在國會登記名字時有使用通稱制度，把自己的姓登記成平假名文字來和另一名阿部議員區別。把姓改成平假名後，雖然姓的音還是一樣，不過在媒體上的文字視覺效果會明顯不同，會議記錄也不用做同姓的特別處理。除了平假名的「阿部」以外，日本眾議院還有一名平假名的「秋本」和一名平假名的「上野」議員。目的都是用通稱來和其他的同姓議員區別，並建立自己的品牌。

日本的國會在處理同姓議員時，文書可以用通稱或在姓的後方加註名的第一字來區別，不過電話連絡時，很多場面要講議員的全名才能避免誤會。因為日本國會也有同音異字姓氏的議員。例如阿部和安倍的音都是「ABE」、伊藤和伊東的音都是「ITOU」、江藤和衛藤的音都是「ETOU」、左藤和佐藤的音都是「SATOU」、竹內和武內的音都是「TAKEUCHI」、本田和本多的音都是「HONDA」、盛山和森山的音都是「MORIYAMA」等。

不過講全名還是不能保證完全不發生誤會。因為2020年9月現在，日本的國會議員中，有兩組姓名讀音完全相同的議員。分別是眾議院的中川正春和參議院的中川雅治（都是「NAKAGAWA MASAHARU」），以及眾議院的西田昭二和參議院的西田昌司（都是「NISHIDA SHOUJI」）。日本國會內在做電話聯絡時，如果提到這些議員，必須強調議員所屬的議院才能避免誤認。

（※議員會因為選舉而異動，上述內容是2020年9月日本國會的狀況）

2020年7月，日本有媒體報導東京都靠兩台傳真機來接收疫情報告，讓不少日本民眾開始批判公務機關的落後及迂腐。

其實早在4月下旬，日本就已經有醫師受不了費時費力的手寫傳真通報作業，在網路上用力呼籲改善疫情通報方式。5月上旬，東京都就發生了傳真資料整理疏失造成疫情統計數據疏漏。之後，日本的媒體開始陸續報導公務機關原始的手寫傳真疫情通報方式的問題。到了8月，日本才終於開始改用網路來通報疫情。

在先進國當中，日本的資訊化相當落後。日本資訊化落後的原因很多，主要包括業務環境在資訊化時代之前就已經定型，以及傳統日本型組織的營運心態保守等。

日本的公家機關和民間企業的業務環境基礎在上個世紀電腦網路還不發達的時代就已經定型。對這些組織而言，資訊化是一種負擔。因為這形同要把過去好不容易建構的基礎打掉重練。組織越大，過去的基礎的包袱就越大。結果資訊化就像都更一樣，成本大，而且安於現狀的既得利益者會抵抗。只能慢慢等到過去的基礎建設不堪使用，或是沒有人抵抗時，才能逐步汰舊換新。如果組織頂端的決策階層本身的視野狹隘，不關心資訊化問題，或是不敢承擔改革風險，資訊化就會一直被拖延。

日經新聞曾經在2018年6月分析過日本的經團連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經團連是日本經濟界的龍頭組織，有1名會長及18名副會長，分別來自日本各大企業。當時的19名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是：全員男性、全部是日本人、全部都60歲以上、全部都沒有創業經驗、全部都沒有換工作的經驗。從經團連組織高層人員的經歷完全看不到人才的多樣性。

或許這些人有他們的才能，不過這群從二十多歲開始就一直活在象牙塔內安於現狀，既沒有創業經驗、也沒有換工作經驗的決策高層能否帶領日本經濟界對應多變的世界局勢，多少會讓人懷疑。不幸中的大幸是2018年當時的經團連會長至少還有關心資訊化問題。上任後，終於在經團連會長辦公室內裝了第一台電腦。但是這也反映了2018年之前日本經團連高層和「資訊化」的距離。

2020年現在，經團連的高層人員雖然有部分更動，不過19名正副會長的共同特徵依然還是完全符合2018年的情況。從經團連高層成員的極度相似性可以看到傳統的日本型組織的共通問題。

日本的公務機關雖然不是企業，但是本質上也是一種傳統組織，所以也有傳統組織的迂腐的部分。這些迂腐的部分會反映在「資訊化」的作業上。

舉例來說，幾年前日本的公務機關流行把Excel的「儲存格」當成方格紙來製作文書表格。這種方格紙Excel文書表格有兩種填法：一種是用電腦填寫。不過「儲存格」本來的目的不是用來當稿紙的格子，所以無法連續打字，非常不方便。另一種填法則是把表格印出來後用手寫，然後用郵寄或是掃描成圖檔後再用電子郵件提交。

日本的公務機關愛用Excel製作格子文書，恐怕只是想製作「印出來後看起來很精美的表格」。完全沒有考慮到填表格的效率問題，也沒有活用Excel的自動化運算分析功能。製作「印出來後看起來很精美的表格」的深層目的，可能是想拿實物討好上司。從這個現象反映出這些公務員的上司不關心資料資訊化的問題，甚至可能沒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所以才會讓「Excel方格紙」這種反資訊化的文化橫行。後來到了2016年，有議員開始批判「Excel方格紙」文書的荒謬，日本的公務機關才開始收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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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在日本也見識過不少次公務機關悲慘的「資訊化」狀況。

大約在2015年左右，我和東京某個區役所的職員聯絡時，對方用電子郵件寄附加檔案時一定會寄兩封信。第一封信是寄加了密碼的壓縮檔，第二封則是解壓縮密碼的通知信。一開始我還不以為意，不過後來我發現之後的日本公務機關都陸續推動「先寄一封壓縮檔信件，再寄一封密碼通知信」的作業方式。

日本的公務機關推動這種作業方式，可能是為了防止誤寄附加檔案造成業務機密洩漏。但是實際上一般人在寄電子郵件時，收件人的電子信箱的欄位幾乎都是複製貼上，所以只要壓縮檔信件發生誤寄，密碼通知信大概也會一起誤寄。實質上幾乎無法防止業務機密洩漏。這種無意義的作業方式只會浪費寄信和收信人的時間。

其實只要使用有多重確認功能的郵件軟體，就可以大幅降低電子郵件誤寄的機率。不過日本公務機關的決策階層顯然沒有基本的資訊素養，所以才會想出「先寄一封壓縮檔信件，再寄一封密碼通知信」這種整人的作業方式。

我在2017年曾經參加過東京都外圍組織辦的研習會（組織的職員是由公務員兼任）。那個研習會，每天上完課後都要透過網路提交問卷。

一般人聽到網路問卷，可能會聯想到點滑鼠或滑手機的圈選打勾型的網站系統。而且填選完畢上傳後，馬上就可以看到最新的統計結果。不過我參加的那個研習會的問卷是用電子郵件收發，問卷則是用Word製作。

Word並非不適合製作問卷。但是要製作可以提升作業效率的Word問卷，必須要有其他配套作業。而我收到的問卷檔就只是普通的Word文書。部分欄位的間距是用空格硬撐起來的。問卷中的選項部分，還特別註明要填寫者「圈選」出適當的項目。但是問卷檔案本身沒有提供「圈選」功能，填問卷的人必須用Word的「插入橢圓」的功能來「圈選」。猶如在考驗填問卷的人的Word基本操作能力。

至於統計問卷的人必須像選舉開票一樣，把回收的問卷Word檔一個一個打開，一個一個目視檢查大家「插入橢圓」的位置，然後人力統計。那個研習會一天將近有200分問卷。至於意見欄的處理方式，負責業務的職員大概也只能把所有問卷的意見欄的文字一一複製轉貼到別的地方整理。由於每分問卷大約有兩三個意見欄。所以統計的人要用人工複製轉貼整理約400～600項意見。

