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武漢肺炎防疫表現並沒有台灣出色。疫情發生初期，日本的對應有很多問題。例如錯失防疫先機、專家的防疫呼籲避重就輕、感染篩檢要件過苛等。現在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雖然解除，但是東京的感染人數又有回升的趨勢。

可能有些台灣人想知道：日本為什麼會這樣？

其實從過去日本政府處理災害的狀況來看，一點也不奇怪。從1995年的阪神淡路大震災、2011年的東日本大震災，到2020年的武漢肺炎，日本政府的初期對應一直都是荒腔走板。以前體驗過大災害的日本人恐怕都不會覺得意外。

儘管日本的初期對應相當糟，但是日本還是日本，日本民眾還是要過日子，不能因噎廢食。日本的對應雖然有問題，但是很多問題之後都有修正，所以日本的防疫狀況已經比當初改善很多了。日本一直都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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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日本的防疫對應相當糟，是因為相關法令制度不周全，醫療衛生行政的相關專業不足。在沒有法源的情況下，日本首相曾經公開呼籲各級學校儘可能在3月初停課，但是立刻就遭到各方批判。批判的人主張日本是法治國家，日本法律沒有規定首相可以公開呼籲學校停課。這些批判當然帶有見縫插針的政治鬥爭成分，因為批判的人沒有提出正確的處理方式或代替方案。由於支持停課呼籲的人沒有理由要特別出聲，所以日本媒體就只有反對意見可以報導，讓人有一種「大家反對」的錯覺。從這裡也可以看出，現實中的日本首相並不是想做什麼就能做什麼。政黨內外、官僚和專家、媒體、民意等都可以牽制首相。這和日本左派努力塑造的「獨裁強人」的假想敵形象相當不同。其實從近代日本歷史來看，日本並沒有出現過「獨裁強人」政治。

日本是在「停課呼籲」的兩週後，才終於有法律能針對武漢肺炎發布緊急事態宣言。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管制物資和醫療方面有強制性，但是對民眾行動的約束力相當有限。既無法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禁止民間商業活動。政府就只能呼籲民眾自制而已。在這種無法強制禁止民眾外出也無法讓民間停業的緊急狀態下，真正支配日本的是人的「自保」本能。民眾為了自保，會設法取得口罩，並減少外出。企業組織為了自保，會儘可能讓成員遠距離工作。店家為了自保，會在櫃檯或收銀機附近加裝透明隔膜。餐廳為了自保，會推出外帶服務，或是在座位之間加設隔板。日本人這麼做，並不是服從政府，而是為了自保。只是日本政府的呼籲內容和民眾的自保行動的利害一致而已。

在疫情發生初期，一般民眾要發燒4天才能篩檢。專家在電視上向民眾呼籲「發燒時要待在家裡」，但是卻沒有提到「家人該怎麼自保」。東京的住宅空間相當小，有不少民眾無法分出房間隔離有疑似症狀的家人。實質上這是專家自己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所以就含糊其辭。日本民眾當然也知道專家在避重就輕，結果大家能做的也就是小心翼翼地行動。幸運的是，日本的家族間感染並沒有讓疫情失控。之後，日本各自治體設法確保了輕症患者的隔離設施，日本政府也廢除了「發燒4天」的篩檢要件。

日本的篩檢量明顯不如鄰國的韓國，讓不少民眾覺得日本無心防疫。但是現實中，日本各地篩檢出的陽性比率並不高，這表示醫療現場有儘可能擴大篩檢母群體，而結果證明實際感染的人數比民眾想像得少很多。這也代表日本並沒有把有限的醫療能量耗費在非感染者身上。

日本會去追查曾經和感染者接觸過的人，但是沒有像台灣那麼嚴格地管理有疑慮的人。有些人認為這是防疫漏洞，可能會讓疫情失控。但是日本的疫情最後也沒有因此失控，這表示日本的回溯追查工作有發揮效果。

我自己在2月的時候，對日本的防疫措施感到相當不安。不過之後日本政府和各個地方自治體一直改善防疫措施，5月的黃金週過後，東京出院的人越來越多，醫療體系回避了崩潰危機，日本撐過了第一波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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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第一波疫情是在社會防疫技術和準備不足下發生，但是日本還是撐過了。隨著日本的防疫措施的整備及修正，之後第二波疫情的規模就比較不太可能像第一波那麼大。

儘管如此，還是會有民眾不安。這是因為每個人的資訊能力及想像力不同。一般人可以從生活周遭的各種現象得知社會防疫措施不斷在進化。例如戴口罩的人明顯變多，買東西的時候櫃檯有加裝透明隔膜等。但是資訊停滯的人，可能會過度低估他人的衛生常識，也可能會以為日本的防疫措施一直停留在1、2月當時的狀況，無法想像現實社會其實會不斷改良做事的方法。

其實日本大部分的民眾都有一定的衛生習慣。日本社會並不排斥戴口罩，而且日本民眾從小就知道洗手的重要性。疫情發生後，戴口罩及洗手的衛生宣導對日本民眾而言只是老調重彈而已。日本人並不是在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才開始戴口罩和洗手，而是在1月就已經比過去更徹底地實踐這些衛生習慣。只是當時有不少民眾買不到口罩而已。早在1月的時候，日本網路上就有人在談論公共場所的門把或扶手、電梯的按鈕、公車和電車的吊環、購物時的現金等的衛生問題。

日本的網路媒體J-CAST曾經做過關於公車和電車吊環的調查。2019年12月到2020年5月中旬的調查顯示，大約三成的日本人搭車時不想抓吊環。三成的數據看似不多，不過這個調查在疫情發生前就已經開始，而且還包含感染人數零星的地方都市。之後，2020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的調查顯示，大約有六成的日本人不想抓吊環，這些不想抓吊環的人當中，有2/3的人是在疫情發生後開始不想抓吊環。至於會抓吊環的人當然也知道有感染風險，這些人回避風險的方法是下車後洗手。

疾病沒有根除也是民眾不安的原因之一。疾病沒有根除是事實，甚至可能無法根除，所以今後人們必須要設法適應這種環境，但是也沒有到絕望的地步。當日本壓住第一波疫情時，最嚴重的東京地區還有99.95%以上的民眾沒有被感染。今後的第二波、第三波的感染人數可能會比第一波少。結果東京沒有受到感染的人還是佔了極大多數。

從機率來看，如果家人或室友沒有受到感染，一般人在生活中很難和感染者發生濃厚接觸。走在東京街頭，或許會遇到帶病者，但是這些帶病者往往是大家不認識的陌生人，一般人也沒有理由去直接觸摸這些陌生人，或是直接接受陌生人噴出的飛沫。感染的高風險群主要是從事醫療、看護工作的人，或是一些在社交場面中欲望凌駕理性、興奮忘我的人，以及因為某些原因不得不和這些人接觸的人。

即使是處處留心、重視衛生的人，如果運氣相當不好，也可能會受到感染，只是機率很低而已。我自己就時常提醒自己：世界上沒有「絕對」的安全。我不會放棄追求安全，但是人不論再怎麼小心，安全還是有限度，還是不可能達到「零風險」。今後我的人生當然也免不了遭遇各種意外，重要的是在意外發生時要能及時調適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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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在2020年5月25日完全解除。宣言解除後的翌日，東京很多店家開始恢復營業。東京的街頭雖然變得比較熱鬧，但是從各個店家的營業方式，還是可以感受到疫情下的緊張。

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意義並不是回歸疫情發生前的日常。「緊急事態宣言」只是防疫中的一個階段，這個階段過後，防疫還是依然在繼續進行。日本政府的目標是讓日本社會在8月進入「新型態生活」，宣言解除後的兩個多月就是社會的轉型期。

日本的「新型態生活」，具體而言就是民眾平時多洗手洗臉、多戴口罩、儘可能和他人保持距離。職場儘可能推動彈性工時或遠距離工作。店家則要儘可能讓客人能保持距離消費。日本政府也有對「新型態生活」的移行期間設定目標和時間表。

※「新型態生活」移行期間的概略內容：
5月25日：緊急事態宣言解除。民眾避免跨縣移動。有限度解禁演唱會及展覽會。
6月1日：最後解除緊急事態宣言的5都道縣的民眾繼續避免跨縣移動。有防疫措施的健身房及KTV可恢復營業。
6月19日：跨縣移動解禁。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職業運動解禁（無現場觀眾）。
7月10日：有限度鬆綁演唱會及展覽會的人數。有限度解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
8月1日：「新型態生活」開始。有限度鬆綁職業運動現場觀戰的人數。

我自己有實際感受到日本社會在移行期間的變化。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的第一個週末，我到御徒町逛百貨公司。百貨公司在入口加設了紅外線攝影機，也有分離進場和出場的動線。民眾入店時要戴口罩，而且雙手要先讓百貨公司的員工噴酒精消毒液。幾週後，百貨公司緩和了入店管制。我常去的健身房在6月1日恢復營業。健身房在門口放了酒精消毒液和體溫計，並規定所有入場的人都要戴口罩，而且使用時間限1個小時。之後，健身房開始公布每天每個時段的使用人數，讓會員能避開人多的時段。我一直有在關注的日本職棒球季則在6月19日開打，在7月10日開放觀眾入場，這也是參考「新型態生活」的設定目標。