實際問卷的一部分內容。

本來電腦問卷的優點是大家方便填寫，而且可以自動化統計。製作問卷的職員顯然沒有活用自動化處理的功能，就只是用Word製作了一分「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問卷」。諷刺的是，問卷的最下方還註明了回收專用的電子郵件信箱。這就是日本公務機關資訊化的真相。我填了第一天的問卷後，就馬上寫意見告知負責這個業務的職員問卷格式的問題。不過之後幾週的研習會問卷依然還是「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問卷」。

2018年，我有事情要和東京的某個市役所的職員聯絡，這名職員要我先從市役所網站下載表格填寫資料。當時我下載的表格也是「只適合印出來手寫的表格」。表格中的欄位的高度是用很多「換行符號」撐出來的，只要我在欄位裡打字，欄位的高度就會拉大，整個表格格式會崩掉。由於我對這個市役所的人員的態度心灰意冷，所以那一次我沒有反映意見。

從這些例子來看，日本的公務機關的業務資訊化作業相當表面，就只是用電腦重製過去的手工文書表格，根本的思維還是停留在把文書表格漂漂亮亮地印出來，然後期待民眾用手填寫，再由公務員手工整理。整個組織並沒有思考怎麼利用便利的資訊工具改善業務效率。這也反映了這些組織成員的資訊素養。

除了以上的悲慘的資訊化問題以外，近幾年我參加日本公務機關辦的研習會時，看到的各種文書報告資料也相當「悲慘」。

　　
日本公務機關的文書報告資料實例。
（※這些資料都是公開的資料，不過由於文書本身有著作權，所以內容全部模糊處理，但是還是可以看出報告資料的格式雛形）

日本公務機關的文書報告資料常見的特徵是上下窄、左右寬、密密麻麻、沒有重點，而且喜歡用意義不明確的箭頭指向符號。就只有文書配色的「選色」做得比較好而已。但是這些彩色效果並沒有讓資料變得易讀。這些報告資料愛用上下窄、左右寬的格式，恐怕是考量可以轉用成PowerPoint的資料。結果我遇過的用這些PowerPoint資料做簡報的人，沒有人能把內容完全講完。因為內容實在太多了。除了PowerPoint以外，有時候公務機關印製的出版品也會直接使用這些密密麻麻而且沒有重點的資料。

這個現象反映了日本公務機關的人員沒有思考資訊意義的輕重，就只是把所有的資訊不經篩選全部塞到報告中而已。當然，也可能是因為這些公務員太忙，所以無法製作出良質的報告資料。但是公務機關業務繁重的原因之一，是他們自己沒有活用資訊工具改善工作效率，甚至用錯方法造成自己的業務負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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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個國家有每個國家內部的問題及包袱。日本民眾批判公務機關的資訊化落後，是因為一般民眾知道資訊化很重要。不過傳統的日本型組織的高層大半輩子是活在非資訊化時代，這些人爬到高層後，也不需要學電腦或用電腦。這些在二十年前拒絕電腦的人，可能沒有資訊化的概念，甚至根本不關心資訊化。

傳統型日本組織的文化中，員工要當服從的乖乖牌才有機會升官。年輕一輩的意見無法上達，或是不受高層重視，組織就會失去革新的動力。這就是日本社會推動資訊化的障礙之一。結果在日本，能推動資訊化的是沒有包袱的新興中小企業。

武漢肺炎對日本社會而言，多少算是一劑猛藥，幾個月之內就讓公務機關長年未改的人工手寫傳真的疫情通報制度進化成電腦網路系統通報。

日本公務機關的資訊化當然還有很多課題，不過至少已經跨出了一步。

最近幾年，我家常常被不速之客「借道」。

我知道有不速之客借道，但是我從來沒有看過對方。

對方可能是經過我家時，借我家的雨棚躲個雨或躲個太陽，或是在牆邊休息一下。

如果只是這樣，其實我也不會太在意。

不過如果離去時留下一坨屎，就會讓人氣憤。因為是我要善後。

這幾年，我為了這種事善後了好幾次。

6月中旬，由於問題有常態化的趨勢，所以我就開始研究怎麼制止這種問題再度發生。

我相信全日本一定會有人有類似的遭遇，所以應該會有人在網路上發表相關的經驗談。不過上網一搜，出來的全部都是內容農場和網購網站，根本找不到這方面的經驗談。這可能是現在網路的資訊已經被大量自動化生成的垃圾資訊淹沒，這些垃圾資訊恐怕是正常資訊的幾千甚至幾萬倍，所以現在要在網路上搜到正常的資訊的難度恐怕也是以前的幾千幾萬倍。找不到相關的經驗談，一點也不奇怪。

至於網購網站賣的相關防衛用品，價格都不算便宜，而且實際效果不明。而且幾乎全部都是某強國生產、某強國的業者販賣。

考慮了幾天，我決定動手自製克難用具來自保。

＜主要工具及材料＞
1.網路、電腦（含影像處理軟體）、印表機、A4白紙。
2.瓦楞紙板、美工刀、口紅膠、透明寬膠帶、細繩。

＜製作方法＞
1.上網搜尋著作權保護期間已過的貓頭鷹插圖。
2.用影像處理軟體把插圖大小調整成A4大小。
3.列印插圖。
4.把圖貼在瓦楞紙板上。
5.用美工刀順著貓頭鷹的輪廓把紙板裁成貓頭鷹的形狀（貓頭鷹紙板完成）。
6.用透明寬膠帶做克難護貝。
7.在貓頭鷹紙板上挖個小洞，穿上細繩，掛在不速之客會出沒的地方。

完成品。

使用貓頭鷹紙板之前，我家陽台每一兩天就會出現鳥大便。

掛上貓頭鷹紙板後已經過了一個月，我家陽台不再出現鳥大便。

在網路上，各種防鳥的用品大多要1000日元或是更貴，而且效果不明。我只是用自己家裡可以找得到的工具和材料，實質上沒有特別花到錢，製作時間也不到20分鐘，而且到目前為止有達到效果。

當初我在網路上搜尋防止野鳥入侵陽台的方法，但是搜尋引擎完全沒有搜到任何有用的資訊。貓頭鷹的插圖雖然是在網路上找到的，但是圖案本來並不是用來防鳥用的。我抓的圖應該是百年前的插畫，當時的插畫家大概也想不到自己的作品被後人拿來防野鳥。結果這次我在龐大的網路資訊世界找到的能用的東西是和防鳥無關的古早插畫。網路上的資訊並沒有教我怎麼確實防止野鳥入侵，就只是浪費我的時間而已。

陽台的不速之客可能沒有惡意，不速之客的行為或許只是出於本能。我則只是掛了一個貓頭鷹圖案的紙板就讓不速之客不再到我家陽台。

不過網路世界並沒有這麼單純。內容農場不斷地全自動生產垃圾資訊，稀釋世間有意義的資訊。在網路討論區，有心人士只要用一兩句話就有可能攪亂整串討論。這些在網路世界拉屎的不速之客的問題，就不像我家陽台的野鳥問題那麼容易解決了。或是說，網路上的這些問題可能永遠也解決不了。

武漢肺炎疫情下的日本社會，口罩變成出門時的必需品。

以前，沒有戴口罩習慣的人出門時當然不會帶口罩。至於有戴口罩習慣的人就算出門時偶爾忘記帶口罩，也不會有什麼大問題。不過現在大家都要習慣出門時必須隨身攜帶口罩。

這幾個月間，我自己有好幾次出門走了一段路後才發現忘了帶口罩，結果緊急折返回家拿。在日本的網路上也可以看到有不少人和我有類似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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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月底，日本各地的口罩缺貨，很多民眾想買口罩卻買不到。我自己則是因為偶然家裡有庫存，所以沒有受到影響。

後來我的職場從廠商那裡調到了口罩，確保了上班用的口罩。之後友人又送我幾個手工自製的布口罩，讓我在上班之外的時間也不用消耗家中的庫存。結果從疫情發生到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結束的期間，我一直都有口罩可用。

友人送我口罩，是因為當時很多日本人買不到口罩，於是就有人自製布口罩來自保。友人可能是自己做口罩做出了成就感，再加上材料有剩，所以就多做幾件分送給認識的人。之後，日本的網路上自製口罩的版型和教學資訊開始增加。有一段期間日本的家用縫紉機甚至還發生缺貨的情形。

由於布製口罩可以重複使用，所以日本政府在4月1日宣布免費提供每戶兩個布口罩來安定民心，讓民眾不用去搶購拋棄式的不織布口罩。日本政府的策略雖然沒有錯，但是花大錢採購到的卻是只適合小孩用的迷你口罩。或許有些民眾因為這些迷你口罩得救，不過大部分的民眾不會想用這種尺碼異常的迷你口罩。日本政府花大錢採購規格異常的物資，顯然是重大的行政缺失，不過日本可怕的地方是有些政策實施時沒有修正機制，如果執行時走偏，會以無煞車的狀態一路衝到底。迷你口罩從發放初期就被民眾指出尺碼異常，但是這個採購缺失還是一路執行到底，強迫全民接受不實用的迷你口罩。結果現在走在東京街頭，幾乎看不到有人戴日本政府發的口罩。

不幸中的大幸是日本的防疫措施並沒有像迷你口罩那樣一成不變暴走到底，而是有在根據疫情思考應變。

在日本民眾開始自製布口罩、日本政府發放迷你口罩的同時，日本有不少廠商也開始生產可以重複使用的布口罩。例如美津濃在5月中旬就推出泳衣材質的布口罩，而且開賣當天就被訂光了。美津濃在5月底推出第二批口罩時，網站還一度因為連線負荷過重而當機。UNIQLO在6月19日推出的布口罩也是開賣當天就銷售一空。除了這些知名品牌以外，日本的毛巾業者、西裝業者、內衣業者、和服業者、帽子業者、棒球衣業者、寢具業者、鞋墊業者、襪子業者等，也都紛紛利用既有的資源投入布口罩生產。

日本人當初是為了自保而開始製作布口罩，不過布口罩並不能防禦病毒，結果自保的意義其實就只是讓自己安心而已。不過另一方面，日本有人做過實驗，證實戴布口罩也可以有效擋下自己發射的飛沫，可以降低飛沫傳染的風險。所以如果大部分的民眾戴口罩，就算戴的是布製品，也可以達到互相保護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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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己是在6月開始關注日本製的布口罩。

6月初，天氣相當熱，職場提供的不織布口罩戴起來太悶。友人送我的布口罩雖然耐用，但是保暖和吸音效果有點強，不適合夏天工作用。所以我就決定去找適合夏天用的布口罩來用。既然要買，當然要買日本製的。上網一看，種類目不暇給。由於當時疫情狀況暫時趨緩，所以口罩並不難買。多買幾種，每天就可以戴不同的口罩來換心情，也可以輪流換洗、確保衛生。口罩夠多的話，也可以預放在幾個常用的包包裡當「備胎」，如果出門時忘了帶當值的口罩，備胎就可以上陣，不用跑回家拿。當我收到口罩後，實際使用的感想是：布口罩真的比較舒適。

各種日本製的布口罩。因為我喜歡粉紅色，所以我都買粉紅色系的口罩。粉紅色系的口罩並不難找，不過我在挑選口罩時有嚴格限定色澤、樣式、布料，所以選項少了很多。但是還是可以買到這麼多種，而且各家廠商都縫製得相當細膩。

日本的布製口罩當中，有不少是採用上下不對稱的版型。具體而言，就是上下兩端的一端比較尖，另一端比較不尖。業者通常是把尖的一端當成上端，不尖的一端當成下端。設計的人可能是考量讓尖的一端包住鼻子，讓不尖的一端包住下巴。戴著這種上端尖尖的口罩，看起來有點像卡通版的進入熱血狀態的金肉人。這裡姑且就把這種戴法叫作金肉人方式。

現實中，有不少日本人在戴這種上下不對稱的布口罩時，是不尖的一段在上，尖的一端在下。和設計口罩的人期待的戴法相反。這是因為金肉人方式的戴法，口罩的左右兩端耳帶的位置會變低，這樣耳帶容易拉痛耳朵。如果把口罩上下反戴，耳帶位置會比較接近耳朵，耳帶對耳朵的拉力會比較小，可以長時間使用。這種不尖的一端在上，尖的一端在下的戴法，口罩的上端部分會比較接近水平狀態，看起來有點像羅賓假面。

兩種戴法的比較：金肉人方式的耳帶會拉到耳朵，戴久了容易痛。羅賓假面方式的耳帶對耳朵的施力比較小，耳朵比較不會痛。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4月上旬對媒體報告疫情時，開始使用布製的口罩。當時有不少民眾覺得小池的口罩很可愛，不過網路上也有人指出小池的布口罩可能上下戴反了，因為當時小池的口罩上端不是尖的，而是平的。或許小池沒有依照做口罩的人期待的方式戴口罩，不過如果考慮戴口罩時的舒適性，小池的戴法其實很合理。

當初日本友人送給我的布口罩就是上下不對稱設計。我剛開始是採用金肉人方式，戴久了耳朵真的會痛，所以之後我就改採羅賓假面方式。戴口罩造成耳朵痛的根本原因是耳帶不夠長，而且拉力太強。我後來去買了材質比較軟的鬆緊帶，把友人送我的布口罩的耳帶部分改良升級，完全解決了金肉人方式的問題。

友人送我的口罩相當耐用，用洗衣機洗了好幾次都沒有劣化的跡象。夏天過後，這個口罩又有活躍的機會。

現在走在東京的街頭，戴拋棄式不織布口罩的人大約佔了八九成。戴布口罩的人雖然是少數派，但是並非稀少。就我自己的目測感覺來看，戴布製口罩的人當中，女性比較多。從路人戴的布口罩的樣式，可以感受到布口罩在日本不只是單純的防疫裝備，也是凸顯個性的飾品。日本的街頭幾乎看不到日本民眾戴政府發的迷你口罩，但是卻有不少民眾不顧社交距離搶著排隊購買UNIQLO推出的布口罩，正好也反映了這個現象。

從網站的圖片來看，UNIQLO的布口罩設計洗練、價格不貴，的確相當有誘人。但是因為沒有出粉紅色系，再加上我已經有不少良質的布口罩，所以我不會特別想買。至於美津濃推出的第三彈布口罩當中，有我非常感興趣的款式，可惜我沒有中籤。

現在在日本的網購網站上搜尋日本製的布口罩時，幾乎每天都會有新發現。算是疫情下的新商機。

日本的武漢肺炎防疫表現並沒有台灣出色。疫情發生初期，日本的對應有很多問題。例如錯失防疫先機、專家的防疫呼籲避重就輕、感染篩檢要件過苛等。現在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雖然解除，但是東京的感染人數又有回升的趨勢。

可能有些台灣人想知道：日本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從過去日本政府處理災害的狀況來看，一點也不奇怪。從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災、2011年的東日本大震災，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日本政府的初期對應一直都是荒腔走板。以前體驗過大災害的日本人恐怕都不會覺得意外。