日本社會要完全進入「新型態生活」並不容易。舉例來說，東京上班尖峰時段的電車車廂在6月的第四週左右已經漸漸恢復到過去的擁擠狀態，乘客之間很難保持距離。如果疫情發生變化，社會進入「新型態生活」的步調當然也要修正。

就某種意義而言，防疫就像是馬拉松比賽。日本的基礎體能並不差，只是對比賽研究不足，加上起跑不順利，然後途中還發生過讓人冷汗直流的驚險狀況。不過日本並沒有因為馬拉松起跑時落後，就莽撞地燃燒生命，用百米速度暴衝來補救。而是謹慎地根據自己的能力調整步調，不讓自己爆掉。現在調整的步調的方式比起跑當時好了很多。今後漫長的防疫之路當然還是可能出現各種變化和危機，不過至少日本已經逐漸適應這場持久戰了。

2020年5月25日，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完全解除。日本全國暫時回歸非緊急狀態。不過現實中，大部分的民眾還是戰戰兢兢，只是沒有當初那麼緊繃了。

這幾個月間記錄的自己生活周遭的大小事，多少反映了疫情下的東京生活的變化。

1月中旬：
日本已經有民眾開始擔心疫情，日本政府也有留意疫情，但是日本國會在首相的賞櫻活動費用問題上空轉。

1月下旬前半：
我收到東京觀光志工組織發布的留意疫情的通知。

1月29日晚上，有中國遊客在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物色口罩。
我住的地方是相當平凡的住宅區。中國遊客會到日本的住宅區的藥妝店找口罩，恐怕是商業區的藥妝店的口罩開始缺貨，所以就搜到住宅區了。

1月31日晚上，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的口罩完全消失。
這一天，我到藥妝店買生活用品時，口罩的貨架已經沒有東西了。店家貼出了告示牌：禁止大量購買口罩，也禁止一天之內多次購買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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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日，日本正式把武漢肺炎列入「指定感染症」。

2月上旬前半：
職場向廠商訂購口罩。我順便要求職場提供酒精消毒液。

2月上旬後半：
東京的中國遊客幾乎消失，但是還是有不少台灣遊客。

2月14日～2月17日：
赴京都參加馬拉松。京都的中國遊客也幾乎消失，不過還是有不少台灣遊客。

2月20日，由於疫情動向難料，我決定取消3月初回台探親的行程。

2月下旬：
東京的台灣遊客幾乎消失，歐美和東南亞遊客明顯減少。外籍遊客當中，泰國遊客還有一定的人數。

2月27日，日本首相呼籲各級學校儘可能在3月初停課。
同一天，日本各地的衛生紙開始缺貨。我自己平常會儲備12捲衛生紙。每當儲備的衛生紙即將開封時，我就會去買新的12捲衛生紙。這一天，正好是該買新的衛生紙的時期。我下班後到自家附近的藥妝店，發現衛生紙架區完全空了。回家途中查了一下網路，才知道這一天日本出現了衛生紙產量可能減少的謠言。

2月28日，東京的部分自治體配合日本首相的防疫呼籲，關閉部分公共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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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上旬：
各個學校開始停課，東京的電車車廂內的乘客減少。

3月中旬：
觀光服務檯閒散，每天只有二三十名遊客來索取資料（本來每年這個時期即將進入櫻花花季，會漸漸開始繁忙，一天應該會有一兩百名遊客來諮詢）。上班時，多次看到有路過民眾身上掛了「看起來像識別證」的東西。上網一查，才知道這是泡了漂白水的「香包」。業者宣稱這種東西掛在身上可以防病毒。其實這種東西防不了病毒，純粹是針對人性弱點的詐欺商品。

3月20日～3月22日：
三天連假。我趁外國遊客消失的時期到淺草和上野賞櫻及購物。這三天雖然天天出門賞櫻購物，但是我並沒有鬆懈。只要有摸過東西，我就一定會找地方洗手。這三天我全部在外用餐。雖然出遊的人多，但是由於用餐時間設定得宜，我沒有遇到擁擠的情況。

3月25日，東京都知事呼籲外出自制及在家工作。
東京都知事呼籲之後，一部分企業開始推動員工在家工作。東京的電車車廂內的乘客明顯減少。

3月最後的週末：
配合東京都知事的外出自制呼籲，東京出門的民眾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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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噴霧器開始缺貨。
很多店家和公司需要噴灑消毒液的容器，所以購物網站的噴霧器缺貨。我自己是因為想要買打掃用的噴水工具，有留意購物網站噴霧器的價格動向，所以偶然發現這件事。大約過了將近一個月，缺貨狀況才漸漸改善。

4月7日晚上，日本首相對7都府縣發布「緊急事態宣言」。
同一天晚上，我家附近的藥妝店的貨架上終於出現衛生紙。其實早在這之前，東京很多地方已經可以買得到衛生紙，只是供貨區域不夠全面。當時網路上還是可以看到有人陷入衛生紙危機。我家附近的藥妝店就缺貨將近40天。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很多公司開始讓員工在家上班，也有一些業界暫時歇業，再加上各級學校已經在三月停課，東京的人流降低。

我家附近的車站的通勤尖峰時段電車擁擠度可以排到東京前五名內。疫情發生前，上班尖峰時段車廂內的乘客會被擠到無法動彈。下午五點到晚上十點，每班往郊外方向的電車也都相當擠。「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通勤尖峰時段車廂內的乘客少了很多，甚至偶爾還有零星的空位。至於下班時間，由於餐廳只營業到晚上八點，甚至有些店家只提供外帶，下班的民眾晚上沒地方去，所以晚上八點過後的電車車廂變得非常空，乘客可以彼此保持距離坐下。

以前我早上到荒川跑步時，在河濱道路偶爾會遇到跑者和自行車騎士。「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在荒川河濱道路散步的人明顯增加，而且不乏青少年。這是因為學生停課、很多民眾不用去職場，結果大家就到河濱地帶「放風」。

距離我家大約2公里的地方，有個郊外型的大賣場超市。以前我在沒有排到班的平日，會在上午超市開門的時間進場購物。我選平日購物，是因為平日購物的民眾比較少，比較沒有壓迫感。選擇開門時間進場，是因為這個時段客人更少，結帳時幾乎不用排隊。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我的「平日上午開店時」的輕鬆購物理論完全破滅。超市就像小鋼珠店一樣，開門之前民眾已經在外面大排長龍。原因也是一堆人在家沒事，而且觀光、娛樂設施幾乎都暫停營業，民眾無處可去，結果上超市購物就變成民眾的休閒活動。

為了回避超市人潮，我曾經試過在晚上離超市關店前一個小時入場。這個時段入場的確不用和別人擠，但是很多東西都賣光了。

4月16日，「緊急事態宣言」範圍擴大到日本全國。

4月23日，東京都知事呼籲民眾三天購物一次，來減輕超市和賣場的人潮壓力。
東京都知事的呼籲或許多少有效果，但是超市的購物民眾依然比疫情發生之前多。

4月25日～4月27日，網路攻擊異常增加（原因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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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黃金週結束後：
黃金週過後，「緊急事態宣言」並沒有立刻解除，不過日本社會已經出現預期解除的心態。東京的通勤電車的乘客雖然漸漸增加，但是乘客之間還是可以保持「不接觸」的狀態。

5月13日，收到日本政府發的迷你口罩。

5月14日～5月25日，日本分批解除「緊急事態宣言」。

東京的「緊急事態宣言」解除後，超市的購物民眾依然比疫情發生之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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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發生當初，東京在1月底就已經很難買到口罩了。如果要買口罩，必須一大早到藥妝店門口排隊。結果能買到口罩的都是有閒人。本來我家並沒有特別儲備口罩，不過去年我得過流感，有買一大盒口罩備用。武漢肺炎疫情發生時，我的口罩庫存還夠用，所以我並沒有為口罩的事情著急。2月上旬，職場從廠商那裡買到口罩，而且至少可用4個月。之後，日本友人又送我三個手工自製的布口罩。自己不用特別去買口罩，算是相當幸運。至於日本政府提供的迷你口罩，我把它定位成「真的沒有其他口罩可用時的最後防線」。目前日本大部分的民眾都已經有口罩可用。東京的阿美橫丁甚至快變成口罩批發街了。不在乎口罩來源的人可以在阿美橫丁買到比疫情發生前還便宜的盒裝口罩。

我住的地區雖然平凡，但是有不少不錯的美食店。這些美食店提供的並不是「平凡而好吃」的食物，而是花了很多心思研發的真功夫美食。拜這些美食店之賜，我變得非常挑嘴。其中我比較常去的美食店有三間：武藏系傳人開的拉麵店、日本人烹飪烘焙老師開的越南咖啡廳，以及一間尼泊爾人開的咖哩店。3月下旬東京都知事呼籲民眾外出自制時，拉麵店就開始減少店內座椅，然後提供外帶服務。越南咖啡廳和尼泊爾料理店則是停止店內用餐服務，只提供外帶。由於我很不希望這些店家陷入困境，所以我比以前更常去這些店捧場，買他們的外帶餐點。由於這些店家本身有實力，所以在非常時期相當善戰。其中越南咖啡廳的生意似乎比疫情之前好，準備的食物常常提前賣光。

另一方面，在我的生活徒步圈外的美食，我就只能克制了。以前我每一兩個星期會去吃一次迴轉壽司，每一兩個月會去吃一次燒肉或涮涮鍋等。這些店都在我的生活徒步圈外。疫情發生後，就防疫安全以及良心的角度，我都不該去。超過三個月沒吃迴轉壽司，痛苦超出我的想像。

超過兩個月沒有在外用餐，其實也是一種壓力。外出用餐的意義，並不是單純的吃東西，也是一種在餐廳特別為客人準備的「特異空間」中讓精神放鬆的行為。不能外出用餐，等同少了一種讓精神放鬆的紓壓管道。

「緊急事態宣言」對我的日常生活的另一個影響是理髮問題。以前我大約每三到四週會去理一次髮。「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後，我常去的理髮店暫時歇業，我就只能在家自己理頭。單就「剪頭髮」的時間來看，自己理髮因為環境和工具比較克難，加上技術不夠熟練，花的時間大約是在外理髮的三倍。不過如果把出門來回的移動時間也算進去的話，兩者就不相上下。就理髮品質而言，自己理髮可以處理得比較仔細。不過自己理髮要一手拿推剪、一手拿鏡子，雙手舉30分鐘實在太累，而且之後還要花時間打掃、清理工具。所以今後如果理髮店恢復營業，我還是會去捧場。

日本的「緊急事態宣言」措施雖然會要求民眾儘量不要外出，但是還是有給民眾留下喘息的空間。我雖然不能去健身房，但是至少還可以去河濱道路跑步，也可以到公園散步。不過整體而言，行動受限本身就是壓力。

東京的「緊急事態宣言」雖然解除，但是在還沒有疫苗及群體免疫的時期，疫情隨時都有可能再度擴大。不過日本大部分的民眾已經養成了防疫等級的衛生習慣，社會以及各級醫療機關也累積了處理經驗，當疫情再度擴大時，控制效率會比之前的幾個月好。

以前，和日本友人聊日本政治制度的話題，我講到了「地方政府」這個詞時，友人馬上就糾正我的用詞。友人告訴我，「政府」這個詞在日本純粹是指中央機關。日本人在談日本的地方機關時，不會說「地方政府」，而是說「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

這位友人在日本的公家機關從事文書工作，有日本中等教育的社會公民科教師資格，另外也有日語教師資格，還有從事過筆譯工作。被這樣的友人糾正，我心服口服。

我曾經問過友人：有沒有看過或聽過日本人用「地方政府」這個詞？

友人的回答是「有」。不過幾乎都是用在談論外國制度。例如談中國、德國、美國的地方機關時，就有機會用到「地方政府」這個詞。

後來，我在看日本媒體報導日本的地方公共事務的消息時，媒體真的都不用「地方政府」這個詞，大家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是正式名稱的「地方公共團體」。

我在查日本的國會議事錄時，也發現日本的國會發言中，「地方政府」這個詞幾乎都是指外國的地方行政機關。少數則是在比較外國和日本的地方政策時，姑且把比較對象的名稱統一成「地方政府」。也有少數是在討論州道制構想下的地方自治政府。如果是談論現實中的日本地方公共事務時，都是用「地方自治體」或「自治體」或「地方公共團體」。

另外，我自己手邊的日本國語辭典都有收錄「中央政府」這個詞條，但是卻都沒有收錄「地方政府」這個詞條。從這些工具書也可以反映出過去幾十年間日本人用詞的習慣：「政府」是指中央。地方不是「政府」，而是「地方公共團體」或「地方自治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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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地方自治體包括「都道府縣」及「市區町村」。都道府縣是大範圍的地方行政區。市區町村則是小範圍的行政區。在2020年現在，日本的都道府縣一共有47個。市町村一共有1718個（不含北海道的國境爭議地區），另外還有23個特別區。

都道府縣的行政權限幾乎相同，東京都比其他46個道府縣多管了消防、自來水、下水道（東京以外的地方是由市町村管轄）。市町村的差異主要是人口，行政權限也幾乎相同。只是町村地區的社會救濟業務可以由都道府縣負擔。如果市的規模夠大，可以升級成中核市，加管環境、社會福利、衛生業務。規模再大的話，可以升級成政令指定都市，可以有自己的都市計畫。至於特別區，目前只有東京都才有。特別區的地位和市相當，不過有一部分業務是由東京都負責。其他的道府縣如果人口夠多而且公投通過，也可以設立特別區。

就台灣人的感覺來看，日本的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可以算是地方政府。但是日本人不會把這些地方行政機關叫作地方政府。原因恐怕是近代日本是中央集權國家。過去日本的地方機關主要的工作是推動「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本身沒有自主性。既不能下決定，也不能裁量，實質上就只是「政府」的下層業務執行機關。這種沒有自主性的業務機關實在很難叫「政府」。

即使是戰後，日本的地方機關還是有很長一段期間繼續保有「政府的下層執行機關」的色彩。在2000年4月之前，日本的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是上下階級關係。都道府縣的業務當中，有八成左右是由中央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是由中央分配。市區町村的業務當中，大約也有八成是由中央或中央經由都道府縣指示。這些業務的預算當然也是由中央或都道府縣分配。結果民選的都道府縣知事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交代下來的業務，民選的市區町村長的工作主要是執行大臣或都道府縣知事交代下來的業務。如果地方要自己推動業務，例如減輕民眾的醫療費用負擔，或是擴充社會福利措施，很容易踩到中央法令的紅線，甚至可能會和中央政府的利與權發生衝突。至於都道府縣和市區町村的議會，也無權審查上層指派下來的業務，也不能修改相關預算。議會主要能做的就是監督而已。

一直到2000年4月，日本的《地方分權一括法》實施，日本政府把適合地方管理的業務權限移交給地方後，地方才得到自主性。舉例來說，以前民眾開餐廳要得到厚生省的許可，不過實施地方分權後，餐廳的營業許可是由都道府縣及一部分規模較大的都市管轄。以前自來水和下水道是由建設省管轄。地方分權後，自來水和下水道的管轄權就移交給東京都及東京都以外的市町村。地方在處理地方業務時，不再需要經過「政府」點頭。這時候地方才成為名符其實的「自治體」。中央、都道府縣、市區町村也不再是上下階級關係，而是分工的對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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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政府首腦是來自國會多數派的議員，所以日本政府推動政策時，背後會有國會的多數派支持。不過日本的地方自治體的狀況和國政不同。日本的地方首長和地方議員是由各自的選舉中選出，所以地方首長和議會多數派的理念不一定一致。地方首長在推動政策時，未必會得到議會支持。

日本的地方首長的政務任用人事就只限於副首長。在都道府縣就是副知事。在市區町村就是副市區町村長（2007年4月之前，市區町村首長的副手職銜叫「助役」）。這些副首長的人數是由各自治體的條例決定。副首長之下的一級單位主管及以下的人員全部都是全職公務員，所以新人地方首長上任時是處於孤立狀態，一個人要指揮陌生的公務團隊非常不容易。雖然首長可以自己選任副首長來分擔業務，但是副首長的人事必須經過議會同意。如果議會不同意，副首長就只能從缺，首長就很難推動自己的政策理念。

本來，日本現行地方自治制度的理想狀態是由議會根據民意訂定制度，然後讓行政單位執行。不過日本的地方有很長的一段期間是執行中央政府交代下來的業務，地方議會長期偏重在監督行政，議員缺乏政策提案及立法能力。另外，地方議會因為選區設計的關係，造成當選的議員素質參差不齊。例如市町村本身是一個選舉區，有些自治體得票排行在幾十名的候選人都可能當選，比較極端的鄉下地方甚至只要有參選就能當選。政令指定都市是用區來劃分選舉區，各選舉區只有前幾名才能當選，議員的素質就相對較好，比較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環境。至於都道府縣議會的選舉區則是混合版，議會相對不容易形成政黨政治的環境。政黨政治機能不全，議員對政黨的向心力就不足。缺乏政黨約束的議員的行動比較容易走向個人利益。沒有政黨協助，議員比較不容易學習政策知識，結果造成地方議會的政策提案機能不全。目前日本很多地方議會都有這種問題，結果日本的地方政策大多是由地方首長主導。

近年，日本的一些地方首長為了順利推動政策，會自己籌組地方政黨。例如2010年大阪府知事橋下徹的大阪維新會、名古屋市長河村隆之的減稅日本，以及2017年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的都民第一會。籌組新政黨可以讓關心政策的人有學習及發展的舞台。讓新政黨進入議會，可以促進議會新陳代謝，首長也比較不用受把持地方利益的資深議員勒索，推動改革時的阻力也會比較小。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というブログを書いた２０１２年当時、総統選挙をやってたときは、
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が、ややもするとごみのようになって、そこかしこに激しく目についていたんだけど、

ことしの年初にもやっぱり総統選挙があったはずなのに、
実際には、２０１２年の後、２０１６年にもあって、そして今、
町の中にあれほどまであったものはもうすっかり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よね。

これは、２０１４年の地方選挙から、各自治体が規制を始めたことが影響しているみたい。

例えば、台北市の場合は、道路や歩道橋に選挙ポスターやのぼりは、
以前は、申請なしで指定された公共の場所に置けていたけれども、
今は、そういう公共スペースには置けなくなっているんだって。

例えば、新北市の場合は、今は、投票前の１５日間はのぼりが置けるというルールになっている。
以前は、ポスターに板に張って電柱とかに街灯にかけていたけれども、そういうことはできなくなっている。
これも、日本の感覚なら、支持者が自宅の壁に候補者ポスターを掲げることもあるのかなと思うかもしれないけど、
台湾は集合住宅だから、自宅にポスターを張るのはなかなかないことなんだよね。