儘管日本的初期對應相當糟，但是日本還是日本，日本民眾還是要過日子，不能因噎廢食。日本的對應雖然有問題，但是很多問題之後都有修正，所以日本的防疫狀況已經比當初改善很多了。日本一直都是這樣。

◆◆◆

當初日本的防疫對應相當糟，是因為相關法令制度不周全，醫療衛生行政的相關專業不足。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日本首相曾經公開呼籲各級學校儘可能在3月初停課，但是立刻就遭到各方批判。批判的人主張日本是法治國家，日本法律沒有規定首相可以公開呼籲學校停課。這些批判當然帶有見縫插針的政治鬥爭成分，因為批判的人沒有提出正確的處理方式或代替方案。由於支持停課呼籲的人沒有理由要特別出聲，所以日本媒體就只有反對意見可以報導，讓人有一種「大家反對」的錯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現實中的日本首相並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政黨內外、官僚和專家、媒體、民意等都可以牽制首相。這和日本左派努力塑造的「獨裁強人」的假想敵形象相當不同。其實從近代日本歷史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過「獨裁強人」政治。

日本是在「停課呼籲」的兩週後，才終於有法律能針對武漢肺炎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管制物資和醫療方面有強制性，但是對民眾行動的約束力相當有限。既無法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禁止民間商業活動。政府就只能呼籲民眾自制而已。在這種無法強制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讓民間停業的緊急狀態下，真正支配日本的是人的「自保」本能。民眾為了自保，會設法取得口罩，並減少外出。企業組織為了自保，會儘可能讓成員遠距離工作。店家為了自保，會在櫃檯或收銀機附近加裝透明隔膜。餐廳為了自保，會推出外帶服務，或是在座位之間加設隔板。日本人這麼做，並不是服從政府，而是為了自保。只是日本政府的呼籲內容和民眾的自保行動的利害一致而已。

在疫情發生初期，一般民眾要發燒4天才能篩檢。專家在電視上向民眾呼籲「發燒時要待在家裡」，但是卻沒有提到「家人該怎麼自保」。東京的住宅空間相當小，有不少民眾無法分出房間隔離有疑似症狀的家人。實質上這是專家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就含糊其辭。日本民眾當然也知道專家在避重就輕，結果大家能做的也就是小心翼翼地行動。幸運的是，日本的家族間感染並沒有讓疫情失控。之後，日本各自治體設法確保了輕症患者的隔離設施，日本政府也廢除了「發燒4天」的篩檢要件。

日本的篩檢量明顯不如鄰國的韓國，讓不少民眾覺得日本無心防疫。但是現實中，日本各地篩檢出的陽性比率並不高，這表示醫療現場有儘可能擴大篩檢母群體，而結果證明實際感染的人數比民眾想像得少很多。這也代表日本並沒有把有限的醫療能量耗費在非感染者身上。

日本會去追查曾經和感染者接觸過的人，但是沒有像台灣那麼嚴格地管理有疑慮的人。有些人認為這是防疫漏洞，可能會讓疫情失控。但是日本的疫情最後也沒有因此失控，這表示日本的回溯追查工作有發揮效果。

我自己在2月的時候，對日本的防疫措施感到相當不安。不過之後日本政府和各個地方自治體一直改善防疫措施，5月的黃金週過後，東京出院的人越來越多，醫療體系回避了崩潰危機，日本撐過了第一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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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第一波疫情是在社會防疫技術和準備不足下發生，但是日本還是撐過了。隨著日本的防疫措施的整備及修正，之後第二波疫情的規模就比較不太可能像第一波那麼大。

儘管如此，還是會有民眾不安。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資訊能力及想像力不同。一般人可以從生活周遭的各種現象得知社會防疫措施不斷在進化。例如戴口罩的人明顯變多，買東西的時候櫃檯有加裝透明隔膜等。但是資訊停滯的人，可能會過度低估他人的衛生常識，也可能會以為日本的防疫措施一直停留在1、2月當時的狀況，無法想像現實社會其實會不斷改良做事的方法。

其實日本大部分的民眾都有一定的衛生習慣。日本社會並不排斥戴口罩，而且日本民眾從小就知道洗手的重要性。疫情發生後，戴口罩及洗手的衛生宣導對日本民眾而言只是老調重彈而已。日本人並不是在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才開始戴口罩和洗手，而是在1月就已經比過去更徹底地實踐這些衛生習慣。只是當時有不少民眾買不到口罩而已。早在1月的時候，日本網路上就有人在談論公共場所的門把或扶手、電梯的按鈕、公車和電車的吊環、購物時的現金等的衛生問題。

日本的網路媒體J-CAST曾經做過關於公車和電車吊環的調查。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中旬的調查顯示，大約三成的日本人搭車時不想抓吊環。三成的數據看似不多，不過這個調查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開始，而且還包含感染人數零星的地方都市。之後，2020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調查顯示，大約有六成的日本人不想抓吊環，這些不想抓吊環的人當中，有2/3的人是在疫情發生後開始不想抓吊環。至於會抓吊環的人當然也知道有感染風險，這些人回避風險的方法是下車後洗手。

疾病沒有根除也是民眾不安的原因之一。疾病沒有根除是事實，甚至可能無法根除，所以今後人們必須要設法適應這種環境，但是也沒有到絕望的地步。當日本壓住第一波疫情時，最嚴重的東京地區還有99.95%以上的民眾沒有被感染。今後的第二波、第三波的感染人數可能會比第一波少。結果東京沒有受到感染的人還是佔了極大多數。

從機率來看，如果家人或室友沒有受到感染，一般人在生活中很難和感染者發生濃厚接觸。走在東京街頭，或許會遇到帶病者，但是這些帶病者往往是大家不認識的陌生人，一般人也沒有理由去直接觸摸這些陌生人，或是直接接受陌生人噴出的飛沫。感染的高風險群主要是從事醫療、看護工作的人，或是一些在社交場面中欲望凌駕理性、興奮忘我的人，以及因為某些原因不得不和這些人接觸的人。

即使是處處留心、重視衛生的人，如果運氣相當不好，也可能會受到感染，只是機率很低而已。我自己就時常提醒自己：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我不會放棄追求安全，但是人不論再怎麼小心，安全還是有限度，還是不可能達到「零風險」。今後我的人生當然也免不了遭遇各種意外，重要的是在意外發生時要能及時調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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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2020年5月25日完全解除。宣言解除後的翌日，東京很多店家開始恢復營業。東京的街頭雖然變得比較熱鬧，但是從各個店家的營業方式，還是可以感受到疫情下的緊張。

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意義並不是回歸疫情發生前的日常。「緊急事態宣言」只是防疫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過後，防疫還是依然在繼續進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讓日本社會在8月進入「新型態生活」，宣言解除後的兩個多月就是社會的轉型期。

日本的「新型態生活」，具體而言就是民眾平時多洗手洗臉、多戴口罩、儘可能和他人保持距離。職場儘可能推動彈性工時或遠距離工作。店家則要儘可能讓客人能保持距離消費。日本政府也有對「新型態生活」的移行期間設定目標和時間表。

※「新型態生活」移行期間的概略內容：
5月25日：緊急事態宣言解除。民眾避免跨縣移動。有限度解禁演唱會及展覽會。
6月1日：最後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5都道縣的民眾繼續避免跨縣移動。有防疫措施的健身房及KTV可恢復營業。
6月19日：跨縣移動解禁。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職業運動解禁（無現場觀眾）。
7月10日：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有限度解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
8月1日：「新型態生活」開始。有限度鬆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的人數。