今回よく見たのは、以前と変わらぬビルの壁を使ったもののほか、ラッピングバスや大型トラックでの宣伝とかだった。
　

ただ、普通の日本人が町中で目にするもので気づくことが少なくな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あって、
なんか目にした張り紙が、何かを意味するものであることというのはあるのかもしれないんだよね。

以前、選挙の様子がよくわかるときに書いたものだけど、これも見てね。
台湾の選挙運動の宣伝材料　その２
台湾の選挙カー
台湾の選挙カーのアピール

2020年2月16日，我參加了京都馬拉松。

在武漢肺炎可能已經在日本蔓延的時期參加大型都市馬拉松，心裡頭難免會不安。在大會的前幾天，日本本土的武漢肺炎確診人數明顯增加，不過大會最後還是如期舉行。

京都馬拉松為了減少跑者的不安，有請求住在中國的跑者不要參加。雖然不是強制，但是多少可以降低肺炎風險。另外，大會在報到會場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

比賽當天早上，天空下著不算小的雨。一直到開跑後，雨才漸漸變小。前半段濕暖的空氣讓眼鏡上的霧氣久不消散，後半段則要面對約3公里左右濕滑的泥漿路。雖然客觀條件不算好，不過我還是跑完了全程。我自己為了降低感染風險，沿途不和觀賽民眾擊掌，也儘量不跑在路邊。經過賽道上的補給站時，只拿運動飲料和水，完全不拿大會提供的食物。因為食物被不特定的多數人觸摸過的機率太高。完賽後，大會在更衣會場入口也有提供口罩和酒精消毒液，也算是努力保護了參賽者。這些措施不可能100%保證完美，但是對我而言，如果這樣還出狀況，那就只能認命了。

這次到京都，明顯感受到路上講中文的人變少了。就算偶爾聽到中文，也沒有強烈的「後鼻音」，而且講中文的人大多戴著綠色的口罩，有一種莫名的親近感。到拉麵小路吃拉麵時，也幾乎不用排隊。就某種意義而言，京都的旅遊舒適度變高了。

◆◆◆

這次準備京都馬拉松時，我在1月下旬在東京接觸過來自南京的中國遊客。接觸了中國遊客後，當天晚上回到家喉嚨就有點不舒服。在馬拉松大會前生病是非常危險的事，再加上喉嚨不舒服的時機實在太敏感，讓我非常不安。我能做的就只是戰戰兢兢過日子：工作時一定戴口罩、取消和朋友見面。我也暫時不去健身房，在室外練跑時也不敢「太努力」。

提心吊膽地過了兩個星期，呼吸道症狀沒有惡化，才終於鬆了一口氣。事後我的同事指出：喉嚨不舒服，可能是因為那一天講了太多話。

這次武漢肺炎的問題，日本的防疫做得非常糟。日本國會當初不太關心肺炎，只關心日本首相例行賞櫻活動的費用問題。醫療行政當初則是擺出一副「只要沒去過武漢或是沒接觸過武漢的人，就不做篩檢」的態度，實質上就是放棄監控疫情。

日本的防疫出狀況，根本的原因是官僚體系機能不全。日本有很多民眾會批判官僚，很多人覺得官僚不做事。不過實情是官僚一直在做事，只是事情多到做不完。

日本雖然有優秀的文官，但是當行政業務不斷肥大化，卻沒有增加人力部署時，再怎麼優秀的人也無力把所有的業務處理好。因為人畢竟就只是人而已。如果官僚平時的業務量可以讓他們朝九晚五上下班，再多加一個肺炎防疫業務或許不是什麼大問題。不過有調查指出，官僚的平均「月」加班時數達到100小時。極端的繁忙期，官僚的月加班時間甚至達200小時。這次武漢肺炎問題爆發時，日本國會的通常國會會期已經開始，正是官僚們的工作繁忙期。官僚們每天都要在辦公室熬夜加班準備各種質詢資料。日本國會有兩個議院，各委員會的人數是台灣立法院委員會人數的好幾倍，議員的書面質詢量就足以壓垮官僚。在官僚們最疲於奔命的時期，肺炎問題給了他們致命的一擊。

防疫是一門大學問。日本的官僚的專業大多是法學，沒有防疫的知識。在時間、人力、睡眠不足的情況下，官僚沒有餘力去仔細調查其他先進國家的防疫措施，所以只能走一步算一步。日本政府在決策時雖然會徵詢專家學者的意見，但是日本政府找的專家學者大多是支持官僚意見的人。這是因為長久以來官僚的業務量過重，官僚為了省麻煩，在找學者顧問時，從一開始就會找一些傾向支持官方立場的人。這樣官僚就不用花時間處理反對意見。這種草率簡化業務的結果，平均月加班時數還是高達100小時。

學者能成為政府顧問，當然會很高興。有不少學者為了保住顧問的頭銜，會努力迎合官僚。結果官僚就聽不到多方面的專業意見，視野變得狹隘。沒有防疫知識的政治家聽這些沒有防疫知識的一言堂官僚的意見來防疫，結果當然非常糟。由於這次政府本身專業不足，所以那些靠抄政府機關新聞稿維生的傳統媒體的報導品質當然也不怎麼樣。

民主法治國家的行政基礎是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由民意產生。日本的官僚疲弊的本質是法律制度不符時宜造成行政機能不全。日本國民平常不關心政治，選舉時投票也不積極，讓一群月加班時數已經超過100小時的外行人處理防疫工作，這種結果也只是剛好而已。

其實日本的防疫鬆散，在武漢肺炎之前就已經有跡象。

2018年中國爆發非洲豬瘟時，日本的農林水產省有開設疫情專頁，也有在機場張貼告示。但是日本民眾大多不知道鄰國發生了非洲豬瘟。因為日本的主要媒體的報導相當消極，似乎不希望民眾得知這方面的消息。同一年，日本發生古典豬瘟時，日本媒體就報導相當積極，和非洲豬瘟的報導態度形成強烈的對比。日本媒體消極處理非洲豬瘟的資訊，可能是農林水產省不希望媒體積極報導，也可能是媒體本身有什麼原因不想報導。外部人無法得知真相。防疫的基礎是全民教育，日本的媒體不希望民眾得知非洲豬瘟的消息，一般日本民眾也沒有這方面的危機意識，這就是防疫機能不全。

這次武漢肺炎的防疫，日本國會在1月28日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翌日，有媒體專訪了一名曾經在WHO及日本國立感染症研究所任職、而且參加過流感防疫工作的醫師學者。這名醫師學者的意見非常樂觀，認為WHO沒有發布緊急宣言非常妥當，甚至認為日本國會不該急著把武漢肺炎列為指定感染症。這名醫師學者還上了電視為厚生勞働省的政策辯護，顯然受到官方信任。用樂觀論安撫民眾或許是出於善意，但是樂觀論如果沒有明確的立論根據，實質上就形同個人膚淺的感覺，民眾還是會不安。

其實在日本的網路上也不難發現其他盲信WHO的意見的醫師。而且盲信的理由是「因為沒有明確的證據顯示WHO和中國有利益關係，所以願意相信WHO」，實質上是醫師放棄了自己的專業，科學判斷完全變質成「個人信仰」。這樣的人在日本似乎並不少。

相較之下，日本感染症學會的態度就比較慎重。日本感染症學會發表的聲明，是根據現實狀況告知民眾武漢肺炎的現狀，然後說明今後可能發生的狀況，以及民眾該留意的地方。和厚生勞働省搖擺的姿勢相當不同。

日本罹患武漢肺炎的人數增加後，民眾開始緊張，樂觀論者的聲音變小了，國會議員終於開始了解事態重大，而日本政府的防疫工作也開始修正。本來肺炎篩檢工作是由國立感染症研究所負責，一天只能篩檢幾百件。這個背景是厚生勞働省當初錯估形勢外加想要顯示自己部門的價值，所以就把篩檢工作包給自己的直屬機關。今後肺炎篩檢會委託給外部，檢驗效率會大幅提升。日本要根除武漢肺炎並不容易，但是這次的失敗經驗多少會讓日本政府重新思考國家的防疫機制。

至於行政體系疲弊，已經是多年的問題。由於近年來日本的工作觀改變，大家開始重視私人生活。有些中堅官僚覺得留在中央官界賣肝得不到成就感，過得也不快樂，於是就辭職改行。年輕的官僚則有透過網路告知世人日本的行政深刻疲弊的問題，以及他們的無力感。如果日本沒有改革行政人力體系，日本的官界會面臨人才流失的問題。

以前在日本讀大學時，班上的日本人同學曾經問我：在日本有遇過什麼文化衝擊嗎？

這個問題讓我一時不知道該怎麼回答。因為我到日本留學時並沒有覺得不適應，而且我在留學之前做過很多功課。每天看日本台的節目、也有看日本的雜誌、漫畫、動畫，也有玩日本的電玩等。而且這些事在留學前已經做了很多年了。我還曾經一個人到日本自助旅行過。

日本同學的問題讓我困惑，不過這個問題讓我稍微了解日本人的狀況：他們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日本。也不太了解外國人。

從別人的狀況也可以了解的自己。我自己以前在台灣讀大學時，也不知道外國人怎麼看台灣，也不了解班上的僑生。所以我沒有資格批評日本的學生。

日本同學問我這個問題，是為了製作資料。他想在資料中加一點趣味性，所以就來訪問留學生的我。我雖然一時答不出來，不過為了不讓他空手而歸，我馬上開始思考怎麼給他「梗」。

我當然可以隨便編一些假答案應付對方，但是如果日本同學信以為真，會影響到今後他們對外國人的觀感，甚至可能會影響到我日後的人際關係發展。這種牽涉到信用問題的事情，我不敢亂來。

結果我想到的答案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這個答案或許不算有趣，但是這是誠實的回答。

從對話氣氛中，我可以隱約感覺到我的回答和日本同學的期待有一段落差。不過至少我讓他有「梗」可以用了。

或許那位同學當初期待我會講出「不敢吃生魚片」、「不敢吃納豆」、「不敢去公共澡堂」、「進入室內不知道要脫鞋」之類的答案。這些「日本人期待的答案」也不是我隨便說的。我後來遇過的一些日本人真的覺得外國人「應該要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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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在電視、漫畫、雜誌、電玩看過不少日本人的名字。剛開始，我覺得日本人的名字有點古怪，但是至少是我看得懂的文字。看久了之後也就習慣了。後來學了日文之後，才知道日本人的名字的「字」雖然不難，但是「音」卻不單純。

我剛到日本留學時，接觸的日本人就只是語言學校的老師。語言學校的老師在自我介紹時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所以我不會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但是當我進入日本的大學後，狀況就不同了。在大學裡，老師和班上同學在自我介紹時，大多不會把名字寫在黑板上。如果手邊沒有名單資料，自我介紹就是考驗日語聽力的時刻。大部分的日本人的姓都不是我以前用的日語教材中出現過的「田中」或「木村」，所以聽日本人介紹名字時，實質上是在聽一段陌生的音節組合。這和聽意義不明的咒文的感覺差不多。而且每個人都只念一次而已，不會複誦。而且他們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儘管每次在這種場合我都會做筆記，但是「那一小段特異的聲音」往往超越了我的大腦的語言處理能力。

其實記外國人的名字本來就不容易，因為外國人的名字背後有外國的語言文化背景，不能用我自己的母語感覺思考。只是我在進入日本的大學之之前，遇到的日本人不多，看到的日本人的名字也都是我認識的字，所以完全沒有「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但是實際開始很多日本人相處時，「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感覺就變得非常強烈。

一開始，我以為是自己日語功力不足，再加上聽過的人名不多，所以不習慣。不過在日本住了超過十年，而且從各種管道見識過很多日本人的名字之後，我還是覺得「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

我在參加一些講習會時，常常有小組討論的場面。小組討論時，成員要先自我介紹，我在這些場面還是很難記住同組的人的名字。因為大家在自我介紹時，名字只會講一次，而且大家的語氣平淡，不會刻意把名字「說清楚」，也不會告訴大家名字怎麼寫。每次我想做筆記，「名字」的那一段「陌生的聲音組合」就是很難辨識清楚。

後來我向日本友人談到這個問題。日本友人告訴我：同樣的狀況下日本人也記不住其他日本人的名字。普通人本來就很難記得住「只聽過一次的專有名詞」。更何況日本有很多稀少姓氏，這些人在自我介紹時如果只是草草帶過，其他人根本不可能記得住。

現在日本的很多講習會都會安排小組討論的時間。每次去參加這種講習會時，我都會隱約感受到日本人很討厭這種要發表意見的小組討論活動。由於大家心裡頭有排斥感，所以自我介紹就流於形式。大家可能從一開始就不期待或是不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只有我太認真，才會太在意這種問題。

日本人如果真的希望別人記住自己的名字，會拿出名片。名片恐怕是「日本人的名字很難記」的前提下的社交救濟手段。

以前，我曾經在網路上看到有人宣稱可以從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

當時的我已經在日本生活，而且在我的經驗中，憑外表分辨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韓國人並不容易。所以我對這種說法多少抱持懷疑的態度。

後來我到觀光服務檯工作，工作時要統計到服務檯諮詢的遊客人數，還要區分日本人、華人、韓國人、東南亞人、歐美人等。結果分辨遊客是哪裡人，就變成我的職場的必須業務。

日本人來觀光服務檯一定是用日語問問題，來日本旅遊的外國人大多會拖著行李箱，所以判定日本人和非日本人並不難。東南亞人和歐美人的外表和東亞人的差異比較大，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但是真有可能從外表分辨出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嗎？

如果把外表侷限在容貌的話，頂多只能粗略分辨某些特徵特別明顯的例子而已。實際上我在工作時，不能只憑容貌判斷遊客從哪裡來。容貌只能當推論的起點。開始推論後，還要和對方對話，聽對方的口音才有可能得到結論。當然，結論也不可能100%正確。但是多方面綜合判斷的精度遠高於只看外表。有時候我還要直接向遊客確認對方從哪裡來。

剛開始，來觀光服務檯諮詢的外國遊客大多是用英文問問題，少部分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會用日文問問題。我就是從遊客的英文和日文口音來判斷對方是台灣人、中國人、韓國人。有時候會遇到英文發音很漂亮，但是卻是亞洲面孔的人，這時候我就會詢問對方是從哪裡來。有時候對方是香港或新加坡人，也有不少是歐美國家的亞裔人。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第一個留意到有明顯外表特徵的東亞遊客是韓國女生。韓國女生的皮膚非常白，然後會塗鮮紅色的口紅。由於台灣人、日本人、中國人、香港人比較不會這樣化妝，所以當我看到皮膚很白，嘴唇很紅，而且拖著行李箱的女生，就會推論對方可能是韓國人。不過這只是韓國女生比較常見的特徵而已，並不是所有韓國女生都這樣。其實我在日本也看過韓國式化妝的日本女生，只是沒有那麼常見。

韓國女生的另一個比較明顯的特徵是穿著相當時髦。時髦到不像是來旅行的人。事實上，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指出，亞洲國家的遊客當中，對日本文化最不感興趣的就是韓國人。從這裡可以推論韓國遊客到日本的主要目的不是為了體驗文化，而是逛街。韓國女生的打扮時髦，正好反映了這個現象。在服裝特徵上，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戴棒球帽，也有不少韓國女生喜歡穿闊腿褲，還有一些韓國女生會穿短裙然後外面披一件大衣。

除了韓國女生以外，中國女生的穿著也多半相當時髦。兩者最大的差異就是韓國女生的化妝特徵非常明顯，中國女生的服裝則比較花俏，而且穿裙子的比較多。日本政府的觀光統計中，中國遊客對日本文化也不感興趣。中國女生穿著時髦，恐怕也是因為她們是想到主要景點打卡，然後購物。當然，也可能是旅行經驗不多，所以穿的服裝不適合旅行。

至於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女生的穿著，大多都是適合戶外活動的服裝。從服裝可以看出，到日本的台灣、香港、東南亞、歐美的遊客顯然比較習慣旅行。在這些族群當中，喜歡穿粉紅色系的衣服的多半是台灣人，喜歡穿顯露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的多半是東南亞人。

我本來對遊客服裝並沒有特別感興趣，不過我的職場同事都是女的，上班時會和我聊衣服的事情。在聊衣服的話題時，由於男性遊客的服裝比較沒有非常明顯的特徵，所以話題焦點就落在女性遊客的服裝上。

那麼日本人的服裝呢？

有些台灣人可能覺得日本女生很時髦，其實日本女生的穿著意外地「普通」。由於我的工作地點不是走在流行前端的地區，所以來觀光的日本人大多不會穿得太時髦。穿得比較時髦的日本人都是一些偶然路過的人。而且服裝的花俏程度不如韓國或中國的女生。有不少韓國和中國的女性遊客會穿短裙，日本女生會穿短裙的大多限於少數路過的高中生和大學生。一般日本女生大多穿一些比較寬鬆的服裝，顏色大多是樸素的黑色、灰色、白色。這些服裝大多不是名牌，不過有經過搭配。除了觀光服務檯，我自己搭飛機回台灣時看到的赴台旅遊的日本女性的服裝也幾乎都相當內歛而不花俏。所以在台灣的街頭如果看到服裝相當時髦花俏卻又不是台灣人的東亞女性，對方是韓國人或中國人的可能性恐怕遠高於日本人。

我的同事告訴我，大部分的日本女性在選購衣服時，會選寬鬆的服裝，目的是不讓腰部和腿部的曲線外露。當她們看到東南亞的女性觀光客穿著凸顯腰部以下曲線的緊身褲時，會覺得這些東南亞女性非常大膽而且非常有自信。事實上，這幾年我看的一些日本的購物型錄或是電視購物頻道的女裝，大部分的賣點就是隱藏腰的位置，同時讓腿看起來比較修長。

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有時候還可以直接體感流行的動態。例如2017年年初，有同事告訴我最近常常看到一種藍白紅的三色背包。結果那一天上班時，真的有好幾個路人背著那款背包。查了一下，才知道那種背包的牌子是「阿捏囉」。當我們開始留意到「阿捏囉」時，日本在賣這種背包的店還不多，不過幾個月後，東京很多店都看得到這種背包，而且款式也不只藍白紅了。再過一陣子，連一般超市的服飾區都開始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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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觀光服務檯要統計華人、韓國人、歐美人、東南亞人。根據這幾年的實際經驗，來服務檯諮詢的外國人是華人、歐美人、東南亞人三足鼎立。韓國人最少。華人當中，台灣人最多，其次是香港人和中國人。觀光服務檯的主管單位並不要求我們區分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其實就算想區分，也沒有能力實施。因為服務檯能分得出台灣人、香港人、中國人的只有我而已。我的同事當中雖然有人懂中文，但是沒有能力分辨口音。工作時，如果我沒有特別告訴同事哪個遊客是台灣人、哪個遊客是中國人，她們可能會把所有講中文的遊客當成中國人。其實來觀光服務檯的講中文的遊客當中，中國人最少。