我自己有實際感受到日本社會在移行期間的變化。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的第一個週末，我到御徒町逛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在入口加設了紅外線攝影機，也有分離進場和出場的動線。民眾入店時要戴口罩，而且雙手要先讓百貨公司的員工噴酒精消毒液。幾週後，百貨公司緩和了入店管制。我常去的健身房在6月1日恢復營業。健身房在門口放了酒精消毒液和體溫計，並規定所有入場的人都要戴口罩，而且使用時間限1個小時。之後，健身房開始公布每天每個時段的使用人數，讓會員能避開人多的時段。我一直有在關注的日本職棒球季則在6月19日開打，在7月10日開放觀眾入場，這也是參考「新型態生活」的設定目標。

日本社會要完全進入「新型態生活」並不容易。舉例來說，東京上班尖峰時段的電車車廂在6月的第四週左右已經漸漸恢復到過去的擁擠狀態，乘客之間很難保持距離。如果疫情發生變化，社會進入「新型態生活」的步調當然也要修正。

就某種意義而言，防疫就像是馬拉松比賽。日本的基礎體能並不差，只是對比賽研究不足，加上起跑不順利，然後途中還發生過讓人冷汗直流的驚險狀況。不過日本並沒有因為馬拉松起跑時落後，就莽撞地燃燒生命，用百米速度暴衝來補救。而是謹慎地根據自己的能力調整步調，不讓自己爆掉。現在調整的步調的方式比起跑當時好了很多。今後漫長的防疫之路當然還是可能出現各種變化和危機，不過至少日本已經逐漸適應這場持久戰了。

2020年5月25日，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完全解除。日本全國暫時回歸非緊急狀態。不過現實中，大部分的民眾還是戰戰兢兢，只是沒有當初那麼緊繃了。

這幾個月間記錄的自己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多少反映了疫情下的東京生活的變化。

1月中旬：
日本已經有民眾開始擔心疫情，日本政府也有留意疫情，但是日本國會在首相的賞櫻活動費用問題上空轉。

1月下旬前半：
我收到東京觀光志工組織發布的留意疫情的通知。

1月29日晚上，有中國遊客在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物色口罩。
我住的地方是相當平凡的住宅區。中國遊客會到日本的住宅區的藥妝店找口罩，恐怕是商業區的藥妝店的口罩開始缺貨，所以就搜到住宅區了。

1月31日晚上，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的口罩完全消失。
這一天，我到藥妝店買生活用品時，口罩的貨架已經沒有東西了。店家貼出了告示牌：禁止大量購買口罩，也禁止一天之內多次購買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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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日本正式把武漢肺炎列入「指定感染症」。

2月上旬前半：
職場向廠商訂購口罩。我順便要求職場提供酒精消毒液。

2月上旬後半：
東京的中國遊客幾乎消失，但是還是有不少台灣遊客。

2月14日～2月17日：
赴京都參加馬拉松。京都的中國遊客也幾乎消失，不過還是有不少台灣遊客。

2月20日，由於疫情動向難料，我決定取消3月初回台探親的行程。

2月下旬：
東京的台灣遊客幾乎消失，歐美和東南亞遊客明顯減少。外籍遊客當中，泰國遊客還有一定的人數。

2月27日，日本首相呼籲各級學校儘可能在3月初停課。
同一天，日本各地的衛生紙開始缺貨。我自己平常會儲備12捲衛生紙。每當儲備的衛生紙即將開封時，我就會去買新的12捲衛生紙。這一天，正好是該買新的衛生紙的時期。我下班後到自家附近的藥妝店，發現衛生紙架區完全空了。回家途中查了一下網路，才知道這一天日本出現了衛生紙產量可能減少的謠言。

2月28日，東京的部分自治體配合日本首相的防疫呼籲，關閉部分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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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
各個學校開始停課，東京的電車車廂內的乘客減少。

3月中旬：
觀光服務檯閒散，每天只有二三十名遊客來索取資料（本來每年這個時期即將進入櫻花花季，會漸漸開始繁忙，一天應該會有一兩百名遊客來諮詢）。上班時，多次看到有路過民眾身上掛了「看起來像識別證」的東西。上網一查，才知道這是泡了漂白水的「香包」。業者宣稱這種東西掛在身上可以防病毒。其實這種東西防不了病毒，純粹是針對人性弱點的詐欺商品。

3月20日～3月22日：
三天連假。我趁外國遊客消失的時期到淺草和上野賞櫻及購物。這三天雖然天天出門賞櫻購物，但是我並沒有鬆懈。只要有摸過東西，我就一定會找地方洗手。這三天我全部在外用餐。雖然出遊的人多，但是由於用餐時間設定得宜，我沒有遇到擁擠的情況。

3月25日，東京都知事呼籲外出自制及在家工作。
東京都知事呼籲之後，一部分企業開始推動員工在家工作。東京的電車車廂內的乘客明顯減少。

3月最後的週末：
配合東京都知事的外出自制呼籲，東京出門的民眾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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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噴霧器開始缺貨。
很多店家和公司需要噴灑消毒液的容器，所以購物網站的噴霧器缺貨。我自己是因為想要買打掃用的噴水工具，有留意購物網站噴霧器的價格動向，所以偶然發現這件事。大約過了將近一個月，缺貨狀況才漸漸改善。

4月7日晚上，日本首相對7都府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同一天晚上，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的貨架上終於出現衛生紙。其實早在這之前，東京很多地方已經可以買得到衛生紙，只是供貨區域不夠全面。當時網路上還是可以看到有人陷入衛生紙危機。我家附近的藥妝店就缺貨將近40天。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很多公司開始讓員工在家上班，也有一些業界暫時歇業，再加上各級學校已經在三月停課，東京的人流降低。

我家附近的車站的通勤尖峰時段電車擁擠度可以排到東京前五名內。疫情發生前，上班尖峰時段車廂內的乘客會被擠到無法動彈。下午五點到晚上十點，每班往郊外方向的電車也都相當擠。「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通勤尖峰時段車廂內的乘客少了很多，甚至偶爾還有零星的空位。至於下班時間，由於餐廳只營業到晚上八點，甚至有些店家只提供外帶，下班的民眾晚上沒地方去，所以晚上八點過後的電車車廂變得非常空，乘客可以彼此保持距離坐下。

以前我早上到荒川跑步時，在河濱道路偶爾會遇到跑者和自行車騎士。「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在荒川河濱道路散步的人明顯增加，而且不乏青少年。這是因為學生停課、很多民眾不用去職場，結果大家就到河濱地帶「放風」。

距離我家大約2公里的地方，有個郊外型的大賣場超市。以前我在沒有排到班的平日，會在上午超市開門的時間進場購物。我選平日購物，是因為平日購物的民眾比較少，比較沒有壓迫感。選擇開門時間進場，是因為這個時段客人更少，結帳時幾乎不用排隊。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我的「平日上午開店時」的輕鬆購物理論完全破滅。超市就像小鋼珠店一樣，開門之前民眾已經在外面大排長龍。原因也是一堆人在家沒事，而且觀光、娛樂設施幾乎都暫停營業，民眾無處可去，結果上超市購物就變成民眾的休閒活動。

為了回避超市人潮，我曾經試過在晚上離超市關店前一個小時入場。這個時段入場的確不用和別人擠，但是很多東西都賣光了。

4月16日，「緊急事態宣言」範圍擴大到日本全國。

4月23日，東京都知事呼籲民眾三天購物一次，來減輕超市和賣場的人潮壓力。
東京都知事的呼籲或許多少有效果，但是超市的購物民眾依然比疫情發生之前多。

4月25日～4月27日，網路攻擊異常增加（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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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黃金週結束後：
黃金週過後，「緊急事態宣言」並沒有立刻解除，不過日本社會已經出現預期解除的心態。東京的通勤電車的乘客雖然漸漸增加，但是乘客之間還是可以保持「不接觸」的狀態。