我在日本認識不少懂中文的日本人，當中也有不少中文表達能力相當高的人，但是我還沒有遇過能分辨台灣、香港、中國口音的人，而且大部分的人都不知道台灣和中國的用詞差異。這就是懂中文的日本人的現狀。

到日本旅遊的中國人和韓國人雖然多，但是多半不會來觀光服務檯索取資料，這也反映了這兩個國家的遊客對日本當地的文化比較不感興趣。中國遊客和韓國遊客最大的差異是中國遊客非常喜歡購物，韓國遊客在日本的消費額則是所有外國觀光客中最低的。2019年下半年，由於日韓關係不佳，我自己明顯感受到韓國遊客減少。同一時期，香港遊客也明顯減少，這可能和香港的反送中運動有關。不過11月開始，香港人遊客又開始增加了。

我剛在觀光服務檯工作時，發現有不少外國遊客不敢來問問題。原因是這些遊客不會講日文，又不確定服務檯人員能否用英文溝通。後來我加了中文和英文標示後，狀況就有明顯改善。其中，台灣遊客大多是用中文問問題，其他國家的遊客則是用英文問問題。

中國遊客雖然會講中文，但是大部分來服務檯問問題的中國遊客劈頭就是講英文。我向這些中國遊客確認後，才知道他們用英文問問題，是因為他們根本沒有看說明標示，就只是憑直覺來試試能不能溝通。

中國遊客不看說明標示，並不是觀光服務檯特有的現象。我有一名友人在日本管理民宿，專門做華人生意。友人花了很多心思製作了精美的住宿說明書、實用的日本生活及觀光景點資訊等，放在房間裡供住宿客參考。但是很多中國住宿客還是會特地花時間把友人叫出來問一堆房間資料裡早就寫得清清楚楚的問題。也就是說，中國住宿客根本沒看友人製作的資料。他們不看資料，可能是旅行經驗不足，不知道旅遊住宿時房間常常會擺放相關資料。當然，也可能是他們從小到大日常生活周遭的各種文字標示沒有實質意義，看了也是白看，結果很多人就養成了不看說明標示的習慣。

2019年，日本舉辦了世界盃橄欖球賽。世界盃橄欖球賽每四年舉辦一次，這一次是第九屆。

日本有一定的橄欖球運動人口。一些古早的日本漫畫在描寫校園生活百態時，學校操場上往往少不了橄欖球隊的隊員。日本的橄欖球實力在世界上雖然不是頂尖，但是從第一屆到第九屆世界盃，日本從來沒有缺席過。儘管如此，橄欖球在現在的日本不能算主流運動，媒體的能見度也不高。日本在2009年爭取到2019年世界盃橄欖球賽的主辦權時，一般日本民眾並不關心，甚至不知道有這回事。當時大家比較關注東京能不能獲得2016年的奧運主辦權。

日本得到2019年世界盃橄欖球賽主辦權後，帶動了新國立競技場的建設計畫。當時日本的橄欖球界就提案蓋新的國立競技場來當作2019年世界盃的主會場。不過新國立競技場的話題卻被奧運帶走了。很多民眾以為新國立競技場是為了2020年奧運而建。之後又發生了新國立競技場設計風格太強烈以及建設費過高的問題，不少民眾還以為這是籌備奧運的失態。後來新國立競技場在混亂當中重新設計，真正有苦難言的是橄欖球界。因為新國立競技場當初是為了世界盃橄欖球賽而建，但是計畫卻因為奧運問題而被打亂，而且多數日本民眾依然不關心橄欖球。

一直到2015年英格蘭主辦世界盃橄欖球賽時，日本的媒體才開始比較積極地報導橄欖球的話題。當時日本在世界盃贏了三場比賽，而且還贏了強悍的南非，算是非常大的進步。這時候，日本民眾才開始關心這個能見度不太高的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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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橄欖球運動並不熟悉，也不太了解規則的細節部分，不過以前在電視上看歐洲的橄欖球賽轉播時，還是看得熱血沸騰，所以我對這項運動的印象還不錯。但是也僅止於印象而已。我雖然知道日本要辦世界盃橄欖球賽，但是當初也沒有特別關心。不過後來我得知世界盃橄欖球賽要招募活動志工後，就開始心動了。因為我還蠻喜歡從事志工活動。特別是「世界盃」級的志工活動是非常難得的經驗，一輩子可能就只有這一次機會。

日本的世界盃橄欖球賽當初預定要招募10000名活動志工。不過報名人數出乎意料地多，將近有38000人應徵，破了上一屆英格蘭的紀錄，結果大會決定錄用13000人。很幸運地，我錄取了。

活動志工有分好幾個部門。我的部門是負責在機場和主要車站提供球迷及遊客交通和觀光資訊。對我而言，這是求之不得的機會。因為這讓我有機會熟悉機場和主要車站一帶的地理環境，而且還能光明正大免費地和外國人做英語會話實習。當初我在申請活動時，大膽地選了「希望參加16天以上」，實質上是把我工作以外所有的時間都貢獻給大會。不過最後大會只分配給我5天而已。這可能是志工人數比當初預期多，結果大部分的人只能分配到最低天數的5天。

我活動的5天當中，兩天在羽田機場第一航廈，3天在新宿車站的京王新線閘門外。這次世界盃，有很多外國球迷來日本，而且有不少球迷是富裕階層，攜家帶眷到日本各地觀戰兼旅遊。羽田機場第一航廈是球迷到地方都市觀戰的交通樞紐，新宿車站的京王新線閘門外則是遊客在新宿地下街轉車的要衝。這兩個地方算是我的部門的黃金地段。雖然我的活動天數只有5天，但是這5天都被派到黃金地段活動，相當幸運。

我每年都有機會用到羽田機場，幾乎每個月都有機會到新宿車站，不過我沒有太多時間去細細品味這兩個地方。橄欖球賽的志工活動正好讓我有機會去仔細探索這兩個交通設施的地理環境。當然，在活動過程中，我也確實如願練習到英文。在新宿車站活動時，偶爾會遇到講中文的遊客。在13000人的橄欖球志工當中，我並不是唯一會講中文的人，但是我在新宿車站活動時，只有我會講中文而已。所以其他志工遇到講中文的遊客時，就會找我來對應。這短短的零星的5天，我過得相當充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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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日本的世界盃橄欖球賽志工，每個人都有專用的活動裝備。包括識別證、服裝、背包、水壺等。另外還有一張可以儲值購物的萬事達預付卡，算是志工的特別紀念品。

橄欖球志工參加活動時的交通費要自掏腰包，不過每個人每次可以領到一張內含1000日圓的萬事達預付卡，算是餐點費。這種內含1000日元的萬事達預付卡不能儲值，1000日元用完，卡片就變成紀念用的裝飾品。由於大部分的店家很少有整數價格的商品，而且用預付卡消費大多不能和現金並用，所以要把卡中的1000日元完全用光並不容易。很多志工是回家後把卡片裡面的1000日元轉成阿馬松的電子禮券。

橄欖球志工的裝備（一部分）。橄欖球志工活動用的服裝及背包等的設計都相當美觀。

由於志工的裝備是非賣品，而且設計美觀，所以在大會期間，網路上就已經有人高價拍賣志工的裝備。帽子、短袖和長袖的POLO衫、夾克、背包等，全部加起來有可能賣到10萬日元。儘管大會明文禁止志工轉賣裝備，而且志工用的POLO衫和夾克都有防偽序號，不過還是防不了轉賣問題。全日本的橄欖球志工多達13000人，母群體太大必然會出現有脫序行為的人。

我遇到的志工當中，有些人得知轉賣問題時，態度相當豁達，認為自己能穿這麼高價的服裝，非常榮幸。不過也有一些人對轉賣行為感到義憤，認為主辦單位應該揪出這些轉賣的人，然後嚴懲。

其實，轉賣行為未必是惡質行為。這個世界上很多特定物品的收藏家就是花錢取得收藏品。當然，大會禁止志工轉賣裝備也有大會的考量。志工的裝備是用大會預算買的，志工高價轉賣裝備形同利用大會資源圖利自己，這樣會傷害到大會的形象。13000名志工的裝備並不是稀少物品。但是當大部分的人都遵守規則，只有極少數人轉賣時，會讓志工的裝備變成稀少流通物品，反而會提高轉賣利益。如果要嚴格杜絕轉賣行為，大會必須要付出非常大的防弊成本。現在日本有很多制度就是用極大的成本去抑制損失不算大的弊端。這一類防弊制度沒有生產性，不但會消耗日本社會的體力，實質上也無法完全杜絕弊端。能否安撫正義魔人也是個問題。

我自己相當珍惜自己的志工活動裝備，也不會想賣掉那些裝備。不過轉賣問題讓我有機會去思考自己身邊物品的價值意義。雖然志工的制服設計美觀，但是今後我不太可能穿著那些衣服走在日本的街上。志工用的背包雖然品質好、容量大，而且設計也不錯，不過由於生活形態的關係，我也不太可能用到那個背包。結果志工裝備實質上完全變成個人回憶下的紀念品。我無法讓這些裝備繼續發揮實用價值，恐怕也算是一種浪費。如果有一天我不在這個世上，這些個人回憶的紀念品都會變成垃圾。沒有轉賣裝備的志工都會面對這個現實。從這個角度來看，轉賣裝備的人至少把裝備提供給需要的人。

◆◆◆

對日本而言，主辦世界盃橄欖球賽算是主辦奧運的預習。因為兩個大會的規模都相當大，而且都有龐大的志工組織。我自己明顯感受到負責支援志工的橄欖球組織委員會工作人員在摸索及反省自己的做事方式。這些經驗就是今後支援奧運志工活動的基礎。

日本的世界盃橄欖球賽結束後，世界橄欖球總會相當高興。因為日本把世界盃辦得相當出色，讓世界橄欖球總會驚豔。本來不太關心橄欖球的日本民眾大多也對這場大會抱持非常好的印象。這是當初橄欖球界的新國立競技場世界盃計畫落空時，沒有人能想像的事情。現在的日本在準備東京奧運時，也遇到了很多挫折，不過從橄欖球的經驗來看，就算準備過程不順利，大會還是有可能辦得出色。

我在日本用過兩個皮夾。兩個皮夾都不是我買的。皮夾一號是以前我的台灣的老闆在我離職時送給我的。皮夾二號則是日本友人送給我的。

以前我在台灣選購皮夾的條件是能放鈔票、零錢，然後能放多張證件，而且能完全放進牛仔褲後面的口袋。以前符合這些條件的皮夾意外地少，男性用的短皮夾多半沒有放零錢的地方。好不容易找到符合條件的皮夾，用不了多久，放零錢的地方就會開始劣化。

我到日本生活後，開始用台灣老闆送我的皮夾一號。皮夾一號只能放證件和鈔票，不能放零錢。但是我馬上就適應了。把零錢放褲子的口袋，我也不覺得有什麼不便。而且少了零錢的皮夾變輕、變薄，用起來反而比較順手。

在日本住久了，隨身攜帶的卡片就越來越多。外國人登錄證、學生證、大學生協會員卡、提款卡、駕照、社區圖書館閱覽卡、西瓜卡、交通磁卡、學生月票、各個店家的集點卡或會員卡、各家診所的掛號卡等。皮夾裡塞了十幾張卡片。而且多數的卡片都有一點厚度，結果皮夾一號就被大量的卡片撐到變形了。

皮夾一號變形後，我就開始找新一代的皮夾。由於我有皮夾一號的使用經驗，所以我在選購皮夾二號時，不再需要「放零錢」的功能，重點是要能放多張卡片。在日本當地選購皮夾，我當然非常期待。

當時在東京買平價生活雜貨，就是去御徒町的多慶屋。不過到多慶屋一看，我發現那裡的男用短皮夾全部有摺疊的「零錢盒」設計。零錢盒雖然可以放零錢，不過這個可以摺疊的盒子會讓皮夾增加3～4層皮革外加一顆金屬扣的厚度。對隨身卡片很多的人而言，零錢盒只會擠壓皮夾放卡片的空間。而且摺疊盒子的設計老氣，讓我敬而遠之。

多慶屋不行，我又到東急手創館。東急手創館賣的皮夾雖然比較有型，不過價位高。而且一打開皮夾，又是累贅的零錢盒。而且沒有例外。或許真的有不少日本人喜歡用這種帶了「盒子」的皮夾，但是平價的男用短皮夾千篇一律都是這種設計，這讓我重新認識了日本人的審美感性。

　
日本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的零錢盒。這一類摺疊零錢盒打開後，多半會變成四四方方的皮盒子。這種皮夾放不了多少零錢，也不適合卡片很多的人使用。

我的日本友人得知我在找皮夾，就送了我符合我需求的皮夾。友人並不是特別去買皮夾送我，而是友人認識一名開過皮件工廠的香港人，那位香港人後來改開其他工廠，就把手邊剩下的幾個皮夾送給了我的友人。由於友人沒機會用到那些皮夾，所以就轉送給我，變成我在日本用的皮夾二號，以及專門放台灣證件和鈔票的「台灣專用皮夾」。

皮夾二號的設計比皮夾一號更單純。打開皮夾，左右兩邊各有四個可以插卡片的口袋，沒有透明的證件格，然後有兩個放鈔票的夾層。

我在用皮夾二號時，也變得比較小心。例如儘可能不讓皮夾潮溼。夏天容易出汗時，皮夾就不放褲子口袋，改放隨身的包包裡。出門跑步時，我還會特別用夾鏈袋密封皮夾。雖然我用得非常小心，不過隨著時間累積，我隨身攜帶的卡片比以前更多，最後我的皮夾二號裡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嚴重變形。

由於皮夾嚴重變形，皮革部分磨得相當薄，而且出現裂痕，所以我就開始找皮夾三號。

在物色皮夾三號時，我去過家電大賣場及大型綜合超市的雜貨專區，也去過唐吉訶德。這些平價賣場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清一色都附有零錢盒。

後來我到淺草的商店街，才發現有幾家店有賣「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但是數量種類不到全體的一成。例如某家店的男用短皮夾有二十幾種款式，「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可能只有一兩種。後來我又到淺草橋附近的批發店找皮夾，某個精品批發店的老闆告訴我：沒有零錢盒的皮夾很少見。

之後，我又去看了東急手創館和百貨公司。以前這兩個地方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都有零錢盒，不過現在已經可以找得到沒有零錢盒的皮夾了。只是沒有零錢盒的皮夾還是少數，而且價位高，一般小市民很難買得下手。

為了找皮夾三號的候補，我跑了不少地方，意外地重新認識了東京的幾個地區。

除了實體店面以外，我也在網購網站上物色過皮夾三號的候補。我搜尋過美國的阿馬松，發現美國的阿馬松賣的男用短皮夾幾乎看不到「零錢盒」。至於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等網站，九成以上的男用短皮夾都有零錢盒。這就是日本男用短皮夾的現實。而且搜尋時很難過濾掉這些商品。

好不容易找到了沒有零錢盒的皮夾，有些皮夾卡片口袋太少，放不了幾張卡片。有些則是卡片口袋太多太密，卡片的口袋會太緊，拿卡或收卡時會比較麻煩。另外，卡片過密也可能會讓卡片之間彼此磨擦。也有一些皮夾雖然沒有上述問題，但是卻印了非常幼稚的英文字。稍微用網路交叉搜尋一下照片和英文字樣，就可以確定是某國的品牌。這些皮夾的設計洗練，如果不印字，洗練的設計就是最大的優點。印上土氣十足的英文字樣，反而會把原本的洗練破壞殆盡。這就是文創實力的問題。

後來我終於找到了符合條件、便宜，而且沒有任何怪怪英文字樣的皮夾下單。下了單之後才發現貨要花將近兩個星期才會送到。我才驚覺自己訂到了某國貨。都已經買了，也就只能認了。

我訂了皮夾後，還是有在網購網站上看皮夾。我赫然發現有些賣家的商品照片顯然是我訂的皮夾，只是照片上多加了「RFID」的字樣，然後文字敘述宣稱可以防側錄。看到這個商品，讓我發出會心的一笑。原來我訂的便宜的皮夾可以變身成防側錄的高階商品！

後來我收到貨，皮夾確實符合我設的條件，而且縫製得並不差。但是實際一用，在車站進出閘門時會被卡到。表面上，這種現象似乎和某些網購商家宣傳的「RFID」的遮蔽效果有關。其實這就只是皮夾裡面多了一層底板而已。這種底板多半是用來保持大皮包底面平坦變的軟塑膠板。業者在皮夾裡加底板的原因，恐怕本來並不是為了防側錄，而是避免皮夾變形。結果加了底板的皮夾變厚，阻礙了電子感應的效果。事實上，我進出車站閘門時並不是完全刷不過，而是感應不良。這就是RFID遮蔽功能廣告的真相。

由於網購的皮夾裡加了多餘的底板，變厚又變重，質感也變糟，所以網購的便宜皮夾落選。我在淺草商店街的小攤子買的皮夾變成皮夾三號候補。

我在這次購物學到的教訓是：網購時要多留意出貨時間。因為現在日本的阿馬松、雅戶、樂天的商品，很多都不在日本境內。就算賣家資料寫的是日本名字，也不能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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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皮夾一號和二號都是因為超載而變形。特別是皮夾二號最後裝了超過二十張卡片。二十多張卡片實在太誇張，但是每張卡片確實都有機會用到，這就是在日本生活的現實。要讓新皮夾不超載，比較實際的方法就是實施雙皮夾制度。正皮夾用來放鈔票、證件、信用卡、提款卡，以及少數精選的重要會員卡和集點卡。剩下的會員卡和集點卡則放在副皮夾裡。不過要找一個專門用來放卡片，而且卡片要好拿好收、而且輕便、小巧、耐用的皮夾，相當不容易。在日本，有很多人在網路上詢問怎麼整理過多隨身卡片，這代表很多人有和我一樣的煩惱。可惜大部分的日本業者太不爭氣，沒有做出符合消費者期待的商品。