5月13日，收到日本政府發的迷你口罩。

5月14日～5月25日，日本分批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東京的「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超市的購物民眾依然比疫情發生之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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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發生當初，東京在1月底就已經很難買到口罩了。如果要買口罩，必須一大早到藥妝店門口排隊。結果能買到口罩的都是有閒人。本來我家並沒有特別儲備口罩，不過去年我得過流感，有買一大盒口罩備用。武漢肺炎疫情發生時，我的口罩庫存還夠用，所以我並沒有為口罩的事情著急。2月上旬，職場從廠商那裡買到口罩，而且至少可用4個月。之後，日本友人又送我三個手工自製的布口罩。自己不用特別去買口罩，算是相當幸運。至於日本政府提供的迷你口罩，我把它定位成「真的沒有其他口罩可用時的最後防線」。目前日本大部分的民眾都已經有口罩可用。東京的阿美橫丁甚至快變成口罩批發街了。不在乎口罩來源的人可以在阿美橫丁買到比疫情發生前還便宜的盒裝口罩。

我住的地區雖然平凡，但是有不少不錯的美食店。這些美食店提供的並不是「平凡而好吃」的食物，而是花了很多心思研發的真功夫美食。拜這些美食店之賜，我變得非常挑嘴。其中我比較常去的美食店有三間：武藏系傳人開的拉麵店、日本人烹飪烘焙老師開的越南咖啡廳，以及一間尼泊爾人開的咖哩店。3月下旬東京都知事呼籲民眾外出自制時，拉麵店就開始減少店內座椅，然後提供外帶服務。越南咖啡廳和尼泊爾料理店則是停止店內用餐服務，只提供外帶。由於我很不希望這些店家陷入困境，所以我比以前更常去這些店捧場，買他們的外帶餐點。由於這些店家本身有實力，所以在非常時期相當善戰。其中越南咖啡廳的生意似乎比疫情之前好，準備的食物常常提前賣光。

另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徒步圈外的美食，我就只能克制了。以前我每一兩個星期會去吃一次迴轉壽司，每一兩個月會去吃一次燒肉或涮涮鍋等。這些店都在我的生活徒步圈外。疫情發生後，就防疫安全以及良心的角度，我都不該去。超過三個月沒吃迴轉壽司，痛苦超出我的想像。

超過兩個月沒有在外用餐，其實也是一種壓力。外出用餐的意義，並不是單純的吃東西，也是一種在餐廳特別為客人準備的「特異空間」中讓精神放鬆的行為。不能外出用餐，等同少了一種讓精神放鬆的紓壓管道。

「緊急事態宣言」對我的日常生活的另一個影響是理髮問題。以前我大約每三到四週會去理一次髮。「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我常去的理髮店暫時歇業，我就只能在家自己理頭。單就「剪頭髮」的時間來看，自己理髮因為環境和工具比較克難，加上技術不夠熟練，花的時間大約是在外理髮的三倍。不過如果把出門來回的移動時間也算進去的話，兩者就不相上下。就理髮品質而言，自己理髮可以處理得比較仔細。不過自己理髮要一手拿推剪、一手拿鏡子，雙手舉30分鐘實在太累，而且之後還要花時間打掃、清理工具。所以今後如果理髮店恢復營業，我還是會去捧場。

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措施雖然會要求民眾儘量不要外出，但是還是有給民眾留下喘息的空間。我雖然不能去健身房，但是至少還可以去河濱道路跑步，也可以到公園散步。不過整體而言，行動受限本身就是壓力。

東京的「緊急事態宣言」雖然解除，但是在還沒有疫苗及群體免疫的時期，疫情隨時都有可能再度擴大。不過日本大部分的民眾已經養成了防疫等級的衛生習慣，社會以及各級醫療機關也累積了處理經驗，當疫情再度擴大時，控制效率會比之前的幾個月好。

以前，和日本友人聊日本政治制度的話題，我講到了「地方政府」這個詞時，友人馬上就糾正我的用詞。友人告訴我，「政府」這個詞在日本純粹是指中央機關。日本人在談日本的地方機關時，不會說「地方政府」，而是說「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

這位友人在日本的公家機關從事文書工作，有日本中等教育的社會公民科教師資格，另外也有日語教師資格，還有從事過筆譯工作。被這樣的友人糾正，我心服口服。

我曾經問過友人：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日本人用「地方政府」這個詞？

友人的回答是「有」。不過幾乎都是用在談論外國制度。例如談中國、德國、美國的地方機關時，就有機會用到「地方政府」這個詞。

後來，我在看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的地方公共事務的消息時，媒體真的都不用「地方政府」這個詞，大家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是正式名稱的「地方公共團體」。

我在查日本的國會議事錄時，也發現日本的國會發言中，「地方政府」這個詞幾乎都是指外國的地方行政機關。少數則是在比較外國和日本的地方政策時，姑且把比較對象的名稱統一成「地方政府」。也有少數是在討論州道制構想下的地方自治政府。如果是談論現實中的日本地方公共事務時，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地方公共團體」。

另外，我自己手邊的日本國語辭典都有收錄「中央政府」這個詞條，但是卻都沒有收錄「地方政府」這個詞條。從這些工具書也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日本人用詞的習慣：「政府」是指中央。地方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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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在2020年現在，日本的都道府縣一共有47個。市町村一共有1718個（不含北海道的國境爭議地區），另外還有23個特別區。

都道府縣的行政權限幾乎相同，東京都比其他46個道府縣多管了消防、自來水、下水道（東京以外的地方是由市町村管轄）。市町村的差異主要是人口，行政權限也幾乎相同。只是町村地區的社會救濟業務可以由都道府縣負擔。如果市的規模夠大，可以升級成中核市，加管環境、社會福利、衛生業務。規模再大的話，可以升級成政令指定都市，可以有自己的都市計畫。至於特別區，目前只有東京都才有。特別區的地位和市相當，不過有一部分業務是由東京都負責。其他的道府縣如果人口夠多而且公投通過，也可以設立特別區。

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可以算是地方政府。但是日本人不會把這些地方行政機關叫作地方政府。原因恐怕是近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即使是戰後，日本的地方機關還是有很長一段期間繼續保有「政府的下層執行機關」的色彩。在2000年4月之前，日本的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是上下階級關係。都道府縣的業務當中，有八成左右是由中央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是由中央分配。市區町村的業務當中，大約也有八成是由中央或中央經由都道府縣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當然也是由中央或都道府縣分配。結果民選的都道府縣知事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交代下來的業務，民選的市區町村長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交代下來的業務。如果地方要自己推動業務，例如減輕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或是擴充社會福利措施，很容易踩到中央法令的紅線，甚至可能會和中央政府的利與權發生衝突。至於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的議會，也無權審查上層指派下來的業務，也不能修改相關預算。議會主要能做的就是監督而已。

一直到2000年4月，日本的《地方分權一括法》實施，日本政府把適合地方管理的業務權限移交給地方後，地方才得到自主性。舉例來說，以前民眾開餐廳要得到厚生省的許可，不過實施地方分權後，餐廳的營業許可是由都道府縣及一部分規模較大的都市管轄。以前自來水和下水道是由建設省管轄。地方分權後，自來水和下水道的管轄權就移交給東京都及東京都以外的市町村。地方在處理地方業務時，不再需要經過「政府」點頭。這時候地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治體」。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也不再是上下階級關係，而是分工的對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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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府首腦是來自國會多數派的議員，所以日本政府推動政策時，背後會有國會的多數派支持。不過日本的地方自治體的狀況和國政不同。日本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是由各自的選舉中選出，所以地方首長和議會多數派的理念不一定一致。地方首長在推動政策時，未必會得到議會支持。

日本的地方首長的政務任用人事就只限於副首長。在都道府縣就是副知事。在市區町村就是副市區町村長（2007年4月之前，市區町村首長的副手職銜叫「助役」）。這些副首長的人數是由各自治體的條例決定。副首長之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及以下的人員全部都是全職公務員，所以新人地方首長上任時是處於孤立狀態，一個人要指揮陌生的公務團隊非常不容易。雖然首長可以自己選任副首長來分擔業務，但是副首長的人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如果議會不同意，副首長就只能從缺，首長就很難推動自己的政策理念。

本來，日本現行地方自治制度的理想狀態是由議會根據民意訂定制度，然後讓行政單位執行。不過日本的地方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執行中央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地方議會長期偏重在監督行政，議員缺乏政策提案及立法能力。另外，地方議會因為選區設計的關係，造成當選的議員素質參差不齊。例如市町村本身是一個選舉區，有些自治體得票排行在幾十名的候選人都可能當選，比較極端的鄉下地方甚至只要有參選就能當選。政令指定都市是用區來劃分選舉區，各選舉區只有前幾名才能當選，議員的素質就相對較好，比較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環境。至於都道府縣議會的選舉區則是混合版，議會相對不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的環境。政黨政治機能不全，議員對政黨的向心力就不足。缺乏政黨約束的議員的行動比較容易走向個人利益。沒有政黨協助，議員比較不容易學習政策知識，結果造成地方議會的政策提案機能不全。目前日本很多地方議會都有這種問題，結果日本的地方政策大多是由地方首長主導。

近年，日本的一些地方首長為了順利推動政策，會自己籌組地方政黨。例如2010年大阪府知事橋下徹的大阪維新會、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的減稅日本，以及2017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都民第一會。籌組新政黨可以讓關心政策的人有學習及發展的舞台。讓新政黨進入議會，可以促進議會新陳代謝，首長也比較不用受把持地方利益的資深議員勒索，推動改革時的阻力也會比較小。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というブログを書いた２０１２年当時、総統選挙をやってたときは、
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が、ややもするとごみのようになって、そこかしこに激しく目についていたんだけど、

ことしの年初にもやっぱり総統選挙があったはずなのに、
実際には、２０１２年の後、２０１６年にもあって、そして今、
町の中にあれほどまであったものはもうすっか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よね。

これは、２０１４年の地方選挙から、各自治体が規制を始めたことが影響しているみたい。

例えば、台北市の場合は、道路や歩道橋に選挙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は、
以前は、申請なしで指定された公共の場所に置けていたけれども、
今は、そういう公共スペースには置け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って。

例えば、新北市の場合は、今は、投票前の１５日間はのぼりが置けるという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
以前は、ポスターに板に張って電柱とかに街灯にかけていたけれ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
これも、日本の感覚なら、支持者が自宅の壁に候補者ポスターを掲げることもあるのかな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台湾は集合住宅だから、自宅にポスターを張るのはなかなかないことなんだよね。

今回よく見たのは、以前と変わらぬビルの壁を使ったもののほか、ラッピングバスや大型トラックでの宣伝とかだった。
　

ただ、普通の日本人が町中で目にするもので気づくことが少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
なんか目にした張り紙が、何か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というの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よね。

以前、選挙の様子がよくわかるときに書いたものだけど、これも見てね。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　その２
台湾の選挙カー
台湾の選挙カーのアピール

2020年2月16日，我參加了京都馬拉松。

在武漢肺炎可能已經在日本蔓延的時期參加大型都市馬拉松，心裡頭難免會不安。在大會的前幾天，日本本土的武漢肺炎確診人數明顯增加，不過大會最後還是如期舉行。

京都馬拉松為了減少跑者的不安，有請求住在中國的跑者不要參加。雖然不是強制，但是多少可以降低肺炎風險。另外，大會在報到會場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

比賽當天早上，天空下著不算小的雨。一直到開跑後，雨才漸漸變小。前半段濕暖的空氣讓眼鏡上的霧氣久不消散，後半段則要面對約3公里左右濕滑的泥漿路。雖然客觀條件不算好，不過我還是跑完了全程。我自己為了降低感染風險，沿途不和觀賽民眾擊掌，也儘量不跑在路邊。經過賽道上的補給站時，只拿運動飲料和水，完全不拿大會提供的食物。因為食物被不特定的多數人觸摸過的機率太高。完賽後，大會在更衣會場入口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也算是努力保護了參賽者。這些措施不可能100%保證完美，但是對我而言，如果這樣還出狀況，那就只能認命了。

這次到京都，明顯感受到路上講中文的人變少了。就算偶爾聽到中文，也沒有強烈的「後鼻音」，而且講中文的人大多戴著綠色的口罩，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到拉麵小路吃拉麵時，也幾乎不用排隊。就某種意義而言，京都的旅遊舒適度變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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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準備京都馬拉松時，我在1月下旬在東京接觸過來自南京的中國遊客。接觸了中國遊客後，當天晚上回到家喉嚨就有點不舒服。在馬拉松大會前生病是非常危險的事，再加上喉嚨不舒服的時機實在太敏感，讓我非常不安。我能做的就只是戰戰兢兢過日子：工作時一定戴口罩、取消和朋友見面。我也暫時不去健身房，在室外練跑時也不敢「太努力」。

提心吊膽地過了兩個星期，呼吸道症狀沒有惡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事後我的同事指出：喉嚨不舒服，可能是因為那一天講了太多話。

這次武漢肺炎的問題，日本的防疫做得非常糟。日本國會當初不太關心肺炎，只關心日本首相例行賞櫻活動的費用問題。醫療行政當初則是擺出一副「只要沒去過武漢或是沒接觸過武漢的人，就不做篩檢」的態度，實質上就是放棄監控疫情。

日本的防疫出狀況，根本的原因是官僚體系機能不全。日本有很多民眾會批判官僚，很多人覺得官僚不做事。不過實情是官僚一直在做事，只是事情多到做不完。

日本雖然有優秀的文官，但是當行政業務不斷肥大化，卻沒有增加人力部署時，再怎麼優秀的人也無力把所有的業務處理好。因為人畢竟就只是人而已。如果官僚平時的業務量可以讓他們朝九晚五上下班，再多加一個肺炎防疫業務或許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有調查指出，官僚的平均「月」加班時數達到100小時。極端的繁忙期，官僚的月加班時間甚至達200小時。這次武漢肺炎問題爆發時，日本國會的通常國會會期已經開始，正是官僚們的工作繁忙期。官僚們每天都要在辦公室熬夜加班準備各種質詢資料。日本國會有兩個議院，各委員會的人數是台灣立法院委員會人數的好幾倍，議員的書面質詢量就足以壓垮官僚。在官僚們最疲於奔命的時期，肺炎問題給了他們致命的一擊。

防疫是一門大學問。日本的官僚的專業大多是法學，沒有防疫的知識。在時間、人力、睡眠不足的情況下，官僚沒有餘力去仔細調查其他先進國家的防疫措施，所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日本政府在決策時雖然會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但是日本政府找的專家學者大多是支持官僚意見的人。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官僚的業務量過重，官僚為了省麻煩，在找學者顧問時，從一開始就會找一些傾向支持官方立場的人。這樣官僚就不用花時間處理反對意見。這種草率簡化業務的結果，平均月加班時數還是高達100小時。