現在日本的消費稅升到10%，而且日本政府也在設法推動非現金支付。消費稅變成10%，會減少1日元和5日元硬幣的流通量。非現金支付也會幫不喜歡用零錢的人省下麻煩。今後的日本使用零錢的機會只會變少。但是現在日本市販的平價男用短皮夾幾乎全部都有累贅又不美觀的零錢盒。想要沒有零錢盒的皮夾的人，只能去高價位的店家或是在網路上向從不明國家進口商品的網路賣家購買。

有不少日本人批判日本的製造業並不是根據消費者需求來生產商品，而是生產自我感覺良好的商品後再設法強迫消費者購買。大部分的日本小市民到平價賣場只買得到帶有零錢盒的男用短皮夾，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到國外生活，必須要用當地語文可以表達的名字。例如到英語圈的國家生活，就必須用到英文字的名字。日本是使用漢字的國家，所以有中文名字的人到日本生活時，還是可以使用自己本來的名字。只是名字的讀音必須要調整成日語的讀法。

我剛開始學日文的時候，就很好奇自己的名字用日語該怎麼讀。當時是網際網路的黎明期，網路上的資訊非常少，所以我只能去圖書館或書店翻日文字典。一翻字典，就發現日文漢字的讀音不只一種。當時的我因為知識不足，所以只能「憑感覺」來選讀音。

自學日文一段時間後，開始去上日語會話班。我去的日語會話班的老師因為上課方式的需要，有確認班上學員的姓。這時候，我從日文字典查到的自己的姓的日文讀法才終於得到了「權威認證」。日語會話班的老師雖然會用日語稱呼所有的學員，不過會話班的老師是台灣人，所以我在會話班體驗的是「台灣老師用日語稱呼我的姓」。當時我雖然有和幾個日本筆友互通e-mail，不過大家在信中並沒有特別稱呼彼此，所以我不知道現實中的日本人會怎麼稱呼我。

後來到日本自助旅行時，有和一名日本筆友見面。那位筆友一見面，就問我該怎麼稱呼。這一問，讓我啞口無言。因為我真的不知道現實中的日本人是怎麼稱呼朋友。場面有點尷尬。

後來我到日本留學，在語言學校的第一堂課，老師點名時，才確認了我的全名的正確日語讀法。在這之前，我在日本辦各種手續時在表格上填的名字讀音，是我以前翻日文字典「憑感覺」選的讀音（還好我沒有選錯音）。

日本人是用日語的「音讀」來讀華人的名字。日語的漢字「音讀」有漢音、吳音、唐音等。我是和一名從事文字工作，而且學過中文的日本筆友見面聊天後，才知道日本人原則上是用「漢音」來讀華人姓名的漢字。由於那位友人對政治、歷史、棒球有研究，所以就舉了政治人物、歷史人物、棒球選手等實例，向我說明日本人讀華人名字的方法。
（※香港的情形比較特別，日本的媒體在報導香港名人的消息時，多半是用日語來發粵語的姓和英文名字的近似音。）

我的語言學校的老師上課點名時，就是用漢音讀法來叫台灣、香港、中國的留學生的名字。班上的台灣、香港、中國的留學生們也都理所當然地接受漢音音讀的名字。

後來我進了日本的大學，和其他台灣留學生交流時，也得知大家都理所當然使用中文原名，讀音就是用日文的漢音音讀。當然，學校裡的中國留學生也都是使用中文原名配上日文的漢音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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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日本人習慣上是用漢音音讀來讀華人的名字，而且在日本生活的華人也多半接受這種習慣，但是也有例外。例如2000年時，有台灣的旅日職棒選手在球場上是用漢字姓名配上護照英文姓名的日語近似讀音。不過職棒選手在球場用的名字和藝名相當，文字和讀音有品牌形象的考量，不一定會比照一般習慣。選手下班後使用的名字，也未必和球場上的名字相同。

台灣的棒球代表隊到日本比賽時，日本媒體稱呼台灣選手的方式並沒有統一。以前亞洲職棒大賽、WBC預賽等在東京舉行時，我有到場觀戰，也有看電視轉播。日本媒體有時候是用漢音音讀來稱呼台灣選手，用字則是選手的漢字原名。不過有些比賽是把選手的英文姓名轉成的日語近似讀音，選手的姓名則是這些近似音的片假名。我在日本看棒球的經驗中，後者的狀況居多。當我看到球場的顯示幕、電視轉播字幕、網路轉播文字資料，或是大會印製的參賽球隊資料手冊上的台灣選手的姓名是怪怪的片假名，就會覺得大會和日本媒體做事太草率。

我到日本的最初幾年，使用日語漢音音讀的中文本名，完全沒有發生問題。但是我去考日本駕照時，狀況就有變。當時台日之間的駕照沒有互相承認，在台灣有駕照的人如果要取得日本駕照，要準備相關證件的翻譯文件，然後還要補考交通規則和路考。因為翻譯文件的關係，我在日本警察那裡登記的姓名文字是我的中文本名，但是讀音卻是我護照上英文姓名轉成的日語近似音。辦理駕照業務的日本警察看到我的中文姓名時，會用漢音音讀來稱呼我，但是看到登記資料時，會發現我登記的讀音不是漢音音讀。不但日本警察會迷惘，我自己也覺得不太自在。因為這形同要日本人用日語來發我護照上的英文姓名的音，實在太彆扭了。

外國人在日本生活時使用的名字該怎麼讀，每個人可能都有自己的喜好。華人基本上並不排斥日語漢音音讀，因為華人的經驗中，自己的名字在不同語言本來就會有不同的讀法。例如台灣人的名字的國語、台語、客語的讀法都不一樣，大家早就習慣了。用日語讀漢字時有日語的讀法，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不過韓國人的想法就不一樣了。現在在日本的韓國留學生的姓名讀法幾乎都是他們護照姓名拼音的近似音或韓文的近似音。日本媒體在報導韓國人的名字時，也是使用韓國人護照姓名拼音的近似音或韓文的近似音。

本來，日本媒體在報導韓國人的事情時，和華人一樣，都是用日文的漢音音讀來讀漢字名字。不過後來有韓國人覺得日本人在日本用日語漢音音讀讀韓國人的名字是侮辱韓國人，於是就告上法院。結果日本的媒體後來在報導韓國人的名字時，就改採用近似韓文原音的讀法。由於現在有些韓國人的名字不帶漢字，所以日本媒體用韓文的近似音來稱呼韓國人，可以避開「漢音音讀」的問題。

現在日本媒體在報導華人的時候，有時候也會採用近似中文原音的讀法，這可能是節目製作單位覺得「這樣比較好」，或是認為「因為韓國人喜歡這樣，所以華人也一定喜歡這樣」。不過主要媒體在報導台灣或中國的政治人物時，原則上還是依照慣例，使用漢音音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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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來，漢字圈國家的人到日本生活時，可以繼續使用自己的漢字原名。例如我剛到日本時，我的外國人登錄證上的姓名就是我的中文姓名。意思就是日本政府認同我在日本的正式姓名是我的中文原名。不過2012年7月9日，日本變更制度，廢止了外國人登錄證。外國人的身分證改成在留卡，而且在留卡上的姓名原則上要用英文記載。華人和韓國人的在留卡上雖然可以加註漢字姓名，不過這是特例通融。日本政府似乎是想用英文姓名來統一管理外國人。

兩年前，我去報名健身房時，店員就告訴我：外國人要填寫在留卡上的英文姓名。所以我寫申請表時姓名欄是填英文拼音的名字，不過讀音欄卻是寫漢字姓名的漢音音讀。目的是為了讓店員知道我該怎麼稱呼。當然，這樣子非常奇怪。

我有一個在教日文的日本友人也發現，最近幾年來日本的台灣人，名字讀音使用中文近似音的人變多了。而且比使用傳統的漢音音讀的人多。友人的印象中，這幾年來日本的華人當中，來工作的人的名字採用傳統的漢音音讀的人比較多，來學日文的人的名字使用中文近似音的人比較多。友人有一次和某個語言學校的學生交流時，發現不論是台灣人或是中國人，名字的讀音都是採用中文近似音。

從這裡可以看到華人在日本生活時使用姓名的方式開始發生變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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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語圈的國家，書寫姓名通常是「名在前、姓在後」。不過日本的外國人的在留卡上的英文姓名順序是比照日本人的「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所以到日本生活的美國人的在留卡上的姓名順序會和在美國生活時用的姓名順序不一樣。

其實日本政府在2000年12月就曾經想推動讓日本人的英文拼音姓名使用「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具體而言，就是英文文書、資料中的日本人的名字寫法不再比照英語圈的「名在前、姓在後」，而是採用日本的「姓在前、名在後」順序。例如讓日本公司的英文版網站提到的日本人名，或日本人的英文名片中的英文名字使用「姓在前、名在後」順序。不過當時推動得並不順利。2019年5月，日本政府又想推動「姓在前、名在後」的英文拼音姓名記載方式，而且想透過舉辦東京奧運來推廣這種方式。

我在日本使用的信用卡上的姓名，是英語圈的「名在前、姓在後」的順序。不過前一陣子我在辦新的信用卡時，發行公司的服務人員在電話訪談時特別問我卡上的姓名要不要採用「姓在前、名在後」的方式。我的回答是「使用預設值」。結果我收到新卡時，卡上的姓名的順序是「名在前、姓在後」。每家發卡公司的做法可能都不太一樣，不過日本的信用卡發卡公司多半會考慮日本人出國消費的問題，所以原則上是採用海外的「名在前、姓在後」的方式。這次發卡公司特別問我要不要改順序，恐怕也和日本政府的政策有關。