學者能成為政府顧問，當然會很高興。有不少學者為了保住顧問的頭銜，會努力迎合官僚。結果官僚就聽不到多方面的專業意見，視野變得狹隘。沒有防疫知識的政治家聽這些沒有防疫知識的一言堂官僚的意見來防疫，結果當然非常糟。由於這次政府本身專業不足，所以那些靠抄政府機關新聞稿維生的傳統媒體的報導品質當然也不怎麼樣。

民主法治國家的行政基礎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由民意產生。日本的官僚疲弊的本質是法律制度不符時宜造成行政機能不全。日本國民平常不關心政治，選舉時投票也不積極，讓一群月加班時數已經超過100小時的外行人處理防疫工作，這種結果也只是剛好而已。

其實日本的防疫鬆散，在武漢肺炎之前就已經有跡象。

2018年中國爆發非洲豬瘟時，日本的農林水產省有開設疫情專頁，也有在機場張貼告示。但是日本民眾大多不知道鄰國發生了非洲豬瘟。因為日本的主要媒體的報導相當消極，似乎不希望民眾得知這方面的消息。同一年，日本發生古典豬瘟時，日本媒體就報導相當積極，和非洲豬瘟的報導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日本媒體消極處理非洲豬瘟的資訊，可能是農林水產省不希望媒體積極報導，也可能是媒體本身有什麼原因不想報導。外部人無法得知真相。防疫的基礎是全民教育，日本的媒體不希望民眾得知非洲豬瘟的消息，一般日本民眾也沒有這方面的危機意識，這就是防疫機能不全。

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日本國會在1月28日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翌日，有媒體專訪了一名曾經在WHO及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任職、而且參加過流感防疫工作的醫師學者。這名醫師學者的意見非常樂觀，認為WHO沒有發布緊急宣言非常妥當，甚至認為日本國會不該急著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這名醫師學者還上了電視為厚生勞働省的政策辯護，顯然受到官方信任。用樂觀論安撫民眾或許是出於善意，但是樂觀論如果沒有明確的立論根據，實質上就形同個人膚淺的感覺，民眾還是會不安。

其實在日本的網路上也不難發現其他盲信WHO的意見的醫師。而且盲信的理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WHO和中國有利益關係，所以願意相信WHO」，實質上是醫師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科學判斷完全變質成「個人信仰」。這樣的人在日本似乎並不少。

相較之下，日本感染症學會的態度就比較慎重。日本感染症學會發表的聲明，是根據現實狀況告知民眾武漢肺炎的現狀，然後說明今後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民眾該留意的地方。和厚生勞働省搖擺的姿勢相當不同。

日本罹患武漢肺炎的人數增加後，民眾開始緊張，樂觀論者的聲音變小了，國會議員終於開始了解事態重大，而日本政府的防疫工作也開始修正。本來肺炎篩檢工作是由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負責，一天只能篩檢幾百件。這個背景是厚生勞働省當初錯估形勢外加想要顯示自己部門的價值，所以就把篩檢工作包給自己的直屬機關。今後肺炎篩檢會委託給外部，檢驗效率會大幅提升。日本要根除武漢肺炎並不容易，但是這次的失敗經驗多少會讓日本政府重新思考國家的防疫機制。

至於行政體系疲弊，已經是多年的問題。由於近年來日本的工作觀改變，大家開始重視私人生活。有些中堅官僚覺得留在中央官界賣肝得不到成就感，過得也不快樂，於是就辭職改行。年輕的官僚則有透過網路告知世人日本的行政深刻疲弊的問題，以及他們的無力感。如果日本沒有改革行政人力體系，日本的官界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

以前在日本讀大學時，班上的日本人同學曾經問我：在日本有遇過什麼文化衝擊嗎？

這個問題讓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到日本留學時並沒有覺得不適應，而且我在留學之前做過很多功課。每天看日本台的節目、也有看日本的雜誌、漫畫、動畫，也有玩日本的電玩等。而且這些事在留學前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我還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過。

日本同學的問題讓我困惑，不過這個問題讓我稍微了解日本人的狀況：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日本。也不太了解外國人。

從別人的狀況也可以了解的自己。我自己以前在台灣讀大學時，也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台灣，也不了解班上的僑生。所以我沒有資格批評日本的學生。

日本同學問我這個問題，是為了製作資料。他想在資料中加一點趣味性，所以就來訪問留學生的我。我雖然一時答不出來，不過為了不讓他空手而歸，我馬上開始思考怎麼給他「梗」。

我當然可以隨便編一些假答案應付對方，但是如果日本同學信以為真，會影響到今後他們對外國人的觀感，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我日後的人際關係發展。這種牽涉到信用問題的事情，我不敢亂來。

結果我想到的答案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這個答案或許不算有趣，但是這是誠實的回答。

從對話氣氛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到我的回答和日本同學的期待有一段落差。不過至少我讓他有「梗」可以用了。

或許那位同學當初期待我會講出「不敢吃生魚片」、「不敢吃納豆」、「不敢去公共澡堂」、「進入室內不知道要脫鞋」之類的答案。這些「日本人期待的答案」也不是我隨便說的。我後來遇過的一些日本人真的覺得外國人「應該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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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電視、漫畫、雜誌、電玩看過不少日本人的名字。剛開始，我覺得日本人的名字有點古怪，但是至少是我看得懂的文字。看久了之後也就習慣了。後來學了日文之後，才知道日本人的名字的「字」雖然不難，但是「音」卻不單純。

我剛到日本留學時，接觸的日本人就只是語言學校的老師。語言學校的老師在自我介紹時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所以我不會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但是當我進入日本的大學後，狀況就不同了。在大學裡，老師和班上同學在自我介紹時，大多不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如果手邊沒有名單資料，自我介紹就是考驗日語聽力的時刻。大部分的日本人的姓都不是我以前用的日語教材中出現過的「田中」或「木村」，所以聽日本人介紹名字時，實質上是在聽一段陌生的音節組合。這和聽意義不明的咒文的感覺差不多。而且每個人都只念一次而已，不會複誦。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儘管每次在這種場合我都會做筆記，但是「那一小段特異的聲音」往往超越了我的大腦的語言處理能力。

其實記外國人的名字本來就不容易，因為外國人的名字背後有外國的語言文化背景，不能用我自己的母語感覺思考。只是我在進入日本的大學之之前，遇到的日本人不多，看到的日本人的名字也都是我認識的字，所以完全沒有「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但是實際開始很多日本人相處時，「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就變得非常強烈。

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日語功力不足，再加上聽過的人名不多，所以不習慣。不過在日本住了超過十年，而且從各種管道見識過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之後，我還是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

我在參加一些講習會時，常常有小組討論的場面。小組討論時，成員要先自我介紹，我在這些場面還是很難記住同組的人的名字。因為大家在自我介紹時，名字只會講一次，而且大家的語氣平淡，不會刻意把名字「說清楚」，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每次我想做筆記，「名字」的那一段「陌生的聲音組合」就是很難辨識清楚。

後來我向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日本友人告訴我：同樣的狀況下日本人也記不住其他日本人的名字。普通人本來就很難記得住「只聽過一次的專有名詞」。更何況日本有很多稀少姓氏，這些人在自我介紹時如果只是草草帶過，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記得住。

現在日本的很多講習會都會安排小組討論的時間。每次去參加這種講習會時，我都會隱約感受到日本人很討厭這種要發表意見的小組討論活動。由於大家心裡頭有排斥感，所以自我介紹就流於形式。大家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期待或是不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只有我太認真，才會太在意這種問題。

日本人如果真的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會拿出名片。名片恐怕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前提下的社交救濟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